1951年落网特务：被调查13年的宣侠父是我杀的

时间拨回到1951年的沈阳。

那个叫佟荣功的军统特务，终于栽了。

在那个本来该让人心里发毛的审讯室里，空气却意外地没那么紧绷。

佟荣功竹筒倒豆子，聊到了1938年他在西安的那段日子。

听到这儿，负责审讯的同志耳朵竖了起来，冷不丁抛出一个名字：“宣侠父。”

紧接着，像是在聊家常一样问了一句：“当年这人，是不是折在你手里的？”

佟荣功这回倒是没藏着掖着。

他既没在那儿胡搅蛮缠，也没想编瞎话，反倒长出了一口气，像是一块石头落了地，痛痛快快地认了：“没错，人是我做的。”

末了，他又补了一句大实话：“这也怪不得别人，谁让他不安生，到处惹事，最后惹到了老头子头上！”

就这么轻飘飘的一句话，把一桩压了13年的无头公案给揭开了，同时也把国民党特务圈子里那套没人性的生存法则，赤裸裸地摆在了台面上。

好多人提起宣侠父遇害，总觉得这就是国共两党的一场摩擦。

的确，宣侠父那会儿挂着八路军西安办事处高级参谋的头衔，位置特殊。

可要知道，在当时那个还要讲“统一战线”的大环境下，想对八路军的一位高级将领下黑手，那绝对得是下了狠心的。

蒋介石怎么就敢冒这么大的风险，非要置宣侠父于死地？

这一枪背后的梁子，其实早在十四年前就结得死死的了。

这事儿得从1924年那会儿唠起。

那一年，宣侠父考进了黄埔军校，成了第一期的学员。

在那个风起云涌的当口，黄埔一期生在蒋介石眼里，那就是“天子门生”，是他往后抓权力的老底子。

按说，只要跨进了这个门槛，乖乖听招呼，以后的官运那是不用愁的。

可宣侠父这人是个另类。

入学那年他都25岁了，在一期那帮学生娃里岁数最大，也是最“不服管”的一个。

当时军校里立了个规矩：各个小组的组长，得由校长蒋介石直接指派。

换了别的学员，校长让谁干就谁干，军令如山嘛。

甚至对不少人来说，能被校长点名，那简直是祖坟冒青烟的好事。

偏偏宣侠父心里有另一杆秤。

他觉得既然咱们这是革命军校，那就得讲个民主。

于是，他干了一件让大伙儿都惊掉下巴的事——给蒋介石递了个报告。

报告里的话很直白：校长您直接指定组长，这不符合党的章程，请您收回成命，咱们还是按老规矩，让大伙儿投票选。

这封信一递上去，蒋介石的火气腾地一下就上来了。

对蒋介石来说，他要的哪是什么民主，他要的是绝对的听话。

他把宣侠父叫到了办公室，摆了两条路：要么把报告拿回去，这事儿我不追究；要么你一条道走到黑，后果自己掂量。

这其实就是个台阶。

只要宣侠父稍微低个头，这页也就翻过去了。

谁知道宣侠父愣是没借坡下驴。

他回了一句硬邦邦的话：“这种选举不民主，我有权利提意见，至于您听不听，那是您的事儿！”

结果没有任何悬念。

蒋介石下令把他关起来，限他三天写悔过书。

宣侠父硬是咬紧牙关，一个字不写。

最后，蒋介石大笔一挥，开除学籍。

就这样，宣侠父成了黄埔军校历史上，头一个被开除的学生。

从那时候起，这两个人就算是彻底不对付了。

在蒋介石看来，这个学生不光是“异己”，更是敢挑战他权威的“刺头”。

一转眼，日子到了1937年。

宣侠父顶着八路军高级参议的头衔回到了西安，帮着周恩来搞统战工作。

这会儿的宣侠父，那个“爱挑刺”的脾气是一点没变。

这些情况被整理成一份份黑材料，源源不断地送到了蒋介石的案头。

旧账未了又添新仇，蒋介石心里的那杆秤，终于彻底失衡了。

蒋介石特意嘱咐了两条：第一，必须得悄悄干，不能搞出政治乱子；第二，手脚一定要干净。

李翰廷挑了三个顶尖的杀手：佟荣功、李俊良、丁善庆。

这三个人，那是吃特务这碗饭的行家，全是“专业户”。

你们动手的时候，千万别让人撞见！”

