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象与秋水变焦》：重获感知世界的诗意本能

书评周刊编辑部的年度书选已经持续存在了逾二十年。在这二十几年中，我们选出了众多触动心灵、启发智识、开阔眼界的书籍，试图让这些书籍帮助我们相对更好地面对生活，面对自我。书籍是自我的渡口，它在人类生活中一直帮助我们走出唯一的选择、驶向不同的方向。在阅读的顿悟中，我们或者向内走向潜在的那个自我，或者向外踏入未来的思考与陌生的过往，所有书籍都在不同程度上帮助着我们，让“自我”涉过泥潭，去往存在的宁静。

今年，我们再次从一整年的好书中遴选出了11本值得阅读的优秀书籍，秉持着“公共立场、专业品格、独立精神、现实情怀”的原则，与读者一同领略不同维度的思考极点。

2025新京报年度阅读推荐特刊。

我们正逐一在书评周刊公号二条推送这11本被评委和编辑部选择的好书以及特别致敬奖项。本篇为刘华杰的《舍象与秋水变焦》。

《舍象与秋水变焦》

作者：刘华杰

版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25年10月

刘华杰，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野生植物保护协会理事。著有《浑沌语义与哲学》《分形艺术》《中国类科学》等。

致敬词

在科技以简驭繁的当下，模型与数据简化了复杂问题，也让我们忽略了事物的本真与多元面貌。华兹华斯追虹，李白观月……当现代科学越来越抽象之时，博物学却可以让我们回归具体。该书融合科学哲学与博物温情，以诗性的哲思与镜像般的语言，撬动我们习以为常的牢笼。书中，作者从哲学、美学经典理论切入，引出“舍象”与“秋水变焦”的思维体系，将其与现实场景结合，聚焦实操方法，给出了一套从“表象剥离”到“视角切换”的完整思考流程，将理论转化为日常可用的思维工具，引领我们重获感知世界的诗意本能。

我们致敬《舍象与秋水变焦》，致敬它以“舍象”为刃，“变焦”为镜，破除认知惯性，在语言与现实的交错处开辟新的阐释路径，为“具体性”与“丰富性”辩护，引领我们重返生活现场，叩问“真实”的边界。我们也致敬该书的作者刘华杰，致敬他以非凡的勇气与洞见，引领我们在数字时代重新发现自然的深度与广度，以博物学为媒介，构建人与自然的诗意联结。

《舍象与秋水变焦》作者刘华杰发来特别录制的答谢视频。

答谢词

借此机会，感谢新京报，也感谢出版社北京时代华文书局，这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这小书的书名稍微有点奇怪，叫《舍象与秋水变焦》。“舍象”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化简的意思，对应于英文的“simplification”。那“秋水变焦”呢？用过手机拍照的人都知道“变焦”是怎么回事。这本书是讨论方法论的，涉及自然科学的方法，以及博物学的方法。我们要对一个事情进行了解，必须化简，建立模型。但是要记住，化简的过程中，有得有失。不会只有得，也不会只有失。如果过分地化简，就会导致严重的失真。

“秋水变焦”这个词从哪来呢？是我造的，根据《庄子·秋水篇》造的这么一个词。考察一个对象，不能仅仅是“定焦”去观察，还需要一个变化的过程，既有宏观的，也有微观的。操练博物学，个体脚踏实地，能很好地去了解这个世界。

——刘华杰（作者）

对话刘华杰

这本书

新京报：2025年，你的“AI时代趣味博物学”系列丛书集中出版，包括《雀瓮》《斯卡布罗集市上的植物》以及《舍象与秋水变焦》。其中《舍象与秋水变焦》一书不同于传统的博物学著作，而是一套应对现代性困境的“方法论”。为什么会想要创作这样一本书？

刘华杰：起初我给出版社的书稿是一整本书，主编帮我拆成了三本。第一本是《雀瓮》，关于昆虫的；第二本是《斯卡布罗集市上的植物》，关于植物的；第三本是《舍象与秋水变焦》，关于方法论的。这样一看，清晰了很多。

我看植物从小时候开始，大半生都在看植物。对于植物，我有长期的观察——这种观察是个人生活式的观察，不是科学式的——也写过一些关于植物的书，比如《檀岛花事》《勐海植物记》。《雀瓮》是我第一次写关于虫子的书，“雀瓮”这个词指的是什么？指虫子黄刺蛾的茧，黄刺蛾是中国北方常见昆虫，我小时候玩过。在那个缺乏蛋白质的年代，上学的时候，孩子拿它烤着吃，特别香。如果在教室里烤一只，全屋都有其香味，老师一开门，就知道谁又烤虫子了。除了吃虫子，也会拿它做游戏，每个人手里拿一只，互相顶撞，如果把对方的虫子撞破了，自己就赢了。撞破的那只，会流出油脂。用这种油脂给自己的洋拉罐（茧）外表抹一抹，相当于皮具、雪具保养！这其实就涉及博物学了，但是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这叫博物。回头来看，这是非常珍贵的经验、记忆。

