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死后蜀国上下哭声一片，却有一人狂笑不止，这人究竟是谁？

公元234年，蜀汉丞相诸葛亮在五丈原病逝，噩耗传回成都，上到朝堂百官，下到街头百姓，无不痛哭流涕，人人都在感念这位“鞠躬尽瘁”的贤相。

可就在满城缟素的悲痛时刻，有个官员却当众拍手大笑，扯着嗓子喊：“苍天有眼！诸葛亮死了，咱们蜀国总算有救了！”

周围的百姓对他怒目而视，有人骂“忘恩负义”，有人骂他“大逆不道”，甚至有激动的百姓拿起路边的石块要砸他。

可这个人却毫无惧色，依旧我行我素，仿佛自己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好事。

这个人究竟是谁？为何他敢在诸葛亮灵前如此放肆？他与诸葛亮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深仇大恨，以至于在对方死后还要落井下石？

说起这个当众狂笑的官员，很多人可能并不熟悉。

他名叫李邈，字汉南，是益州广汉郡郪县（今四川三台县）人。

在三国乱世里，李邈算不上什么大人物，但他的家族在益州却是响当当的——

他有三个兄弟，李朝、李邵，加上一位早逝的弟弟，个个才华出众，被当地人称作“李氏三龙”，是益州士人的头面人物。

可同为李家子弟，李邈却偏偏没能挤进“三龙”的行列。

史书记载得很直白：“唯邈狂直，不为所齿”（《华阳国志》）。

意思是说，李邈这个人性格狂妄，说话直来直去，不懂变通，因此不被世人看重，就是这种性格，也为他后来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李邈的仕途起步于益州牧刘璋时期，当时他担任牛鞞县长（今四川简阳市简城镇），虽然官职不高，但也算兢兢业业。

公元214年，刘备率领大军入蜀，打败刘璋，夺取了益州。

很多刘璋的旧部要么辞官归隐，要么转而投靠刘备，李邈选择了后者，被刘备任命为益州从事。

可谁也没想到，刚投靠刘备不久，李邈就做出了一件惊世骇俗的事。

宴席上，刘备正志得意满，和大臣们推杯换盏，气氛热热闹闹的。

可就在这时候，李邈突然腾地站起来，当着满殿人的面，指着刘备的鼻子就怼：

“明公和刘璋都是汉室宗亲，人家把你当亲兄弟，请你来帮忙打张鲁，你倒好，反手就抢了人家的地盘，这事办得太不地道了！”

这句话如同晴天霹雳，瞬间让宴席上的气氛降到了冰点。

刘备脸上的笑容僵住了，脸色变得十分难看。

他强压怒火，反问李邈：“既然你觉得我做得不对，那你当初为什么不帮助刘璋抵抗我？”

面对刘备的质问，李邈毫不畏惧，直言道：“我不是不敢帮，而是实力不够，帮不上忙罢了！”

这番对话，彻底激怒了刘备。

在刘备看来，自己夺取益州是“顺天应人”，而且已经善待了刘璋旧部，李邈此举无疑是忘恩负义。

盛怒之下，刘备下令将李邈拖出去斩首。

就在这生死关头，刚被刘备任命为军师将军的诸葛亮站了出来，为李邈求情。

诸葛亮觉得李邈说话虽然冲，但也算耿直，何况益州刚平定，正是笼络人心的时候，杀了李邈，恐怕会让本地的士族寒了心。

正是在诸葛亮的劝说下，刘备才勉强饶了李邈一命。

按理说，诸葛亮对李邈有救命之恩，李邈应该对诸葛亮感恩戴德才对。

可事实恰恰相反，这份“恩情”不仅没有让李邈收敛锋芒，反而让他觉得自己“有理走遍天下”，日后更是变本加厉地直言进谏，最终与诸葛亮走向了对立面。

李邈与诸葛亮的矛盾，并非是一朝一夕形成，而是经过了三次关键的冲突，最终从“恩人”与“受恩者”变成了政治上的对立面——

•第一次冲突，便是刘备宴席上的“死里逃生”；

虽然诸葛亮救了李邈一命，可在李邈看来，自己不过是说了句实话，压根没做错。

他不仅不领情，反倒觉得诸葛亮是多管闲事。

而在诸葛亮眼中，李邈虽然“狂直”，但也算是个有胆量的人，因此后来还提拔他担任犍为太守、丞相参军，甚至加号安汉将军。

诸葛亮希望用官职来约束李邈的性格，让他为蜀汉效力，可是他没有想到，李邈的“狂直”最终竟会指向自己。

•第二次冲突发生在蜀汉建兴六年（公元228年），也就是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期间。

