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西葡和巴尔干国家能逆转伊斯兰化，内亚不行｜文史宴

　　文/鹰眼荷鲁斯

　　本文是基于上一篇绿洲社会与伊朗的文章进行进一步的挖掘，探讨伊斯兰教与绿洲社会的紧密关联和高适配性。文中没有提到的西非、东南亚、欧亚大草原三个伊斯兰区域，大司马补齐一下：与内亚不同之处在于这些地方的伊斯兰教以萨满性质浓厚的苏菲派系为主，在伊斯兰的角度来说很不“专业”，不算典型伊斯兰社会，比如俄罗斯征服之前哈萨克的很多阿訇都不会阿拉伯语，无法通读古兰经；印尼则有庞大的融合佛教、印度教与伊斯兰信仰的阿邦干穆斯林。大司马之前也写过一个阿拉伯伊斯兰专题，另有一篇相关文章都附在下面，欢迎大家赏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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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文章：

　　当我们谈论伊斯兰文明在世界上的分布时，会发现一个显著的特点：它在亚洲内陆干旱地区扎根得异常稳固，从中亚的绿洲到塔里木盆地，再到阿富汗高原，这些地区的伊斯兰化几乎不可逆。

　　而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伊比利亚半岛和巴尔干半岛的伊斯兰化在几个世纪内被基督教势力成功逆转。

　　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本文将从地理、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等角度探讨整个问题，应该说：是亚洲干旱内陆潜在适应伊斯兰，而伊斯兰则不可逆地重塑了内亚。

　　与其直接说绿教是文明之癌，倒不如正视伊斯兰教扩散传播且稳定了数百年的事实，不如考虑为什么这种文明体系能够长期扎根。

　　干旱地理环境

　　塑造了伊斯兰对内亚的适应性

　　首先是亚洲内陆干旱地区和伊斯兰教的发源地环境近似：大面积沙漠、山地和零散绿洲。水源稀缺，生活条件严苛，文明分散在绿洲和山间谷地之中。绿洲彼此隔绝，交通不便，文明的规模高度取决于绿洲的面积大小。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社会对高度紧密的社区合作产生了刚性需求。

　　这些地区的居民必须建立起有效的水利管理体系，例如坎儿井（Karez）和灌溉渠道，以确保农田和牧场能够持续供应生活必需的水源。

　　伊斯兰的教义强调公正分配资源和社区互助，这种道德和社会规范恰好与干旱环境下的生存需求高度契合。

　　水资源管理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治理问题，掌握水权的个人或家族往往就掌握了实际权力，事实上在中亚突厥化和伊斯兰化之后，很多地名都是以水（su）作为地名后缀的，比如阿克苏这个地名就是白水地意思，在中国和哈萨克斯坦各有一个；克孜勒苏就是红色河的意思，龟兹的雀离大寺在突厥人来到西域之后被命名为苏巴什，苏是水，巴什是头，合起来就是水的源头的意思。

　　苍凉的苏巴什古城

　　清真寺的毛拉阿訇，或者农村地主往往是各种坎儿井的控制者，他们决定什么时候给哪家释放多少水灌溉。而伊斯兰的社区协商机制舒拉（Shura）和教士监督为这一体系提供了合法性和稳定性。

　　因此，在环境严酷的干旱地区，伊斯兰不仅是信仰，更是一种社会生活方式和治理体系，与环境高度适配，适合区域内所有人集中生活，集中分配资源，集中协商解决问题的生存模式。

　　社会结构的分散性增强了稳定性

　　内陆干旱地区的村落和部落分布分散，中央权力难以直接渗透。伊斯兰制度的弹性恰好适应了这一点：舒拉的Shura协商机制允许社区自行管理内部事务，同时保持对宗教教法的遵守。

　　这种分散自治+宗教统一的组合，使得社区在缺乏中央控制的情况下仍能自我维持，形成强大的内部韧性。就算政治上四分五裂，长期混战，但是在文化认同上却能保持一致性。

　　在秦制帝国看来这样的帝国很是散装，但其实也保留了区域内文明的自我组织能力和生育力。外部政权难以长期掌控每个绿洲和村落，因此伊斯兰化社会得以延续数百年甚至千年。

　　即使区域内短暂被其他文明反推，但是大帝国在这里的治理成本极高，不可能深入所有村庄和部落，所以在这里传统的生活方式容易延续。

　　经济模式与宗教制度的结合

　　干旱内陆地区的经济多以绿洲农业、畜牧业和局部贸易为主，这种低外部依赖，强本地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对伊斯兰社会制度非常友好：水源和牧场集中在社区管理之下，通过宗教法律和习俗公平分配。社会经济活动（如贸易、市场规则、施舍Zakat）与伊斯兰教法紧密绑定。

