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徐光启引进西班牙方阵成功，明朝还会被游猎民族灭亡吗

在哈萨克草原上策马奔驰，风驰电掣的感觉可以让人理解游牧民族的世界观；在暴风雪中艰难前行，才能体会到古人翻越雪山的勇气。“这些经历都让我对历史上的人物很有同情心和同理心。”侯杨方说。

长期的实地考察，不仅拓宽了侯杨方在历史地理方面的研究视野，也增加了他对历史复杂性的理解。在新书《明亡清兴：1618—1662年的战争、外交与博弈》中，他对崇祯皇帝的评价是“一个被推到历史风口浪尖的普通人，一个在结构性危机面前无能为力的统治者”，“现代人穿越到他的位置，绝大多数人不会比他表现得更好”。

在中亚考察时，侯杨方接触到大量东西方文明交融后产生的技术，这促使他形成自己的“技术地理学”研究视角，相比之下，仅靠文献考证和史料爬梳的传统史学缺乏跨学科视角，有很大的局限。

研究明亡清兴历史时，“技术控”侯杨方尤其关注当时第三方留下的史料，包括朝鲜王朝的秘密情报记录、西方传教士的书信和记载，他从中看到珍稀的细节，说明技术更新对历史改变的影响。

侯杨方也走过唐朝高仙芝远征怛罗斯时的行军线路，还实地考察了他战败后的撤退路线。千百年来，骑兵都是中亚战场上的重要作战力量，1618年努尔哈赤率领满洲铁骑正式与明朝开战时，依靠的也是在东北亚恶劣环境下锻炼出来的精锐骑兵力量。侯杨方的观点是：明朝亡于军事力量的差距。

“一个失去了自我更新能力的文明，无论曾经多么辉煌，都难逃衰落的命运；而一个充满活力、善于学习的新兴力量，即使起点较低，也终将后来居上。这个规律不仅适用于明清之际，也适用于人类历史上的其他重大转折。”侯杨方总结说。

实地考察增加了同情同理心

第一财经：十多年来，你在国内外的行走和考察经历，对做明亡清兴的历史研究有哪些影响？

侯杨方：我做实地考察时会处置各种突发事件。一次实地考察要成功，整个链条都不能出问题——车胎漏气了，找不到路了，没饭吃了，都是要命的，必须事先做好全面规划，否则在无人区一定会出大问题。

出去考察过的人也都知道，维持一个车队的队列都是很难的，如果指挥不专业，车队还没出市区，就已经散掉了。实地考察面临的变数也很多，多数时候没有规则或者规律可言，不断挑战个人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比如前面路面塌方了，某个国家的边境突然管控了，还有怎么处理和司机、边防军的关系。

这些经历都让我有同情心和同理心，不以轻佻的态度看待历史人物和战场上的一切——做军事决策是要对后果负责的，失败了就死。这也是我喜欢看《汉书》胜过《史记》的原因。班固远征过漠北，他的历史观和受过宫刑的司马迁自然不一样。司马迁对卫青、霍去病会有点不以为然，他同情李广——现在还有很多人受司马迁影响。其实李广自杀一点都不冤枉，他没能及时到达战场，客观上害了及时到达的前线战友。

第一财经：你在中亚考察时，曾经走过高仙芝远征怛罗斯的路，《明亡清兴》中也很关注各种行军，这也是因为实地考察后会更感同身受吗？

侯杨方：没错。高仙芝的行军和明末行军是一样的，都没有机械辅助，没有硬化路面，全靠步行、牵着马走或者骑马。我在《明亡清兴》里专门写过山海关大战，满洲人向北京的行军。朝鲜世子留下的记录说，几万匹马在辽西走廊的土路上奔跑，尘土飞扬，大家满面是灰，对面不相识，这些历史细节至今在我们的影视剧中很少被准确反映过，影视剧里的军队基本都是形象光鲜的。

第一财经：关于明朝灭亡的原因，一直以来都有很多观点，有的说亡于财政，有的说亡于党争，有的说亡于万历皇帝，还有的说亡于“小冰期”导致的干旱。你的观点则聚焦于军事角度。

侯杨方：明朝灭亡最根本的原因，一句话就是军事不行，打不过满洲人。其他都是间接因素，比如“小冰期”的影响，这种解释存在明显漏洞——当时欧亚大陆都处于小冰期，为什么只有明朝灭亡？这说明各国政治体系的适应能力与应对策略才是决定其命运的关键。“小冰期”又可能是火山喷发的结果，那么是不是火山喷发才是明朝灭亡的原因？这种无限外推责任与原因的逻辑不是很荒谬吗？