当时，诸葛亮力排众议，任命自己十分赏识的马谡为先锋，镇守战略要地街亭。

可马谡却违背了诸葛亮的作战部署，擅自将军队驻扎在山上，结果被曹魏将领张郃切断水源，打得大败，痛失街亭。

街亭的丢失，导致诸葛亮的北伐大计彻底破产，不得不率军撤回汉中。

回到汉中后，诸葛亮为了严肃军纪，决定按照军法处死马谡。

就在这时，李邈却站了出来，再次直言进谏。

他引用历史典故，对诸葛亮说：

“当年秦穆公赦免了战败的孟明视，最终称霸西戎；楚成王杀死了战败的子玉，结果楚国两代都没能兴盛起来。现在天下未定，正是用人之际，杀了马谡恐怕会让将士们心寒啊！”

李邈的这番话，听着好像有道理，实则正好戳中了诸葛亮的痛处。

诸葛亮心里清楚，马谡丢了街亭可不是小事——不光折损了兵马，更错过了北伐最好的机会。

而且，马谡违背军令，不杀不足以服众。

李邈的劝谏，在诸葛亮看来，不仅是对军法的漠视，更是对自己决策的质疑。

因此，诸葛亮没有听从李邈的建议，坚持处死了马谡。

同时，诸葛亮也对李邈的“狂直”感到厌烦，下令将他遣返回成都，不再让他跟随自己北伐。

也正是这次事件，让李邈对诸葛亮心生怨恨。

他觉得诸葛亮是“刚愎自用”，不听劝谏，而且公报私仇，因为自己反对他就把自己赶出北伐军。

而在诸葛亮眼中，李邈是“不识大体”，分不清轻重缓急，只知道逞口舌之快。

随后，两人之间的裂痕，从此也越来越深。

•第三次冲突，也是最根本的冲突，在于政治理念的分歧。

李邈是土生土长的益州人，他的想法和诸葛亮代表的“荆州集团”，压根不是一路。

在他眼里，蜀汉就该守着益州这块地盘，让百姓好好过日子，休养生息，别年年打仗——

北伐一次就耗一次的钱粮兵马，益州的家底快被掏空了。

当时的益州，虽然是“天府之国”，但经过连年战乱，人口锐减，经济衰败。

诸葛亮为了实现“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理想，先后发动了六次北伐，而且每次北伐都需要征调大量的兵力和粮草，这让益州百姓不堪重负。

李邈作为益州本土人士，亲眼看到家乡的青壮年接连被征召入伍，田地荒芜，无人耕种，百姓生活困苦，心中十分不满。

他认为，诸葛亮的北伐是“穷兵黩武”，是在把蜀汉推向灭亡的边缘。

可诸葛亮不这么想，他觉得北伐是蜀汉的“立国之本”。

咱们既然是汉室正统，就必须打回中原去，收复失地，否则就会失去人心，最终被曹魏所灭。

而且，诸葛亮深知蜀汉的国力远不如曹魏，如果不主动出击，等到曹魏发展壮大，只能坐以待毙。

因此，即便多次北伐失利，诸葛亮也没有放弃，而是坚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这种政治理念的分歧，让李邈对诸葛亮越来越不满。

他觉得诸葛亮是在“独断专行”，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不惜牺牲益州百姓的利益。

而诸葛亮则认为，李邈是“鼠目寸光”，只看到眼前的利益，看不到长远的危机。

两人之间的矛盾，已经从个人恩怨上升到了政治路线的对立。

蜀汉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诸葛亮在五丈原病逝，这个消息让李邈压抑多年的不满彻底爆发了。

他认为，诸葛亮的死是“苍天有眼”，蜀汉终于可以摆脱诸葛亮的“暴政”，停止北伐，休养生息了。

于是，他不顾举国哀悼的氛围，当众狂笑，高呼“苍天有眼，蜀国有救了！”

