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岁女导演坠亡之殇｜生前遭暴力，嫌犯曾与乌尔善公司合作过

2025年12月23日，赖宇晴发了条朋友圈。

配图是她和朋友的合照，文字充满了诗意：“这趟分别被拉得好长，月亮在身后，会很勇敢。”

七天后，她从金边一栋民宅的二楼坠下，又过三天，她从这个世界上逝去。

年仅23岁。

赖宇晴的身份，是一位导演，长片处女作《潮汐低语》曾在釜山电影节世界首映。事发后，警方把和她同在一层楼的两个人带走了：印度籍男子Jatla Siddartha，中国籍女子李芳（Li Fang）。

1月10日，有消息称，他们被柬埔寨警方以“故意暴力致人死亡”立案调查，并依法拘留。这意味着，赖宇晴在坠楼之前，曾遭暴力对待——并非一起意外。

而嫌疑人之一的Jatla Siddartha，是《潮汐低语》的联合编剧，也是导演，其长片还曾与乌尔善的后期公司合作过。

那么，赖宇晴的最后一夜，到底发生了什么？

图源自赖宇晴IG

-她是谁-

2002年8月，赖宇晴出生在天津，祖籍福建。高中去了加拿大，大学在美国学导演，辗转纽约、洛杉矶、多伦多。这种求学路径在国内独立电影圈并不罕见——家境殷实，视野开阔，有条件去追求那些不怎么“实用”的梦想。

和很多科班出身的年轻导演不同，赖宇晴不是那种只会坐在监视器后面的人。她同时是演员、编剧、音乐人，参与过多部短片和长片的制作。

她的短片《爱是一本书》入围过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作品还进过伦敦BFI Flare电影节、圣丹斯Ignite终选名单。而她的长片首作《潮汐低语》，则入围2025年的第30届釜山国际电影节亚洲电影之窗单元。

釜山电影节是亚洲最重要的电影盛会之一，贾樟柯当年就是从釜山起步的，他说过，是釜山最早给了《站台》和《小武》机会。因而，对于一个刚满23岁的导演来说，作品能在釜山世界首映，堪称梦幻开局。

2025年9月19日，赖宇晴去了一趟韩国，参加釜山电影节。她父亲后来向警方提起这件事时，语气里带着骄傲和困惑交织的复杂——他知道女儿去韩国领了奖，但对女儿在柬埔寨的生活，却几乎一无所知。

《潮汐低语》的故事地点，设定在金边。赖宇晴在接受《春潮TIDE》杂志采访时说过，她第一次去金边是参加工作坊拍短片时，就决定要把长片故事背景放在这座城市。

她这样描述自己的三位制片人：“一个是我在美国认识的Lily，我之前的短片就和她合作，所以我们之间有很强的信任和默契；另外一个制片人Jatla，他是我在工作坊的导师，是来自印度的一个更有经验的导演，他也是少有能在创作层面帮我把优势放大、提醒我不足的人。还有Jatla的长期制片人Esther，她一直细心看顾着我们，为我们兜底负责。”

Jatla，全名Jatla Siddartha。

Esther即李芳，她和Jatla，后来会多次出现在警方的通报里。

图源自赖宇晴IG

-去金边-

提起柬埔寨，人们会想起杀猪盘。

然而，赖宇晴为什么要去柬埔寨做电影？

这个问题的答案，和整个东南亚独立电影产业的兴起有关系。

柬埔寨影视产业规模不大，但近年来呈增长趋势。低成本、独特的拍摄地点（吴哥窟、金边的都市与乡村景观）、简化的拍摄许可和政府支持，让这里成为国际拍摄地和新兴数字内容生产基地。金边和暹粒是主要的制作中心，有多家影视工作室和设备租赁公司。

对于手头资金有限但野心勃勃的年轻导演来说，金边算是一个性价比不错的选择。物价低廉意味着同样的钱能拍出更多内容，热带光线充足意味着打光成本降低，东南亚独特的美学意味着画面自带异域质感——这种质感在国际电影节上往往很讨巧。

赖宇晴2024年来到柬埔寨，此后长期驻扎在金边，和几个朋友一起进行创作（一些新闻里写说是做短剧，大概是电影短片之误）。她父亲说，女儿一向很独立，对于她在国外的生活细节，他所知有限。

独立这个词，或许可以成为赖宇晴的生命标签。

她的初中同学钟先生后来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事发前几周，赖宇晴还在北京和初中同学见了面，向大家展示自己的艺术作品，之后就去了柬埔寨。钟先生是在新闻上得知噩耗的，感到震惊和惋惜。他印象中的赖宇晴性格积极开朗，“不像是会有轻生行为的人”。

但金边这座城市，有它不那么光鲜的另一面。关于柬埔寨的负面新闻，从来没断过。

有网友在赖宇晴的新闻下面留言：“隔一两个月就能刷到一起柬埔寨坠楼，而且还都是在金边。”这话夸张，但也不是完全没有依据。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近年来多次发布安全提醒，提醒中国公民注意人身安全。

赖宇晴显然知道这些，但她还是选择留在金边。

大概，因为她的电影在这里，她的合作伙伴也在这里。《潮汐低语》的故事设定在金边，她不可能在别的地方完成这部作品。

这是很多创作者的宿命：为了追求想要的东西，你总要冒一些险。

但赖宇晴的险，冒的有些大。

图源自赖宇晴IG

-那一夜-

2025年12月29日，星期一。

金边的空气湿热粘稠，这是热带城市的常态。

根据柬埔寨警方后来发布的通报和监控记录，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大致是这样的——

