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理于经，征事于史，济世于民——刘伟教授谈经济学的教与学

我读大学那会儿，经济学远不像现在这么热。

1978年2月，我接到了高考录取通知书。上面写着——北京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普通班本科生，这并不是我报考的第一志愿。

当时，包括我自己在内，很多人并不知道大学里有经济系。那个时代，经济研究不被社会普遍关注；经济学也并非显学，给人的感觉更多是沉闷。那时候，在我们兵团营部有个姓陈的北京知青，我问他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结果他想了半天，支支吾吾地说：“经济学可能是学打算盘的。”

12岁那年，我随父亲一路颠簸，来到当时的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师二十团，一边参加劳动，一边度过了自己的中学时光。高中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五营五连生产队做农工，后来又被抽调到营部政工组担任宣传干事。

那是个书荒的年代。年轻人都想看书，却找不到书，只能换着看、借着看。当时，我们政工组有个不大的资料室，藏书不多，经典却不少。在那里，我开始读《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逐渐接触到一些社会科学知识。

兵团里有很多年纪相仿的伙伴，主要是来自各地的知青，大家常在一起讨论问题。而那时的我，常常在热烈的讨论中思考国家和自己的未来。

让我们都没想到的是，一则消息突然传来：国家恢复高考了。

填报高考志愿时，我报的是北京大学图书馆系。因为我觉得，学成后在图书馆工作，读书不用发愁。可偏偏事与愿违，政治经济学专业的这封录取通知书让一脸茫然的我，推开了经济学的大门。

本科4年的学习让我深刻认识到：经济学是一个古老、凝重而现实的学科。经济生活本身非常有活力，对思想史、经济理论和现实的研究有深入的要求。同时，经济学又是很残酷的学科，它不允许“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从容，它所提出的问题是不容回避的，只有直面问题才能更好地解释问题、解决问题。

在知识的海洋里涵泳沉潜，对我来说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不过，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还是燕园里先生们的学术风骨与大家风范。

20世纪70年代末，陆卓明先生讲授世界经济地理的课堂上，学生总是把教室挤得满满当当。讲义是陆先生一笔一笔刻钢板油印出来的，地图也是他手工刻画的。

陈岱孙先生在20世纪20年代曾任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又辗转到西南联大。陈先生的课讲得精彩、干净、儒雅，我们听得来，却学不来。

石世奇先生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当自己的学术主张引发广泛讨论时，石先生特别引用了马寅初先生的一段话：“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投降。”对真理的执着与坚持，先生们向来态度分明。

我的博士生导师萧灼基，曾是北大经济学院最年轻的教授和博导。他不仅睿智，还很勤奋。他曾说过，还在读大学本科时，就许下两个志愿：一是在学习上，希望自己能通读马恩全集；二是在研究上，希望自己能写出《马克思传》和《恩格斯传》。后来，他真的做到了！没有一股长期坚持的韧劲和对马恩学说的执着，怎能做到？

听着先生们讲学教书、纵论古今，我意识到了某些比知识更加重要的东西：做人的高贵、做学问的执着、恪守信仰的坚定。治学严谨、淡泊名利、求真慎独、经世济民，是他们身上共同的标签。

不知不觉间，我自己也站上了北大的讲台，开始了教学生涯，而经济学也在改革开放的春潮下草木蔓发，成为显学。每年新学期开学，我面对的总是十八九岁的青年。作为老师，我需要不断调整，在课堂上与学生沟通交流。这是一件很让人着迷的事情，因为时代赋予他们新的特点，也对传道授业解惑提出了新的挑战。

在课堂上，只有把资料与资料、数字与数字之间的逻辑讲清楚、讲透彻，学生才会了解整个思想的脉络，理解观点产生形成的过程及其中意义。讲课不是炫耀学问，要能让人家读懂你，继而喜欢你讲授的东西，让学生有所收获。

经济学是经世济民的致用之学，最重要的是经济学的理论训练和实践如何结合的问题。为此，我在课堂里引导学生多了解实际、深入实际、调查实际，培养青年学生对理论和现实的敏锐度，这样才能更好理解学科自身的内容。

教书育人40多年来，我深刻感受到经济学教学所经历的三个阶段的变化：

第一个阶段是陌生。那时我们不了解经济学，连它是干什么的都不知道，更不用说去了解国际社会经济学的发展是个什么水平了。

第二阶段是模仿。随着对外开放力度加大，在我们发愤图强、奋起直追的过程中，大量国外经济学教材流入我们的学校，教学都照着人家来。虽然模仿也是一种学习，但这种学习是精神上被动的，其原因之一是我们缺乏自信。

现阶段。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的探索，我们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与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国家在摆脱贫困、推动现代化建设等方面为人类社会作出了崭新的历史性贡献。

现在，越来越多经济学研究者意识到，要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的语言和方式，研究中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这种自觉和自信根植于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国家的发展成就，并不是得益于西方理论的指引或参考。

改革开放以来，一代代经济学研究者及时总结新的生动实践，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在发展理念、所有制、分配体制、政府职能、市场机制、宏观调控、产业结构、企业治理结构、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等重大问题上提出了许多重要论断。这些理论成果，不仅有力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今天，政治经济学面临的时代问题不是少了，而是多了；解答的难度不是降低了，而是提高了。面对云谲波诡的国际环境和艰难繁重的改革任务，我们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特别是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引，深化对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才能不断提高驾驭中国经济这艘巨轮的能力和水平。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首先需要植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植根中国式现代化，同时必须借鉴建立在各国经济发展基础上的经济学，并逐渐形成中国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全球性广泛影响。这要求我们从这些历史实践中精准识别和理解最关键的问题：在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的国家面临哪些特有的挑战？这些挑战不仅对我国具有独特的意义，同时也在全球范围内具有重要影响，我们是如何应对并克服这些挑战的？我们的任务是将这些实践中的经验和教训加以总结并提升至学术层面，使其成为学术探索和理论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这方面，我们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作者刘伟，系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一级教授，教育部高等学校经济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原文刊载于《光明日报》2026年1月12日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