万历二十年，日本统治者丰臣秀吉发动朝鲜战争，万历皇帝派出明朝最精锐的军队和最优秀的将领去援朝抗日，将领李成梁的儿子曾与朝鲜国王在平壤有过一次秘密谈话，这段对话仅见于朝鲜史料，里面有一个鲜为人知却非常有价值的历史细节：李如海告诉朝鲜国王，“倭子三十，不能当鞑子一人”。“万历朝鲜之役”长达八年，双方互有胜负，这一评价也侧面反映出明军战斗力的薄弱。

女真士兵为什么有如此强大的战斗力？他们生活的长白山地区是原始森林，自然环境极其恶劣，女真孩童从小就要学习骑马、射箭和野外生存技能，相当于从小就接受了最为严格的实战训练，他们不仅单兵作战能力极强，由于打猎需要集体协作，还养成高度的服从性和组织性，天然就是精锐部队。

全球史中的明朝灭亡

第一财经：你还把明朝灭亡放到全球史的角度来写，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考虑？

侯杨方：明朝的时候和西方已经联系很密切了，当时很多游猎民族已经被农耕文明或是工业文明打败了，为什么明朝是唯一一个被最后一拨游猎民族灭亡的定居帝国呢？这证明明朝确实落后了。但是不对比，在封闭的系统里，就会认为自己是最先进的。

第一财经：在你看来，明朝的国力和同时期欧亚大陆上别的先进国家相比是什么水平？

侯杨方：努尔哈赤起兵的1618年，欧洲爆发了“三十年战争”，最后法国取代使用西班牙方阵的哈布斯堡王朝，变成欧洲第一强权。当时法国很厉害，英法百年战争后期，法国就是板甲重骑兵配合火炮，战胜了英国长弓手。但是1525年，西班牙人在帕维拉用西班牙方阵击败了法国的板甲重骑兵，俘获了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西班牙继海上霸主之后又成为了欧陆霸主。

西班牙方阵包括密集的长矛方阵、重型火绳枪和小口径的野战炮，外加机动性强的盾剑兵。帕维拉战役标志着欧洲战术出现重大革新，冷热兵器混编的步兵方阵，可以击败板甲重骑兵。

到了“三十年战争”，法国骑兵厉害到什么地步？第一，战马远远优于亚洲；第二，法国骑兵是全身板甲，由几大块带有弧度的薄薄金属片组成，不同于中国那种传统的鳞甲或扎甲，板甲质量更轻，防护效果更好；第三，法国人改良了野战炮，离西班牙方阵远远的，就可以用轻型野战火炮把阵形打乱。

明亡清兴的时候，满洲人的骑兵虽然很厉害，但是他们到欧洲战场的话，防护力不及欧洲板甲重骑兵，战马也不如法国优良，根本不可能是西班牙方阵的对手，一作战就会被击溃。

后来顺治九年，清军和俄军第一次交手时，清军依然用老战术，当时俄国也只是欧洲文明边缘的国家，但是俄国吸收了先进武器和军事战术，结果156名哥萨克骑兵就打败了有1500多人的清军。

从这个角度来讲，明朝末年军事力量已经落后欧洲两三百年，科技也落后了，始终没造出来板甲，因为没有水压机，冶金技术也不行，也没有发明新型的火枪、火炮——一个国家最先进的技术，一定是首先用在军事上的。

这就更证明，徐光启当时引进西班牙方阵的建议是唯一正确的路径，他才是真正的放眼看世界第一人。徐光启提出的计划，是雇用一支由葡萄牙士兵等组成的雇佣军队伍，让他们训练明军以掌握西式作战方法，同时帮助明朝铸造更先进的大炮和火枪，总花费五万三千两白银，与明朝每年约两千万两的军费“三饷”相比，是相当小的投入。

但是徐光启的建议遭到激烈反对，进而上升到意识形态：怎么能以夷人为师？还有广东籍官员质疑，徐光启引入葡萄牙人是为了传播天主教，结果崇祯皇帝顶不住压力，下令让已经走到南昌的葡萄牙人解散返回澳门。

明清战争长达40多年，皇太极始终也没有入主中原的想法，明朝其实有改革时间。如果引进西方先进火器技术和战术体系，历史是否会改写？这个问题没有答案，但是值得深思。

第一财经：后来清朝在同治年间搞洋务运动，不向洋人学习的势力也很顽固，换句话说，征服者也接受了“华夷之辩”这套意识形态。

侯杨方：这个一点都不奇怪，皇太极早就看透了，满洲人为什么有这么强大的战斗力？是在艰苦的环境中锻炼出来的，进了北京城还能打猎吗？皇太极吸取金朝灭国的教训，觉得占领沈阳、辽阳，部落从长白山原始森林迁移到辽河平原，有粮食吃就可以了，也不影响去山林打猎训练。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皇太极觉得满洲人少，为什么要统治人数多几百倍的汉人，还是烂摊子的“负资产”？皇太极不认识汉字，不受汉人大一统观念影响，他自始至终也对大一统没什么兴趣。

