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年李先念回乡，侄子提议合照，他却说：可别拿着照片招摇撞骗

1947年深秋，一支由豫皖鄂三省游击队员组成的小分队穿行在大别山密林中，带队的人就是38岁的李先念。队伍休整时，他久久凝望家乡方向，低声嘱咐警卫员把“高桥区九龙冲”的方位再次标注在地图上——那是他此生牵挂最深的地方，也是他决定革命道路的原点。

山路崎岖，耳边常有冷枪响起，他却说自己最怕的不是敌军，而是旱涝无常的家乡田地。旧社会无水无粮的窘境，在他心里远比枪弹更可怕。这一念头，后来催生荆江分洪工程，也成为他重返红安时的第一句话：“先修水利，再谈别的。”

时间线往前推，1909年6月，李先念出生在红安一户佃农家。八个兄妹，他最小。糠菜半年粮的记忆，刻在骨子里；擦油布下锅的“改善”方式，让他早早学会了什么叫窘迫。十岁坐进私塾，两年后因交不起学费被迫离开，改学木匠。打刨子时，他常琢磨：到底怎样才能让穷人翻身？

1926年10月北伐军节节推进，他辞去武汉码头的临时工，连夜踏上回乡路。11个月后，“黄麻起义”爆发。起义军短暂占领红安，他第一次尝到“人民自己掌权”的滋味，也第一次领兵迎战反扑——此后枪林弹雨十四年，几乎没再回过家。

1949年新中国成立，李先念已是37岁的湖北省委主要负责人。武汉、荆州、襄阳接连要事，他仍隔三差五问身边人：“家乡雨水多不多？田里是不是缺肥？”秘书笑他操心太细，他却摆摆手：“红安48万人，战死10多万，活下来的日子要过好。”

1953年秋，他以中南行政副主席身份第一次回到红安。县里安排专车，镇上搭彩门，他全部谢绝。到县城破庙里见六百名基层干部，他只讲两件事：水利和粮食。“压迫地主倒了，是好事；可没饭吃，还是苦。”短短一句，屋里鸦雀无声。

马鞍山水库工地泥泞不堪，他踩着稻草上坝，回头冲民工们挥手：“这个坝守住了，旱年也能收成。”十年后那场特大洪水印证了他的判断。

1961年9月，第二次回乡。国家正处三年困难时期，红安全县粮食征购任务完不成，干部想让他“开口子”。会场气氛凝重，他只是问：“城市工人、解放军也要吃粮，这个口子谁来补？”一句话说得众人低头。散会后，他把县委书记叫到桌旁，压低声音提醒：“山区可以多种红薯和树豆，口粮缺口自己补。”

同年，他顺道去仪征化纤厂调研，侄子李良银在厂里。领导请侄子合影以作留念，李先念微微一笑：“照可以照，记着别拿我的照片去招摇撞骗。”两句平常话，把全厂人听得心里直打鼓——这是此篇标题里那句著名的话。当晚，他又写信给家中长兄，只说一句：“工资略补，别伸手向公家。”

1963年春，他第三次回家，第一次踏进李家大屋。祖屋残墙斑驳，他摸着青砖，嘱咐族人“靠自家力气修缮，不要等国家”。离别时他答应三四年再回，但繁重国事让这句承诺拖了整整十六年。

1979年8月，他终于第四次回乡。改革开放的曙光刚亮，他在县道边看到一个放牛女孩，上前询问：“八岁啦？上学没？”女孩摇头，他立即要求随行干部调查。半年后，这孩子出现在七里坪列宁小学的课桌前。

刀背岭杉树林场是此行第二个停靠点。满山杉树迎风，他拍着树干说：“这是绿色银行。”乡干部本想介绍“山里每亩收益”，却被他打断：“先教老百姓算账，再教他们读书识字。”对农业、教育两件事，他始终心里有数。

1988年4月，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回乡，已年近八旬。茶场、烈士陵园、军属院，他一天跑完。夜里十点，他把县领导喊到房间。灯泡昏黄，他来回踱步：“烈军属待遇如何？千万别让人说咱忘了牺牲的人。”语速不急，分量却重。

次晨参观纪念馆，他亲手栽下一棵雪松。有人悄悄议论“李主席这次回来肯定带了几万拨款”，传言越滚越大。他笑着澄清：“一分钱没有带，再说我就上报纸辟谣。”

1991年，红安县委副书记进京汇报。李先念第一句话便是：“万元户有几个？”得知已经有人盖楼房，他点头认可，却马上提醒“别占耕地”。对“土地红线”四字，他看得极重：“乱占一亩，就等于谋害三条人命。”

1992年初夏，病榻上的他仍念叨家乡：“要让户户富起来。”6月21日清晨，李先念与世长辞。两天后，本该送到北京的生日蛋糕留在红安，县里把它切成小块，分给烈军属。人们说，这或许正合他心意——让老区人先尝甜。

如今再翻档案，1961年那张与侄子合影仍保存在仪征化纤厂资料室，背面清晰写着：“照片不可作私用。”短短十字，道尽一位老一辈革命家对公与私的分界线，也印证了他一生未改的原则：情有多深，公事依然最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