　　这种经济体系的稳定性意味着，即便外部势力进入，也很难立即改变当地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宗教与经济的结合，使得伊斯兰不仅是一种信仰，更成为社区存续的基础，形成了一种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

　　如果没有强烈的预期和巨大的收益，这里的文化基本上会就此稳定，不会发生本质性的变化。

　　宗教特性强化信仰的稳固性

　　伊斯兰文明有几个关键特性，使其在干旱内陆地区扎根后难以被逆转：五功（信仰、礼拜、施舍、斋戒、朝觐）和共同法律规范使社区成员行为高度一致。宗教与政治权力相辅相成，社区长老或教士既是道德监督者，也是权力调解者。

　　清真寺往往建在水源地附近，清真寺往往也把持坎儿井等水利工程，在干旱地带水就是权力来源之一。在今天的内亚，传统观念依旧认为住在清真寺附近可以得到赐福，清真寺附近的房价略高。

　　波斯人发明的坎儿井

　　教育、婚姻、法律、经济活动都与伊斯兰的教法密切相关，形成了一种强大而且内凝聚的社会惯性，伊斯兰教系统而深入的安排了所有人的一生，这种对社群的控制力和洗脑比之前的宗教的规约更加深入，也更加系统，基本上所有的生活模式教义都做了系统而完整的规定。

　　换句话说，伊斯兰信仰不只是个人选择，而是嵌入了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整体体系，使得恢复原有信仰几乎不可能。

　　既然所有人的行为都被安排的明明白白，特别是宗教贵族和世俗地主互相勾连，很多坎儿井和牧场就在阿訇或者地主手里，替换文化背景意味着侵犯社会资源持有者的直接利益，那么要替换这套体系就已经不可逆转了，因为强行替换文化成本都会更高。

　　西域和中亚在历史上都不是伊斯兰文明的区域，但是伊斯兰文明在进入这些区域的时候以军事征服为主要方式，而且伴随着对曾经文明的暴力破坏，而且破坏了文明的文化遗存，让后人即使好奇这里存在过的异教文明，也找不到对应的证据。

　　而且前面已经提到了一点，那就是这些区域本就是环境极端区域，这里的环境经不起长期战争的大规模破坏，因此伊斯兰文明发展出了对混乱（Fitna）的极端厌恶，因此很多人民和教士宁可忍受暴君的虐待，因为长期战争会直接毁灭绿洲，所以往往会避免推翻现有的建制，这形成了鸡生蛋和蛋生鸡的循环式困境。

　　极端环境呼唤高度内聚和狭隘的共同体，这样的共同体在这般内陆腹地长期扎根，很难被颠覆。

　　而且，伊斯兰社会位于封闭的内陆，外来军队难以长期大规模驻扎，因此即使被征服，伊斯兰社会可以给清朝、俄罗斯、准噶尔纳税纳贡，换取基层的自治和不被打扰。

　　而且伊斯兰教的传播本就是从上而下，伊斯兰势力取得某地的政权的同时是系统的引入法律学术艺术等成套的意识形态与经济制度，一旦占据了上层建筑，伊斯兰文化就会挤压本地原生文化的生存空间，如果所在地区非常闭塞没有其他能够与之抗衡的文化，那么伊斯兰化基本上就是不可逆的，这一点在中亚绿洲表现得极为明显。

　　特别是14世纪之后，大航海时代兴起，海上贸易进一步稀释了内陆丝路的贸易量，因此这意味着外来文化和人群的冲击只会更加稀缺稀少。更难撼动原有的文化生态。

　　在西域历史上，于阗国曾经长期与喀拉汗王朝进行拉锯战，虽然于阗国在战争前期表现出色，数次将战线推进到疏勒，但是喀拉汗王朝背后是整个内亚的伊斯兰世界，而佛教一方于阗国能从宋夏收获的支援非常有限，所以于阗国被喀拉汗消灭，基本上是被喀拉汗王朝给消耗垮的，这在塔里木盆地伊斯兰化的过程中会反复上演：佛教势力日益遭到挤压，最后不断向东后退。直到被压缩到吐鲁番和哈密等东部地区。