这本小书，表面上看是很浅显的。实际上这些问题我考虑了至少二十年。比如它涉及一个根本问题：科学为什么如此成功？另一方面，科学为何引发了诸多问题？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科学依赖于它的方法，它的方法非常厉害，局限性也恰好就在它的方法。这是我的一个基本观点。科学客观、可重复，但科学离不开化简。文学中很多东西，给人很多启发，但没法重复，没法检验，没法达到客观性。这是文理的巨大差别。依靠科学能够登月，能够下大洋，能够编辑基因，这表明科学的方法是有效的。

那么，它的缺陷在哪里？在于过分化简，它所建立的模型并不能够完全反映世界的真实面貌。科学家想了解某个东西，必须高度化简。比如，力学是很硬核的科学，但力学根本不考虑对象由何物质组成。他们只考虑物体的大小、质量、速度、加速度、能量等是多少。与力学家讨论物种，驴唇不对马嘴。物理学、化学、分子生物学等，都要化简，把绝大部分的东西忽略掉。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人，也一定要把人化简——比如人就是机器。人是不是机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人是机器，而且还不是一个很好的机器，但换个角度就不能那么说。

现代科学最重要的方法是模型方法，设置一个目标，模型方法够用就可以。比如说想了解人的重量，把人放在秤上称一下就可以；想了解人的组成，就测一下碳、氢、氧、氮等元素的占比数据；想了解人的基因序列，就测一下基因碱基对的排列顺序。人们提出任何要求，就会有针对性地回答。这种一问一答，触及的是琐碎的、片面的信息。人文学者不是这样，人文学者往往会反问：难道人仅仅是质量、机器吗？仅仅是肉体吗？仅仅是DNA序列吗？

2025新京报年度阅读盛典，刘华杰答谢视频播放现场。

博物在某种程度上更像人文。现在一讨论博物，大家可能会觉得博物跟科学很近，或者认为博物就是某种二流科学、不入流的科学。我概括它为3Q科学。哪三Q呢？第一个Q就是“前”科学，第二个Q是“潜”科学，第三个Q是“浅”科学。3Q科学，无论哪一种都是不高级的科学，如果往科学上靠，博物没有出息，也被人瞧不起。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我想了好多年，才意识到博物要跟科学保持距离。绝大多数人认为，博物应该往科学上靠，得到科学家的承认，是对博物（人）的最高奖赏。我现在觉得这话不对，不需要那种承认。科学和博物有一致的方面，也有矛盾，怎么来看待两者的关系呢？我发明了一种理论叫“平行论”——博物平行于科学存在、演化和发展。

在这个系列（“AI时代趣味博物学”）中，我提及博物智能（NHI）这个概念，对照于今天的AI。博物智能这个概念不是由我发明的，是英国一个叫史蒂芬・米森的认知考古学家提出的。他认为，博物智能是早期生命或者古人类对环境的一些了解，这种智能在人类社会中一直存在，直到今天，只是现代教育忽视了它。现在主流教育几乎无法提供NHI。今天我们想复兴博物学，还让它更进一步发展，在策略上需要与科学保持“不即不离”的关系。不能跟科学走得太近，太近就被同化了；又不能离得太远，现在这个时代毕竟是科学的时代，需要了解科学。很多科学家同时也是博物学家，比如达尔文、威尔逊。说得极端一点，博物学像什么呢？它更像文学、艺术。博物跟文学、艺术是同一个级别的东西，其资格要比科学老得多，科学还是后来的事。我们现在学的科学，历史也就三四百年，短得很。

第三本书，主要谈方法论。科学的方法论，也有其局限性。实证科学一步一个脚印前行，这是其长处，但它经常短视。确认科学方法论的缺陷后，我在《哲学研究》发文曾提出“逾层凌域”方法论。考虑博物学后，就从《庄子・秋水》想到了“秋水变焦”。秋天发洪水的时候，水神河伯洋洋自得，以为自己很了不起。但等他到了东海以后，又自叹不如。这种小、大的对比，得到的判断很不同，这就是变焦效应。我们看问题，一定要变焦审度：从细节上看一个东西，不代表整体，从整体上看一个东西，也不代表细节。当今科学更重视的是定焦探究。

望洋兴叹、贻笑大方、井底之蛙、邯郸学步、夏虫语冰、大方之家、见笑大方等都是《庄子・秋水》衍生的经典成语，管中窥豹亦源出此篇核心理念。希望“秋水变焦”成为源于《庄子・秋水》的下一个成语。鲁迅说得好：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成语也一样，关键要有人用。当然，书中还讲了“知识通胀”和“杨诺劝教”。总体上这本书很好玩，背后也有很多东西。