在奏疏中，李邈用极其尖锐的语言诋毁诸葛亮，他写道：

“吕禄、霍禹未必怀反叛之心，孝宣不好为杀臣之君，直以臣惧其逼，主畏其威，故奸萌生。

亮身杖犟兵，狼顾虎视，五大不在边，臣常危之。

今亮殒没，盖宗族得全，西戎静息，大小为庆。”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当年汉朝的吕禄、霍禹（都是权倾朝野的外戚，后来被汉宣帝诛杀）未必真的想反叛。

汉宣帝也不是喜欢杀大臣的君主，只是因为臣子权势太大，让君主感到威胁，才引发了祸乱。

诸葛亮手握重兵，对朝廷虎视眈眈，自古以来，五种有权势的人不能让他们驻守边疆，我一直为国家感到担忧。

现在诸葛亮死了，国家宗室得以保全，西方的战事也可以平息，实在是值得全国上下庆祝的好事！

大家说说看，李邈的这道奏疏，是不是可以称为胆大包天——

他不仅把诸葛亮比作吕禄、霍禹那样的乱臣贼子，还明目张胆庆祝诸葛亮的死，这在当时，妥妥的是大逆不道。

更要命的是，他完全忘了刘禅有多敬重诸葛亮——

刘禅一直把诸葛亮当做亲爹一样，相父去世，他正哭得撕心裂肺，李邈这道奏疏，简直是往他的心口上捅刀子。

果然，刘禅看完奏疏当场就炸了——

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正悲痛欲绝的时候，居然有人敢这么诋毁相父！

刘禅二话不说，直接下令把李邈扔进大牢，没多久就判了死刑，就这样，李邈因为自己的“狂言”，断送了自己的性命。

很多人觉得，李邈的死完全是咎由自取，他不该在举国哀悼的时候公然诋毁诸葛亮。

他在书中评价李邈“汉南哽哽，逃卺其守”，言语中充满了同情。

历史学家任乃强也认为：

常璩在《华阳国志》中，对犯罪被杀的人一般都不予评赞，目录中也不会收录，唯独评赞彭羕和李邈二人，这说明常璩认为二人死的冤屈。

那么，李邈的死真“冤屈”吗？

在我看来，一点也不冤，李邈的死，既有性格的原因，也有政治的原因，更有时代的原因——

•从性格上来说，李邈的“狂直”是他致死的直接原因。

他说话不分场合，不计后果，总是想什么说什么，根本不考虑别人的感受。

在刘备的宴席上，他直言不讳地谴责刘备，差点被杀；

在诸葛亮要杀马谡的时候，他又贸然进谏，被遣返回成都；

诸葛亮死后，他更是公开庆祝，上疏诋毁，最终激怒了刘禅。

这种“狂直”，在太平盛世或许还能被当作“忠臣直言”，但若是处在乱世之中，尤其是在蜀汉这样的小政权里，无疑是致命的。

•从政治上来说，李邈的死是蜀汉派系斗争的牺牲品。

蜀汉政权内部，一直存在着“荆州集团”和“益州集团”的矛盾。

诸葛亮作为“荆州集团”的核心人物，虽然一直致力于调和两大集团的矛盾，但在政治路线和利益分配上，还是偏向于“荆州集团”。

李邈作为“益州集团”的代表人物，他的上疏不仅是对诸葛亮个人的诋毁，更是对“荆州集团”政治路线的否定。

刘禅虽然性格温和，但他也深知“荆州集团”是蜀汉政权的根基，杀了李邈，既是为了维护诸葛亮的声誉，也是为了安抚“荆州集团”的情绪，稳定政权。

•从时代上来说，李邈的死是历史的必然。

在那个“君为臣纲”的时代，臣子必须绝对服从君主和上级。

诸葛亮作为蜀汉的丞相，权倾朝野，深受刘禅和百姓的敬重，李邈如此公开诋毁他，无疑是挑战当时的政治伦理和社会共识。

即便李邈的某些观点有一定的道理，比如反对北伐、主张休养生息，但他表达观点的方式太过于极端，必然会遭到当时社会的唾弃。

千百年以来，关于李邈的评价一直存在着巨大的争议。

有人认为他是“忠臣”，敢于直言进谏，为了益州百姓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

也有人认为他是“奸佞”，忘恩负义，公报私仇，诋毁忠臣诸葛亮，死有余辜。

那么，我们又该如何客观地评价李邈呢？

•首先，李邈并不是一个“奸佞”之人。

看李邈这辈子的所作所为，他虽然性格狂妄，但真没做过什么祸害国家的事。

他反对刘备夺益州，是觉得刘备做事不地道，对不起同宗的刘璋；

他反对诸葛亮杀马谡，是担心杀了马谡，会让前线的将士们寒心。

他反对诸葛亮北伐，是因为他觉得北伐消耗了益州的国力，让百姓生活困苦。

这些观点，虽然有些偏激，但都源于他对蜀汉政权的关心，只是他表达观点的方式不对而已。

•李邈也算不上一个“忠臣”。

真正的忠臣，应该是“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为了国家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个人恩怨。