　　最后，伊斯兰教在男女关系上明显偏袒男性，将男性对女性赋予了相当于神对人的绝对控制力，这降低了男性获得性资源的难度，也保证了伊斯兰社群的人口繁衍，对于底层民众而言，结婚和离婚，再婚的成本很低，因此可以大量繁殖人口，给自己社群的文化找到载体。

　　为什么西葡和巴尔干可以逆转

　　而亚洲内陆则不行

　　在伊比利亚半岛和巴尔干半岛，伊斯兰化曾经广泛发生，但最终被非伊斯兰势力成功逆转，这是世界历史上少有的成功案例，这与地理和社会环境密切相关：

　　地理便于外部干预，半岛四面环海，外来的基督教军队和王国容易发动军事行动。巴尔干地形多山间河谷，交通便利，便于控制城市和战略要地。一旦切断穆斯林势力聚集的城镇，或者包围其军事据点，就能迅速击杀其统治核心。

　　而且和内陆亚洲相比，这两个半岛的城市和乡村人口密集，使原有宗教和文化记忆容易被保留并迅速复苏，这两地的基督教社群大量存在，伊斯兰征服的目的不是消灭这两地的所有人口，也不意在彻底关闭所有的教堂，毁灭所有的教区组织。

　　此外，这两地的经济模式多元多样，多元的经济意味着多元的社群结构，意味着多种行会组织，而这些区域的伊斯兰化并未彻底改变原有农业和手工业体系，反推时经济可以快速恢复。

　　和内陆亚洲难以触达有很大的区别，这两地周边有足够强大的政权可以反推或者干预半岛局势，卡斯蒂利亚、阿拉贡、奥地利、沙俄等强大政权具备组织化军队和行政能力，能够重新建立政权和宗教秩序。（大司马按：内亚也出现过突厥、蒙古等异教徒征服伊斯兰地区的情形，但这些游牧民族的文明远比基督教国家原始，无法与复杂的伊斯兰文明抗衡，只能被伊斯兰化。）

　　伊比利亚再征服运动

　　极少的去伊斯兰化成功的案例

　　相比之下，内陆干旱地区的分散人口、绿洲依赖的经济体系、长期游牧政权的断续统治，以及缺乏长期稳定外部政权的干预和反推，使伊斯兰化几乎不可逆。

　　伊斯兰文明在亚洲内陆干旱地区扎根稳固并难以逆转，主要有以下原因：

　　地理适应性强。干旱和绿洲环境要求高度合作，伊斯兰社会伦理与之契合。

　　分散社会结构。村落和部落自治结合宗教监督，增强内部韧性。

　　经济与宗教结合。社区经济依赖伊斯兰化管理，改信的话，成本会不可控制，伊斯兰文化本身厌恶内战，所以没有重大变故很难逆推。

　　信仰嵌入日常生活。教育、法律、婚姻、市场和文化与宗教捆绑。

　　历史和外部环境限制。缺乏强大、连续、组织化的外部政权干预，伊斯兰社会体系得以长期自我维持。

　　简单来说就是内亚的极端的环境造就了高度内聚化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有利于伊斯兰教这种重视秩序，厌恶内斗的文化体系长期扎根。一旦扎根就会永久消灭本地的原来的意识形态。在取代本地的其他文化之后。

　　在这里改造文化，替换文明体系的成本极高，没有任何统治者愿意再冒着颠覆基层社会，撼动基本盘进而丧失税收的风险强行替换文化，有这样尝试的人也很快失败，比如篡夺了西辽帝国的屈出律，短暂的在和田和喀什噶尔地区推行基督教和佛教，但是引发了两地军民的强力反弹，最后自己也被蒙古击败。

　　伊斯兰不仅是一种信仰，更是一整套适应环境、嵌入生活、融合政治与经济的社会体系，这使其在亚洲内陆干旱地区扎根稳固，并几乎不可被逆转。因此我们可以说，是干旱内陆地区呼唤伊斯兰，而伊斯兰则永远地重塑了内亚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