新京报：可以再聊聊博物智能吗？AI时代的博物学，其“趣味”与价值究竟体现在哪里？

刘华杰：博物智能，形象点说，人要像动物一样，先成为一“头”合格的动物，每个个体都成为一头合格的动物，才谈得上做一名合格的人。现代教育填鸭式地灌输知识，有了AI以后，反过来看，知识的灌输完全没必要。但有些东西是不可替代的，AI帮不上。一个孩子没有玩过沙子，没有蹚过水，没有摔过跤，没有爬过树，没有采过野菜，其一生都是极大的缺憾，他（她）作为一头普通动物是不合格的，和土地没有互动，一旦有什么危机发生，可能脆弱得不堪一击，教育改革应当重视这一点。提倡博物智能教育，要求学生更多地在大自然中学习，通过观察、触摸、记忆来培养天人情感。

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中产阶级以上的人，几乎没有不博物的。几乎全民博物，都去欣赏大自然，都培养一个爱好。想一想，学子最重要的是尽早找到一种兴趣。现在问年轻人喜欢什么，通常一个都说不出来。总得有点喜欢的东西吧？喜欢下棋，喜欢虫子，喜欢潜水，喜欢滑雪，都可以，必须有一项持久的爱好。我觉得博物是一个很好的选项，对于多数人来说，有博物爱好可以很好地缓解个体压力，人生也更有意思。威尔逊12岁的时候看美国的《国家地理》讲蚂蚁，觉得蚂蚁好玩，最后一辈子都在研究蚂蚁。那一期杂志上讲的蚂蚁，点燃了他的兴趣。所有人都有博物的能力，博物是每种生命的基本本能。

2025新京报年度阅读盛典现场，颁奖嘉宾、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工程师邢路达，与《舍象与秋水变焦》责任编辑徐小凤合影。

这个人

新京报：从你的学术经历来看，你本科学习地质学，研究生阶段专注于浑沌和分形相关的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后来又转向博物学研究。这种学术路径的转变是如何发生的？你是如何走上倡导和实践博物学这条道路的？

刘华杰：这也是一步步碰出来的，有些东西没法设计。比如我小时候生活在大山沟里，从小接触自然的东西比较多。这些可能是其他人无法复制的。这是个优势，某种程度它也是劣势，我接受前沿东西比较晚，但我跟土地十分亲密。

有博物学背景的人写东西非常具体，比如写树木，什么种，长在哪儿，叶什么样，花果如何，跟当地人有什么关系？更具体点，夏天什么样，冬天什么样，枝条断口什么样，用手摸起来什么样，这些查书可能查不到，查到了也是抽象的、别人的东西，跟亲知不同。

中学的时候参加了一个全国地学夏令营，对我改变特别大。总营长是地理学大师侯仁之先生，我们吉林分营的营长是董申葆先生。参加夏令营让我觉得地质学特别好玩，高考的时候也不知道其他专业是干什么的，第一志愿我就报地质学。我学习还可以，报了北大，然后就到了北大地质系，学地质。学地质的过程中，我又对哲学感兴趣。所以考研究生的时候我就想，我要考哲学，后来在人大读了6年，又回到北大。我学的是科学哲学，离科学没有太远。

教书以后，我确实自由，可以玩起来了。玩什么呢？把我小时候的爱好又拿起来。开始的时候还是两张皮，玩归玩，做学问归做学问，后来我发现，这两个其实可以，也应该结合起来。人生快乐，莫过于做自己喜欢的事。

我是一个很随性的人，可能属于不太守规矩的那种。我学地质的时候，地质学得还可以，后来改哲学以后，我发现哲学并不是我当年想象的那种哲学。我想的哲学是考虑人生怎么样，世界怎么样，后来发现哲学界并不考虑这些事，或者知行分离地考虑。哲学家在干什么？从文本到文本。现在的哲学家做工作像科学家一样，哲学已经不像哲学了——哲学家已经丧失了整体把握世界，感受世界，评论世界，提出独特想法的能力了。这也使得哲学被边缘化。如果自评的话，我在哲学界是非常边缘的。但我特别感谢北大这个环境，北大开明，开放包容，没有排挤我，允许我像现在这样倡导博物学文化，以自己的方式做哲学。

2025新京报年度阅读盛典，刘华杰视频分享。

这一年

新京报：过去的一年都忙了些什么？

刘华杰：我去了几个地方。我一直在考虑一件事情，以前的科学史都是围绕地中海来写的，我在想，将来可能要围绕太平洋写一部分，叫太平洋科学史或太平洋探险史。我首去了马来西亚的婆罗洲，那里有一个不错的野外营地，专门看虫子的。然后去了俄罗斯的堪察加，非常大的半岛，人口很稀少，那里的野生动物、植物、鱼类非常丰富，天天能看到野生的棕熊。到了9月份，我第二次去夏威夷。之前我还去过印度尼西亚的龙目海峡、厄瓜多尔的加拉帕戈斯，都是科学史的胜地，也是在太平洋地区。将来有机会我还想到秘鲁，到东太平洋去看看。

近一两百年，多国对环太平洋地区有非常详细的考察，内容很多。这是一个很好的选题，比如写《太平洋博物学文化史》，可能也挺好玩的。

采写/何安安

编辑/刘亚光

校对/薛京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