所以，人的观念都是后天塑造出来的。努尔哈赤、皇太极不读四书五经，他们是猎人，讲究实际与随机应变，从最本质的常识、最朴素的人生经验出发。但是，多尔衮出于巩固自己权力的目的坚持入关，满洲人住进北京城后，半真半假汉化，也开始讲究“夷夏大防”。

咸丰皇帝在位时，洋人坚持要在北京建公使馆长驻，咸丰皇帝坚决不答应，结果英法联军攻打北京，他逃到承德避暑山庄，最后死在那里，又变成200多年前的崇祯皇帝了。他是皇太极的直系后裔，显然是入关后观念已经被改造，成了一个“明朝人”，可见历史有时在退步。

“以史为鉴”的过度反应

第一财经：说到这里，我想起你在《明亡清兴》里讲，中国是一个高度重视历史的文明古国，历史经验和教训在政治决策中有重要影响，但对历史的过度反应可能导致矫枉过正，使决策者陷入另一种极端。

侯杨方：崇祯十五年，松锦之战接近尾声，尽管皇太极在军事上取得绝对优势，他还是坚持和谈。满洲人虽然战斗力很强，其实他们也不想打仗，打仗的目的是要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环境，明朝只要答应割让辽沈，就不再攻打明朝。

明朝动不动以宋朝为例，反感宋朝议和，反映了中国文化中“以史为鉴”的传统。但是，他们没有理性分析宋朝生存策略的合理性：北宋和辽国签订澶渊之盟后，保持了百余年稳定；宋朝与金朝的绍兴和议也是有成果的，保持了南宋统治。金兵攻陷开封，掳走宋徽宗、宋钦宗及皇室大部分成员，赵构作为唯一幸免的皇子选择了逃亡，甚至在海上漂泊了几个月，为了生存，还向金朝皇帝称臣，但是南宋后来也创造了经济文化繁荣。同时期的朝鲜，也选择投降臣服，保全了朝鲜李氏王朝三百年。

相比之下，明朝面对满洲入侵时，过分强调“面子”和“气节”，不惜以政权存亡为代价，拒绝务实的外交。这种“面子政治”后来清朝也有，是近几百年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特征，统治者宁可承受实际损失，也不愿表面显得软弱或妥协，结果让众多的平民因此失去生命，因为他们统治的合法性就建立在“面子”上。

第一财经：你在《明亡清兴》里用了朝鲜世子和外国传教士的很多记载，这些史料其实之前写《征战：大清帝国的崛起》时也出现了一部分，这次为什么要特别强调新史料、新解读？

侯杨方：中国传统史料是文人叙事，总是侧重道德、人性、制度等，不关心也没有能力从技术、物理等角度分析问题，比如清兵每天走多少里、怎么排兵布阵、怎么选择战场，等等。传教士和朝鲜人不一样，他们是从情报角度记载的，讲究技术性，记载里有很多明朝和清朝史料中缺失的内容。

两名耶稣会传教士在四川被张献忠俘虏后，用拉丁文写下自己的经历和见闻，里面有张献忠突然又戏剧的覆灭细节。当时哨兵汇报说，在营前高山上发现满洲兵，张献忠不相信，他认为满洲兵哪里可能从汉中到西充，三百里一天一夜急行军就到了？他还是对付明朝军队的思维，满洲军队的行军速度完全颠覆了他的认知。

所以张献忠不把哨兵的信息当回事，不仅差点把哨兵杀了，还不穿盔甲就去小山岗查看，结果没看到敌人在哪里，就被一支箭射死了。这说明，张献忠完全对清军箭的射程和准确度没有任何概念——因为明朝军队也没有这样的能力，他糊里糊涂死后，大西军迅速崩溃。

朝鲜世子记载的山海关大战里有一个最关键的细节，也是所有中国史料中没有的。吴三桂和李自成的军队激战时，一直观战的清军在多尔衮的指挥下上场了，半小时内战斗就结束了。多尔衮还邀请世子一同前往观战，说明他掌控战机的能力是多么强。

朝鲜人的记录中，最震撼的是写紫禁城被李自成烧得只剩武英殿后，以前栖息在几千间房屋里的燕子也失去家园：“烧屋之燕，差池上下，蔽天而飞。”这些细节也是后世难以虚构的，非常珍贵，真实反映了当时的历史场景，直击人心。

《葱岭之外：亚欧文明的十字路口》

侯杨方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万有引力2025年10月版

《明亡清兴：1618—1662年的战争、外交与博弈》

侯杨方 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2025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