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我考上军校后探亲，没穿军装被女友误会我退伍，第二天就送

2019年秋天，我坐在老同学聚会的包间里，看着满屋子熟悉又陌生的面孔。

我叫林远征，五十二岁，北方人。现在是国防大学的一名军事理论教员，上校军衔。这次聚会是高中毕业三十五周年，组织者是我们当年的班长刘建军，现在在市里当副局长。

“远征！林远征！”

刘建军端着酒杯走过来，用力拍我的肩膀。他发福得厉害，肚子把衬衫撑得紧绷，头发稀疏得能看见头皮。

“多少年没见了？得有十年了吧？”他嗓门大，引得周围同学都看过来。

“十一年。”我说。

“还是这么精确！”刘建军哈哈大笑，“军人作风不改啊！听说你现在是教授了？厉害！”

我笑了笑，没说话。包厢里烟雾缭绕，二十几个老同学分成了几堆，各自聊着天。女同学们聚在一起比孩子，比孙子，比谁家孩子考上好大学。男同学们则谈生意，谈职务，谈房价。

“你们还记得苏晓雯吗？”

不知道谁说了一句，声音不大，但在那一刻，我手里的酒杯轻轻晃了一下。

“怎么不记得，班花嘛！”有人接话。

“她今天来不来？”

“好像不来，听说在国外。”

“嫁给老外了？”

“那倒没有，女儿在加拿大留学，她过去陪读。”

我放下酒杯，从口袋里摸出烟，但没点。医生让我少抽，我戒了三年，但口袋里总习惯装一包。

“远征，你跟她后来还有联系吗？”刘建军坐到我旁边，压低声音问。

我摇头。

“也是，都多少年了。”刘建军叹了口气，“不过说真的，当年你们俩可是咱们班的金童玉女。谁能想到......”

他没说完，拍了拍我的肩，起身去招呼其他同学了。

我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三十年前的那个夏天，像一部老旧电影，一帧一帧在脑海里放映。

1989年7月，我二十一岁。

那是我考上陆军指挥学院的第二年。学校在北方，我家在南方一个小县城，隔着两千多公里。按照规定，军校生第一年没有探亲假，直到第二年暑假，我才拿到那张珍贵的准假条。

火车坐了三十六个小时。硬座，人挤人，车厢里弥漫着汗味、泡面味和烟味。我几乎没合眼，但一点都不困。心里揣着一团火，烧得整个人坐立不安。

我要见苏晓雯。

我们高中毕业前确定关系，她考上省城的师范大学，我去了军校。两年里，我们通了四十七封信。她的信我都按顺序编号，收在一个铁盒里。我的津贴不多，但每个月都会挤出几块钱，给她寄点小东西——一包话梅，一条丝巾，一本诗集。

她在最后一封信里说：“远征，等你回来，我要给你一个惊喜。”

我想了一路，那个惊喜是什么。

火车到站是下午三点。我没告诉家里具体时间，想给他们一个惊喜。背着军绿色的帆布包，我几乎是跑出车站的。

县城变化不大。街道还是那条街道，梧桐树长得更茂密了。路过县电影院时，我停了一下。两年前的夏天，我和苏晓雯在这里看了最后一场电影——《红高粱》。她哭得稀里哗啦，我把手帕递给她，她没还，说留作纪念。

不知道那方手帕她还有没有留着。

我家在农机厂家属院，一排排红砖平房。快到家时，我放慢脚步，整理了一下衣服。我没穿军装——军校有规定，非因公外出不得着军装。我穿了一件白衬衫，一条蓝裤子，都是去年离家时带的，有些短了，但洗得干净。

推开院门，母亲正在水龙头下洗菜。

她回头看见我，手里的茄子掉进水盆，溅起一片水花。

“妈。”我叫了一声。

母亲愣了几秒，然后眼圈红了。她撩起围裙擦手，快步走过来，上下打量我。

“怎么不说一声？瘦了，黑了......”她摸我的脸，手粗糙，有裂口。

“我爸呢？”

“车间里，晚上加班。”母亲拉着我进屋，“饿不饿？妈给你煮面。”

屋子里一切如旧。墙上贴着我高中时的奖状，柜子上摆着全家福。我的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被子叠成豆腐块——母亲知道我在军校养成的习惯。

我放下包，从里面拿出两盒糕点。“给，北京的。”

“花这钱干啥。”母亲嘴上说着，却小心接过盒子，看了又看。

吃了面，洗了澡，我换了身干净衣服。母亲在厨房忙活晚饭，我站在门口，犹豫着开口。

“妈，我出去一趟。”

母亲回头，眼神了然。“去找晓雯？”

