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中将切腹自杀耗时15小时痛苦离世

1945年8月15日深夜，东京三宅坂，陆军大臣官邸。

空气里那股血腥味儿混着火药味，浓得让人作呕。

榻榻米上，一个穿着白衬衫的老头正躺在血泊里，嗓子里发出破风箱一样的喘息声。

就在几个小时前，天皇刚刚录完了那个著名的《终战诏书》，宣告日本彻底玩完。

这个在血泊里挣扎的老头，就是陆军大臣阿南惟几。

此时的他惨得没法看：肚子横着被切开了，肠子流了一地，脖子上还有个冒血的枪眼。

按理说，照着武士道的剧本，这时候他早该“像樱花一样飘落”了。

可偏偏这具肉体硬朗得很，愣是把一场原本该利索的死亡，变成了一场持续15个小时的、血淋淋的活受罪。

这位曾经在中国战场上不可一世的“帝国猛将”，究竟为什么要导演这场并不体面的死亡大戏？

把时间往回拨一点，回到这一天的凌晨。

那会儿的阿南惟几，正处在精神分裂的边缘。

作为陆军大臣，他是那个整天喊着“本土决战、一亿玉碎”的硬茬子；可作为天皇的臣子，他又得听主子的话，乖乖投降。

不想抗旨，又不想当亡国奴，摆在他面前的路其实只有一条：死。

但这死，不能随便死，得演全套，得体面。

凌晨四点，阿南换上了特意让人从广岛取来的、天皇赐给他的衬衫，把勋章一个个别得整整齐齐。

他甚至还修了修胡子，搞得一丝不苟。

书房里，宣纸铺开，墨研好，他开始写遗书。

这一写就是十封。

给天皇的、给部下的、给家人的，连老战友都有份。

他在给天皇那封信里写了句特有名的话：“一死以谢大罪。”

这个大罪，既是说战败了，也是在说之前陆军那帮愣头青想搞政变阻挠投降时，他没管住也没管好。

写完遗书，天刚蒙蒙亮。

阿南拿出了那把短刀。

说实话，切腹这玩意儿，也就是日本人把它吹成了“艺术”，从生理学上看简直蠢得要命。

肚子那地方虽说软，但脂肪和肌肉厚着呢，最要命的是没大动脉。

除非后边站个帮忙砍头的“介错人”，否则切腹就是纯粹给自己找罪受，疼死都死不了。

阿南没请介错人。

他觉得自己是个角儿，得独享这份“荣耀”。

他解开扣子，露出肚皮，反手握刀，对着左下腹就狠狠捅了进去。

刀刃划开皮肉的声音，在死寂的黎明里听着格外刺耳。

紧接着，他咬着牙，用力把刀往右边拉。

那一瞬间，疼得估计连魂儿都飞了。

但他没停，手腕一翻，又把刀刃往上挑。

这一套“十字切”，可是切腹里的高难度动作，也是痛苦的巅峰。

血一下子喷了出来，内脏顺着口子就滑到了膝盖上。

可偏偏，老天爷就不让他死。

人这种生物的生命力，在这会儿成了一种巨大的讽刺。

因为没切断大动脉，阿南只是在哗哗流血，脑子却清醒得很。

剧痛像潮水一样一波波往脑门上冲，他疼得浑身打摆子，冷汗混着血水往下淌，却只能跪坐着，死撑着最后的架子。

实在疼得受不了了，他又摸出一把匕首，想去捅颈动脉。

手抖了。

这一刀刺偏了，血管没断，只是在脖子上又开了个口子放血。

还是没死。

阿南彻底绝望了。

眼瞅着天都大亮了，官邸外头已经有了人声。

他不想让人看见自己这副半死不活的狼狈样，于是让来探视的小舅子找来了一把手枪。

他把枪口抵住下巴，或者说是太阳穴附近，扣动了扳机。

“砰”的一声闷响。

子弹打穿了脸颊，把半边脸打得稀烂，血溅得满墙都是。

见鬼的是，他居然还是没死！

这一枪又避开了脑干和要害。

现在的阿南惟几，肚子开了，脖子破了，脸也烂了，整个人像个破布娃娃一样倒在血泊里，除了在那儿痛苦地抽抽，连自杀的力气都没了。

这就有点尴尬了。

这时候，早就赶来的军医做出了一个让人脊背发凉的决定。

他看着痛苦万状的阿南，既不救人，也不给打一针安乐死帮他解脱。

军医只是冷冷地看着这位上将，给他盖了条毯子。

军医对旁边的人说：“大将是想在这个痛苦中谢罪，咱们别打扰他的武士道精神。”

这话听着冠冕堂皇，实际上就是让阿南在极度的痛苦里，慢慢熬干最后一滴血。

从凌晨切腹，一直熬到晚上八点多，整整15个小时。

这期间，他听着天皇宣读投降诏书的广播，听着窗外知了的叫声，甚至还能感觉到美军飞机从头顶飞过的震动。

直到身体里的血流得干干净净，心脏再也泵不动一下，阿南惟几才终于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这场漫长的死亡秀，究竟是演给谁看的？