令是下了，可真要干起来，没那么容易。

宣侠父毕竟是八路军的高级将领，平时出门都有专车，警惕性高得很。

三个特务在他住处附近蹲了十来天，硬是没找着下手的空档。

换了一般的杀手，可能早就在那儿抓耳挠腮了。

但这三个人沉得住气，他们在等一个漏洞。

1938年7月31日，这个漏洞终于露出来了。

那天下午，可能是因为手头事儿太多，也可能是觉得路不远，宣侠父没坐那个专车，而是骑了辆自行车去的办事处。

等他忙完公事，骑车往回走，路过一条没人的巷子时，蹲了半天的特务动了。

佟荣功、李俊良、丁善庆三个人猛地窜了出来。

两个特务一左一右，瞬间把宣侠父硬生生拖进了一辆早停在那儿的汽车。

佟荣功负责善后——他推走了那辆自行车，好制造一种人失踪了的假象。

在车上，宣侠父还是那副军人的硬骨头。

他大声喝问：“我是八路军办事处的，你们想干什么！”

在他想来，亮出招牌或许能让对方掂量掂量。

可惜，他低估了这帮人的底线。

特务冷笑了一声：“知道你是八路军办事处的，蒋主任请你去聊两句！”

一听是“蒋主任”的意思，宣侠父心里跟明镜似的，这哪是什么绑票，这就是政治清洗。

汽车疯了一样往前开，最后停在了西安别动队的一个篮球场里。

没有什么审问，也没那么多废话。

刚一下车，李俊良掏出枪就扣动了扳机。

砰砰砰，连着响了七声。

宣侠父倒在了血泊里。

紧接着，尸体被扔进了一口枯井，特务们手脚麻利地填土埋了。

一代抗日名将，就这么悄无声息地没了。

人是没了，可这事儿没完。

宣侠父不见了，八路军把西安城翻了个底朝天，最后断定肯定是特务干的。

但他心里明白，光靠嘴硬是混不过去的。

这出戏下了血本，把商县县长、第一师师长谢辅三，还有那几个杀人凶手全给折腾起来了。

剧本编得挺“花哨”：两个警察假扮成宣侠父和另一个“重犯”，四个特务负责押送，一帮人从西安出发往汉口走。

走到商县的时候，按剧本写的，那两个“犯人”跑了。

紧接着，四个特务跑去找商县县长，嚷嚷着要全城抓人。

为了让更多人知道“宣侠父跑了”，县长又把特务领到了第一师师长谢辅三那儿。

等这几个特务被“押”回西安，立马就被悄悄放了。

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逻辑算是圆上了：宣侠父是被抓了，但是在押送路上自己跑了，跟我们西安行营没关系，人更不是我们杀的。

这出戏演得可以说是滴水不漏。

在那阵子，国民党确实靠这个幌子把事儿给糊弄过去了。

可俗话说的“百密一疏”，这出完美的掩盖大戏，最后竟然栽在了一个最俗气的字上：钱。

杀了宣侠父，上面发下来一笔厚实的奖金。

按道上的规矩，这钱得大家伙平分。

特别是佟荣功、李俊良这几个动手的，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干的活，理应拿大头。

可谁知道，他们的头儿徐一觉，起了贪心。

徐一觉一个人，硬生生把一半的奖金揣进了自己腰包。

这一下，底下的人炸了锅。

这笔账在特务们心里是这么算的：大家一起拼命干脏活，你坐在办公室里动动嘴皮子，凭什么拿走一半？

怨气在内部越积越深。

终于有一天，有个特务发牢骚的时候，嘴没把门的，把“刺杀宣侠父”这事儿给抖落出来了。

巧的是，这几句牢骚话，被潜伏在军统内部的我党地下工作人员听了个正着。

情报立马送了出去。

真相大白。

当铁一样的证据拍在桌面上，要求南京那边严惩凶手时，蒋介石知道，再演下去那就是自取其辱了。

他索性撕破了脸皮，承认了：“是我下令杀害宣侠父的，我们之间那是老恩怨了！”

你看，哪怕到了最后一步，蒋介石还是把这事儿归结为“私人恩怨”。

回过头来看整个事儿，你会发现一个让人唏嘘的对比。

宣侠父之所以死，是因为他在黄埔的时候就坚持“民主选举”，在西安的时候坚持“统战利益”，他到死都信奉规则和正义。

而杀害他的那台庞大机器，从上到下，信奉的却是另一套逻辑：

蒋介石为了面子和权威，能杀掉最优秀的学生；

徐一觉为了半笔奖金，能把核心机密当儿戏；

而像佟荣功这样的人，为了钱和命令，能毫不犹豫地朝同胞开黑枪。

1951年，当佟荣功在审讯室里轻松地承认“惹到了总裁”时，他可能压根没意识到，这句话恰恰道出了国民党垮台的根本原因。

那根本不是一个政党，那是一个被私利、恩怨和贪婪层层包裹的利益团伙。

在这样的团伙里，连最机密的暗杀行动，最后都会毁在分赃不均上。

这样的组织，不输那才叫见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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