我点头。

“去吧。”她笑了笑，“那姑娘常来看我，上个月还拎了罐蜂蜜，说我嗓子不好，泡水喝。”

我心里一暖。

“她在纺织厂上班，临时工，说是等你回来。”母亲低头切菜，声音很轻，“远征，人家姑娘等了你两年，你得好好对人家。”

“我知道。”

走出家门时，太阳已经偏西。夏天的风带着热气，吹在脸上黏糊糊的。纺织厂在东边，骑自行车要二十分钟。我借了邻居家的二八大杠，链条有点松，蹬起来哗啦哗啦响。

心跳得厉害。比第一次实弹射击时还快。

纺织厂门口有棵大槐树，树下总聚着等下班的人。我把自行车支在路边，站在树荫下，盯着厂门口。

五点十分，下班铃响了。

工人们涌出来，女工居多，都穿着深蓝色的工装，梳着差不多的辫子。我在人群里寻找那张熟悉的脸。

然后我看到了她。

苏晓雯推着自行车，和两个女工一起走出来。她剪了短发，比高中时长高了些，也瘦了。白色短袖衬衫，黑色长裙，在清一色的工装里格外显眼。

她正低头和同伴说话，侧脸在夕阳下镀了一层金边。

我走过去，挡在她面前。

她抬头，愣住。

时间仿佛静止了几秒。她看着我，眼睛慢慢睁大，嘴唇微微张开。

“晓雯。”我叫她。

“......远征？”

“是我。”

她的同伴识趣地先走了。我们站在路边，一时谁也没说话。两年没见，她比记忆中更漂亮，但也更陌生。我想抱她，但没敢。

“你回来了。”她说，声音很轻。

“嗯，放暑假，有一个月。”

“怎么不写信告诉我？”

“想给你惊喜。”

她笑了，但笑容有点勉强。我想问她怎么了，是不是工作太累，她却先开口。

“你......没穿军装。”

我低头看看自己——普通的白衬衫，蓝裤子，皮鞋有些旧了。

“学校规定，非因公外出不能穿。”

“哦。”她点点头，推着自行车往前走。我跟在旁边。

“什么时候到的？”

“下午。”

“家里还好吗？”

“都好。”

一路都是这种平淡的问答。我预想中的激动、喜悦，都没有发生。她低着头，盯着脚下的路，手指紧紧攥着车把。

走到岔路口，她停下来。

“我得回家了，我妈等我吃饭。”

“我送你。”

“不用，不远。”她抬头看我，眼神复杂，“你刚回来，也累了吧，早点休息。”

我想说我不累，想和她多待一会儿，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明天......”我开口。

“明天我要加班。”她说，“周末吧，周末我去找你。”

她骑上自行车，回头冲我笑了笑。那个笑容让我心安了些。也许她只是太累了，也许是我太敏感。

“周末见。”我说。

“嗯。”

她骑远了，身影消失在街角。我站在路口，直到看不见她，才转身往回走。

那晚我失眠了。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脑子里全是苏晓雯的样子。她的短发，她纤细的手腕，她看我的眼神。

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但我告诉自己，是分开太久了，需要时间重新熟悉。

第二天，我帮母亲修了漏水的房顶，又把院子里的杂草清了。父亲下班回来，我们喝了点酒。他话不多，只是反复说：“在部队好好干。”

晚上七点，有人敲门。

是邻居家的孩子，一个十来岁的男孩，手里拿着一个信封。

“林哥哥，有人让我给你的。”

“谁啊？”

“一个姐姐，短头发，骑自行车。”

我的心跳快了一拍。“她人呢？”

“给了我就走了。”

我接过信封。牛皮纸，没写名字，封得严实。我谢过男孩，关上门，回到自己房间。

坐在床边，我拆开信封。

里面只有一页信纸，蓝色横线，是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字迹很熟悉，是苏晓雯的，但写得急，有些潦草。

“远征：

见信好。

昨天见到你，我很高兴。但你变了，我也变了。两年时间，我们都和以前不一样了。

我想了一晚上，有些话还是直接说比较好。

我以为你会穿着军装回来，像电影里那样，挺拔，精神。可你穿着便服，和街上的年轻人没什么区别。我突然觉得，我等的可能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一个想象。

我妈说得对，当兵的不容易。你还有三年才毕业，毕业后去哪，做什么，都是未知数。我不想再等了，也不想让我妈再为我操心。

我们分手吧。

不要找我，也不要写信。祝你前程似锦。

晓雯

1989年7月18日”