而李邈却因为与诸葛亮的个人恩怨，在诸葛亮死后公开诋毁他，这种做法不仅不利于蜀汉政权的稳定，反而会引发内部的混乱。

而且，他把诸葛亮比作吕禄、霍禹这样的乱臣贼子，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诸葛亮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从未有过谋反之心，这是历史公认的事实。

李邈的这种说法，无疑是对诸葛亮的诋毁和污蔑。

在我看来，李邈倒更像是个“悲剧的理想主义者”。

他有自己的政治想法，盼着蜀汉能守好家园，让百姓过上安稳日子；

他也有自己的做人准则，觉得做人就得光明磊落，有啥说啥。

但他却生错了时代，也选错了表达方式。

在那个乱世之中，需要的不是“狂直”的忠臣，而是懂得变通、顾全大局的能臣。

李邈的“狂直”，不仅没有实现自己的理想，反而让自己成为了历史的笑柄。

而且，李邈的观点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他只看到了北伐对益州的消耗，却没有看到北伐的战略意义。

当时的蜀汉，国力远不如曹魏，如果不主动出击，等到曹魏统一北方，积蓄足够的力量，蜀汉只能坐以待毙。

诸葛亮的北伐，虽然消耗了益州的国力，但也牵制了曹魏的兵力，为蜀汉争取了生存的时间。

从长远来看，诸葛亮的北伐是必要的，只是李邈没有看到这一点而已。

另外，李邈忘记了诸葛亮对他的救命之恩，如果不是诸葛亮在刘备面前为他求情，他早在公元214年就已经死了。

可他不仅不感恩，反而在诸葛亮死后诋毁他，这种做法无疑是“忘恩负义”。

即便他与诸葛亮有政治分歧，也不应该用这种极端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

李邈的故事，虽然只是三国历史中的一个小插曲，但却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深刻的启示。

•首先，性格决定命运。

说到底，就是李邈这“又狂又直”的性子，让他在官场上栽了一次又一次跟头，最后把小命都搭进去了。

放到咱们现在的生活里，这事儿也给我们提了个醒：

说话做事得看场合、掂轻重，不能由着性子来，图一时嘴快，伤了别人也害了自己。

有时候，适当的变通和妥协，并不是懦弱，而是一种智慧。

•看待问题要全面。

李邈之所以反对诸葛亮北伐，是因为他只看到了北伐的负面影响，而没有看到北伐的战略意义。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待问题也应该全面、客观，不能只看到事情的一面，而忽略了事情的另一面。

只有这样，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

•再次，要懂得感恩。

诸葛亮对李邈有救命之恩，可李邈却忘恩负义，最终遭到世人唾弃。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应该学会感恩，感恩父母的养育之恩，感恩老师的教诲之恩，感恩朋友的帮助之恩。

只有懂得感恩的人，才能赢得别人的尊重和信任。

•最后，时代造就英雄。

诸葛亮之所以能够成为千古传颂的忠臣，是因为他顺应了时代的潮流，为了“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理想，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

而李邈之所以成为历史的悲剧，是因为他的理想与时代的潮流相悖，他的表达方式也不符合当时的社会共识。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应该顺应时代的潮流，根据时代的变化调整自己的理想和目标，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李邈的故事已经过去了近两千年，但他的悲剧，到现在还值得我们深思。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三国乱世，李邈用自己的命，活生生演了一出“性格决定命运”的戏码。

而诸葛亮则用自己的一生，为我们诠释了什么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臣。

这两个人物，就像硬币的两面，一面是悲剧，一面是传奇，共同构成了三国历史的精彩篇章。

朋友们，您怎么看？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下您的看法！

参考史料：

1. 陈寿《三国志·杨戏传》注引《华阳国志》

2. 常璩《华阳国志·卷十》

4. 裴松之《三国志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