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赵楠讲述李天鸣《宋元战史》（十五）（2）

听赵楠讲述李天鸣《宋元战史》（十五）宋朝官员对蜀口防务的改进建议（2）

吴泳的建议（一、二）。宋朝的官员吴泳，在宝庆三年的春天，奉命前往蜀口。他在军中待了几乎半年的时间，到处视察访问。后来，他写了一篇《西陲八议》，在绍定二年（元太宗元年，金大正六年，1229）上奏朝廷，他首先指出：这时蒙古用兵的主要目标，还是在中原，而所以侵入宋朝的境内，只不过是像汉朝时的匈奴和五代时的契丹，前来掠夺粮食而已。虽然如此，他认为还是要预先加以防备。

吴泳在他的《西陲八议》中，又谈到帅权、军队、补给以及马匹等问题，并且提出解决办法。他的意思是说：

（1）、分别设置帅臣。天下的形势 ，一定有偏重之处，隐藏在人们所不考虑的地方，所以善于掌握形势的人，就好像驾船入海一样，必须随着水道来修正他的倾斜，而不善于审查形势的，就如同膠柱鼓瑟，害怕解弦，不知道变化。在从前南宋和金国的对抗期间，利州路的兴元和沔州，是宋朝西边最重要的两个门户。宋高宗绍兴十四年（1144），四川宣抚副使郑刚中首先实行分帅的办法，将利州路的东部隶属于兴元，西部隶属于沔州。于是，纪律划一，军心稳定；声援相接，兵势浩大。在敌人的侵逼之下，还能够支撑得住，成为了四川的金城重镇。这便是分帅的政策处置适当的缘故。后来，这两路，或是分开，或是合并，各有不同的主张。主张合并的，认为四川的精兵，以西路为第一，州城的守臣将帅，大多用武臣担任，所以不得不由兴元来管辖。主张分开的，则认为关外四川，遥遥的控制一方，假使事变突然发生，恐怕会失掉机会，因此不得不在沔州设置帅臣来接应四川。这两种说法，并不能说是没有观察到当时的局势。但是，从目前的情势看来，沔州的权力太重，并不值得忧虑；从兴元遥遥的去控制西方，并不值得考虑，并不值得考虑。目前所害怕的，是金国刚刚和宋朝和平相处，而蒙古的火焰已经燃烧起来了。蒙古的军队，在宝庆三年春天，所以从铎龙桥侵入旧岷州，又越过摩云岭，直捣西和，游骑和偏师又时常在七方关前面出没。所以，利州西路在目前实在是一个要害地区。沔州是利州西路的重镇，可是既没有城郭来保护人民，也没有财赋来招募军队，假使敌人的骑兵冲了进来，那么虚弱的守备，恐怕便不能支持了。因此，目前应当仍然分别设置帅臣，加重他们的权力。帅权加重了，攻击和防守的方略，便更能够施展布置了；兴元在左，沔州在右，制置司则在中央坐镇。如果不实行这个办法，也可以按照嘉定二年（1209）的往例，由驻在利州的转运使，兼任沔州的安抚使，平时整备边防，有事时便供应粮饷，或许也是一个办法。

（2）、合并驻军。三国时吴国（222——280）防守长江，所守备的险要，不过四个左右。纪陡便曾经用这个说法答辩了司马昭的问话。蜀汉（221——263）的军队驻扎在夷陵（今湖北宜昌市），营寨相连长达七百里，魏文帝便预料到昭烈帝一定会失败。喜欢集中，不喜欢分散，是军队的常态；而散布在山川险阻屯驻的，是兵法所忌讳的。蜀口的八万名军队，虽然隶属在四位大将（都统级的将领）之下，但四位大将的军队，实在是分散在数千里的地带上。以数千里的边疆，分布一两万的军队，等于将棋子散布在棋盘上，而想填满它的格子，实在是很困难。他曾经周览山川险阻，碰到一位老兵告诉他，以今日的形势来说，驻防的地方不应该过多，而既驻防了便不应当太简陋。目前三十里的区域，驻防的地方差不多有数十个；几块石头的小山，设立的营寨有五、六处。这勉强说来还可以。但它分拨到营寨之外的兵力，最多的不过两、三百人，最少的则只有四、五十人。四、五十人的兵力，用来作战和防守都是不够的，可是用来作斥堠便足足有余。多的不能裁减，少的又不能合并。部署多，力量便分散了；人数少，士气便降低了。一旦敌人派遣数万名骑兵入侵，宋朝的军队一定不能迅速集中。因此，目前讨论四川的形胜，固然不能不使三关的驻军强大，然而在三关外面，又不能不再设置一层防线。目前的办法，就是派遣一支军队屯驻在西和，在西和以上的地区，又抽出一支强大的兵力屯驻在摩云岭，一支强大的兵力屯驻在厓石（位置不详）。这样，七方关的守备便自然巩固。派遣一支军队屯驻在同庆，在同庆以上的地区，又分出一支强大的兵力屯驻在湫池堡（天水军境内）和白环堡（距离天水军十里）。这样，仙人关的守备便自然巩固。派遣一支军队屯驻在凤州，在凤州以上的地区，又分出一支强大的兵力屯驻在兴赵原（凤州东北）和隔芽关。这样，武休关的守备便自然巩固。此外，再经营宕昌（今甘肃岷县东南一百五十里）来保卫階州，固守上津（今湖北郧西县西北一百四十里）来保卫金州（今陕西安康市）。驻防的地方，必须编制完整的军队；担任接应的援军，不妨首击尾应。其它的小关隘、小路径，只需要布置斥堠和间探便可以了。这样，平时一定能够守备得很坚固，有事时也一定能够完成所交付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