我读了三遍。

第一遍没读懂，第二遍读懂了但不敢相信，第三遍确认了每一个字。

手在抖，信纸沙沙作响。我把它折好，又拆开，又折好。脑子里一片空白，然后涌上来的是愤怒，是不解，是荒谬。

就因为没穿军装？

就因为我没有像电影里那样“挺拔、精神”？

我等了两年，盼了两年，坐了三十六个小时硬座，就等来这封信？

我冲出门。母亲在厨房洗碗，看见我脸色，吓了一跳。

“怎么了？”

“我出去一趟。”

“这么晚去哪？”

我没回答，推了自行车就往外骑。天已经黑了，路灯昏黄，我在空荡的街道上拼命蹬车。

纺织厂家属院我知道，她家住在三楼。我扔下自行车，跑上楼，用力敲门。

开门的是她母亲，一个瘦小的中年女人，戴着眼镜。

“阿姨，我找晓雯。”

她母亲看见是我，表情有些不自然。“她不在。”

“去哪了？”

“有事出去了。”

“什么时候回来？”

“不知道。”她母亲挡在门口，没有让我进去的意思，“远征啊，你回去吧。晓雯都跟你说了吧？就这样吧，啊？”

“我要听她亲口说。”

“你这孩子......”她母亲叹了口气，“实话跟你说，晓雯相亲了，对方是工商局的，工作稳定。你也别怪她，姑娘家等不起。你在部队，将来怎么样谁说得准？”

我站在门口，像被人打了一拳。

“她在家，对吗？”我问。

“不在。”

“您让她出来，我就问一句话。”

“她不想见你。”

楼道里的声控灯灭了，一片黑暗。我站了一会儿，转身下楼。走到二楼时，听见三楼门关上的声音。

很轻，但很决绝。

那晚我在河边坐到半夜。

县城边有条小河，夏天时，我和苏晓雯常来这儿散步。她怕水，只敢在岸边走，我笑她胆小，她说要是掉下去你得救我。

我说当然，我游泳可好了。

现在河水还在流，哗啦啦的，像在嘲笑什么。

我想不通。四年感情，两年等待，就因为一次见面，我没穿那身衣服，就全完了？

也许她母亲说得对，不只是军装的问题。是现实，是前途，是看不到的未来。我一个月津贴十二块，她临时工工资不到三十。就算我毕业了，分到哪儿，挣多少，都是未知数。

她是独生女，父亲早逝，母亲多病。她需要安稳，需要保障，而这些我都给不了。

道理我都懂。

可心还是疼，像被人用钝刀子慢慢割。

天亮时，我骑车回家。母亲一夜没睡，坐在堂屋等我。

“妈。”

“回来了。”她起身去厨房，“锅里有粥，喝点。”

我坐下，埋头喝粥。粥是温的，正好入口。

“妈，”我说，“我想提前回学校。”

母亲的手顿了顿。“才回来两天。”

“学校里可能有事。”我撒谎。

她没再问，只是说：“吃了饭，再去睡会儿。”

三天后，我买了回程票。走的那天，父亲请了假，和母亲一起送我到车站。月台上人很多，吵吵嚷嚷的。

“到了来信。”父亲说。

“嗯。”

“别多想，好好学。”他拍拍我的肩，手很重。这是他能表达的最多的感情了。

母亲眼眶红了，但忍着没哭。“天冷了记得加衣服，饭要按时吃。”

火车要开了，我上车，找到座位。从车窗望出去，父母还站在原地，母亲在挥手，父亲站着不动。

火车开动，他们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看不见了。

我靠回座位，闭上眼睛。

结束了。我的第一个爱情，我以为是唯一的爱情，就这样结束了。像一场急病，来得突然，去得干脆，只留下一身疼痛。

回到军校，我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学习和训练中。

五公里越野，我跑全队第一。四百米障碍，我刷新了自己的纪录。射击考核，我打出优秀。文化课，我门门九十分以上。

队长找我谈话，说准备发展我入党。

我说谢谢队长，我会继续努力。

我没再给苏晓雯写信，她也没给我写。那个铁盒子被我塞到箱底，和旧军装放在一起。偶尔夜深人静，我会想起她，但很快就把念头压下去。

想也没用。

第三年春天，我们开始学习战术指挥。野外拉练时，我担任演习排长，带着全排完成了穿插任务。导调组评价：果断，灵活，有大局观。

毕业前夕，队长又找我。

“两个选择，”他说，“一是留校任教，二是去野战部队。你成绩突出，留校希望很大。”

我想了一夜。

野战部队苦，累，可能分到边防，可能去山沟。但那是带兵，是真刀真枪。我想去。

第二天，我交了志愿：申请赴边疆部队。

队长看了我很久，说：“确定了？边疆可不容易。”

“确定了。”

“好。”他在申请书上签了字，“是块好钢，该去最需要的地方。”