在日本人眼里，这叫“凄美”。

你得知道，这个阿南惟几可不是什么悲剧英雄，他是个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

把时间往前推几年。

在中国战场上，阿南惟几这名字就是阎王爷的代名词。

1941年，他接替园部和一郎当了第11军司令官，指挥了第二次和第三次长沙会战。

在那片战场上，他对待中国人可没有对自己这么“狠”。

面对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阿南惟几展现出来的是极度的残忍。

为了攻破防线，他批准使用大量毒气弹。

成千上万的中国士兵和平民，就在窒息和溃烂中痛苦死去。

那时候的阿南，站在指挥所里看着地图上的毒气标记，脸上只有冷漠，哪有一点人味儿？

后来，他又去当第二方面军司令，在豫湘桂战役中继续搞他的“焦土政策”。

直到战争末期，他当了陆军大臣，掌握了日本陆军的最高指挥权，嘴里还在喊着“一亿玉碎”。

所谓的“玉碎”，不就是让全日本的老百姓拿着竹枪去撞美军的坦克吗？

他明明知道必败无疑，却为了所谓的“国体”和“面子”，想拉着整个民族给他陪葬。

甚至在天皇决定投降的前几天，陆军省那帮疯子参谋还在策划政变，想软禁天皇，烧了投降诏书。

作为陆军大臣，阿南惟几心里跟明镜似的。

他虽说没直接参与，但也没严厉制止，这种暧昧的态度差点让日本陷入万劫不复的内战。

直到最后一刻，当天皇当面流着泪求他“忍所难忍”时，他才不得不放弃了抵抗的念头。

他选择了死，不是因为他勇敢，而是因为他无路可走。

活着，他就是甲级战犯，铁定要上绞刑架；死了，或许还能在靖国神社里混个牌位，留个“忠臣”的名声。

但这“忠臣”二字，实在太虚伪，也太沉重了。

在这场战争结束的时候，赶着去投胎的可不止阿南一个。

就在阿南切腹的同一天，那个被称为“神风特攻队之父”的海军中将大西泷治郎也在家里切腹了。

这个发明了让人开飞机去撞军舰的疯子，死法比阿南还惨。

大西也没请介错人，切腹后也没补枪，就那么硬挺着。

他留下的遗言是：“我要用这种痛苦来告慰特攻队员的英灵。”

结果呢？

疼得满地打滚，哀嚎了一整夜，整整折腾了16个小时才断气。

还有那个挑起“七七事变”的罪魁祸首杉山元，听到投降消息后，先是用手枪自杀，紧接着他老婆也穿着一身白衣，在佛堂里喝氰化钾跟了去。

这些日本军方的高层，打顺风仗的时候，一个个趾高气扬，视人命如草芥；一旦输了，精神世界瞬间崩塌。

他们没法面对失败的现实，更没脸面对审判席上的羞辱。

于是，他们躲进了古老的“切腹”仪式里，试图用这种血腥的表演，给自己画上一个看似“壮烈”的句号。

这哪里是勇敢？

这分明是极度的懦弱。

他们有胆子把刀插进自己的肚子，却没胆子活下来面对战后满目疮痍的国家，没勇气去承担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责。

就像阿南惟几，他那一刀下去，确实疼。

但这痛，跟南京城下的哀嚎比起来，跟重庆防空洞里的窒息比起来，跟整个东亚战场上数千万冤魂的痛苦比起来，又算个什么东西？

他的死，根本没感动美国人。

麦克阿瑟坐在厚木机场的吉普车上，嘴里叼着玉米芯烟斗，看着路边日本警察卑躬屈膝的样子，眼里只有轻蔑。

他的死，也没挽救日本军国主义的覆灭。

就在他咽气后的第17天，密苏里号战列舰上，重光葵拖着那条残腿，在投降书上签了字。

大日本帝国的太阳，彻底落山了。

阿南惟几这漫长的15个小时，后来被日本右翼分子吹成了“最后的武士之魂”。

他们歌颂这种忍耐痛苦的意志，膜拜这种对皇室的愚忠。

那个清晨，当阿南惟几在血泊中抽搐的时候，窗外的东京正迎来战后的第一个黎明。

虽然城市已经被炸成了废墟，但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不用再把自家孩子送上战场的日子，终于开始了。

而阿南惟几们，这些把国家推向深渊的“大人物”，他们的死亡不是殉道，而是清理门户。

历史是公正的。

它不会因为你死得疼，就原谅你犯下的罪。

那把切开阿南肚皮的军刀，最终也没切断他的罪恶，只是切开了一个时代的毒瘤，让里面的脓血，流个干净罢了。

这漫长的15个小时，不是悲剧，是报应。

信息来源：

《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美 约翰·道尔，三联书店，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