毕业典礼上，我作为优秀学员代表发言。台下坐着总部首长，军区领导，还有来观摩的部队代表。我穿着崭新的军装，肩上一杠三星，闪闪发光。

发言稿是我自己写的，没用什么华丽词藻，就说这几年的感受，说对部队的感情。讲到一半时，我忽然想起苏晓雯那句话：

“我以为你会穿着军装回来，像电影里那样，挺拔，精神。”

现在我穿着军装，挺不挺拔不知道，但至少，我配得上这身衣服了。

典礼结束，合影留念。闪光灯亮成一片，我笑着，但心里空了一块。

有些观众席，永远少了一个人。

我被分配到西北的一个边防团。

团部在县城，但我要去的连队在山上，海拔三千多米。吉普车沿着盘山路开了四个小时，最后一段路塌方，我们徒步上去。

连长是个黑瘦的中年人，姓赵，云南人，在山上待了八年。他带我熟悉环境：营房，哨所，巡逻路线。

“咱们这儿，冬天最冷零下三十度，夏天紫外线强，能晒脱皮。”他指着远处的雪山，“那边是国境线，咱们的巡逻范围，来回四十公里，一周两次。”

“是。”我说。

这儿主食是面，蔬菜少，冬天只有土豆白菜。”

“习惯。”

他看看我，笑了。“大学生兵，能吃苦吗？”

我腰杆挺得更直，指尖扣着迷彩服的裤缝，一字一顿答：“班长，能。”

他是老班长王磊，脸上刻着高原风刮出的粗粝纹路，眼尾的笑纹却藏着温和。这是我到高原边防连的第一天，海拔四千多米的风裹着雪粒，刮在脸上像小刀子，刚放下背包，血氧仪的数值就飘红，脑袋昏沉得像灌了铅，可那句“能吃苦”，我没打半点折扣。

初来的日子，苦是实打实的。早餐是青稞面馒头配咸菜，午餐晚餐绕不开炝炒土豆、清炖白菜，面条煮得软烂，却抵不住高原水烧不开的寡淡。训练比大学军训严苛百倍，五公里越野要扛着钢枪在碎石路上跑，呼吸间全是冰冷的空气，肺像被攥紧，每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好几次我落在队伍最后，王磊班长从不催，只是放慢脚步跟在我身边，扔过来一块巧克力：“嚼着，顶劲，大学生的脑子灵，身子骨也得跟上。”

我咬着巧克力，甜味混着苦涩在嘴里化开，看着班长黝黑的侧脸，他比我大五岁，守在这边防线上已经七年，手上的茧子磨得比石头还硬，却能在深夜帮新兵掖好被角，在我因高原反应呕吐时，默默递上温水和药。

连队的冬天来得早，十月就飘起大雪，营区外的界碑被白雪裹住，巡逻的路成了冰道。第一次跟着巡逻，我背着沉重的背囊，脚下打滑，摔在雪地里，刺骨的冷瞬间浸透棉衣。王磊班长拉我起来，拍掉我身上的雪，指了指前方的界碑：“那是咱们的根，一步都不能歪。”

那天的巡逻走了八个小时，回到营区时，我的腿已经僵得打不了弯，手冻得通红，连筷子都握不住。王磊班长端来一碗热汤面，卧了两个鸡蛋，汤面上飘着葱花——那是他从自己的菜里省出来的葱。“吃了，明天还得练。”他坐在我对面，看着我吃，自己却啃着干硬的馒头。

日子在训练和巡逻中滑过，我渐渐适应了高原的苦，青稞面馒头嚼出了香味，土豆白菜也吃惯了滋味，五公里越野能跟上队伍的前列，巡逻时能稳稳地踩住每一步冰道。王磊班长再问我“能吃苦吗”，我笑着答“早习惯了”，他拍着我的肩膀，眼里的笑意更浓。

一次深夜，突降暴雪，界碑附近的铁丝网被积雪压弯，我和王磊班长连夜去抢修。雪下得太大，能见度不足五米，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雪地里，铁锹挖开积雪，手指冻得麻木，却不敢停下。修好铁丝网时，天快亮了，我靠在界碑上，看着天边的朝霞，王磊班长拿出两面小红旗，插在界碑旁：“你看，再苦的地方，也有光。”

那一刻，我忽然懂了，这里的苦，藏着守护的甜；这里的面，裹着家国的暖。我是大学生兵，带着书本里的知识，更带着一身的热血，在这高原边防线上，把“能吃苦”三个字，刻进每一次训练，每一次巡逻，刻进心底的界碑。

风还在刮，雪还在下，可我的心暖得发烫，因为我知道，这碗面，我会一直吃下去，这份苦，我会一直扛下去，守着这方土，护着这片天，做一名合格的边防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