当晚11点22分，赖宇晴出现在金边市一栋民宅的院门外。这是一栋三层老式建筑，底层房东自住，二楼出租给了Jatla Siddartha和李芳，三楼住着一位法国籍租户。

赖宇晴不住在这栋楼里，是来找人的。

大门锁着，她进不去，监控拍到她站在门外等待。

几分钟后，住在三楼的法国男子回来了。他打开院门，赖宇晴跟在他身后走进了院子，然后上了楼。

从这一刻开始，监控就拍不到她了。院子里的摄像头只能覆盖公共区域，拍不到房间内部。

12月30日凌晨0点30分左右，监控记录到二楼传来交谈声。

然后，赖宇晴从高处坠落。

从她进门到坠楼，一共68分钟。

坠落之后，二楼的Jatla Siddartha和李芳立刻下楼，扶起了倒在地上的赖宇晴。

凌晨0点45分，赖宇晴被送往金边某家医院。

检查结果极为糟糕：脑部严重肿胀伴随出血，肺部挫伤并有血块，锁骨骨折，脊椎多处断裂。赖宇晴整个人处于深度昏迷，脑死亡风险极大。

这不太可能是失足滑落能造成的伤——因为她是在二楼，距离地面顶多3-5米的。从医学角度看，这种程度的创伤意味着一次极其猛烈的撞击。

12月30日上午，赖宇晴父亲接到外甥电话听闻噩耗，第二天晚间赶到金边。他在医院守了三天，看着女儿躺在病床上一动不动。

这位父亲，可能在病床边无数次回想女儿小时候的样子。从天津到加拿大，从加拿大到美国，从美国到柬埔寨——这个独立、倔强、追着电影梦跑的女孩，什么时候变成了病床上这个插满管子的人？

1月2日下午5点，赖宇晴宣告不治，死亡证明上写着：

死因是头部与身体遭受严重撞击。

图源自赖宇晴IG

-嫌疑人-

赖宇晴和Jatla Siddartha、李芳是什么关系？

如同赖宇晴在接受《春潮TIDE》杂志采访时说的那样，她的《潮汐低语》有三个制片人，其中两个就是Jatla和李芳。

根据公开资料，Jatla Siddartha还在“新亚洲影志”电影工作坊担任导师。“新亚洲影志”这个机构，曾在北京、成都、广州、深圳等地举办过多期培训，并在国内电影媒体上做过不少宣传，因而影响到一些国内独立导演前往。

赖宇晴正是通过这个工作坊结识了Jatla，并在他的指导下完成了《潮汐低语》的创作。

换句话说，他们不仅仅是朋友，而是深度绑定的创作伙伴。

李芳在国内时，曾参与“奇观影展”，以及担任蓝星球科幻电影周的策展人，之后创立Mirage Films，赖宇晴的《潮汐低语》就是该公司推出的首部电影作品。

Jatla Siddartha是印度独立电影导演和摄影师，毕业于印度电影电视学院。他的父亲是电影导演，母亲是演员，可以说是电影世家出身。2012年，他的短片《艺术家》在釜山电影节首映。

2017年，他的长片处女作《Love and Shukla》在釜山首映后，先后入围塔林黑夜电影节、上海国际电影节等超过40个国际电影节，最终被Netflix买下。2024年，他的第二部长片《虎腹之中》（In the Belly of a Tiger，李芳任制片人）入围柏林电影节论坛单元。

值得一提的是，《虎腹之中》的幕后阵容堪称豪华：配乐是梅林茂（代表作《花样年华》《一代宗师》），声音设计是奥斯卡得主Resul Pookutty（代表作《贫民窟的百万富翁》），调色则是由国内知名导演乌尔善旗下的后期公司魅思映像完成（乌尔善占股70%，曾参与《封神》系列的特效）。

需要说明的是，乌尔善公司与Jatla Siddartha的合作仅限于《虎腹之中》这部电影的后期工作，属于正常商业服务。这种合作在电影行业极为常见——好莱坞后期公司也会为全世界的独立电影提供技术服务，不代表任何人事关联或背书。乌尔善本人及其公司，与赖宇晴案没有任何关系。

但这个细节足以说明一件事：Jatla Siddartha的作品能够入围柏林、能够被Netflix买下、能够请到顶级配乐和音效团队，说明他不是什么野路子，而是一个在国际独立电影圈有相当资历和人脉的导演。

这样一个人，怎么会卷入坠亡案？

《潮汐低语》剧组在釜山电影节，左一为Jatla，赖宇晴居中

-疑点-

即便两名嫌疑人已被拘留，这起案件仍有不少其他疑点——

那个法国人。

监控显示，赖宇晴是跟在法国籍男子身后进入民宅的。但在警方通报中，这位法国人几乎没有被提及。他住在三楼，而Jatla和Li Fang住在二楼。赖宇晴跟着法国人进门后，去了哪一层？他和赖宇晴是什么关系？事发时他在哪里？

栏杆上的指纹。

警方在案发现场栏杆上提取到了指纹。这些指纹是谁的？与坠楼有没有直接关系？鉴定结果尚未公布。

68分钟里发生了什么？

从警方对嫌疑人的起诉罪名来看，赖宇晴在坠落之前，被暴力殴打，谁打了她？是两个人一起，还是某一人施暴？是她不堪暴力自己选择跳下？还是她被推下了楼？

监控记录到坠楼前楼上有“交谈声”——是聊天还是争吵？内容是什么？与坠楼有没有因果关系？这是整个案件最核心的谜团，到现在都没有公开信息。

但目前为止，我们能看到的只有监控拍到的画面、警方简短的通报、以及医院出具的死亡证明。房间里的事情，只有当时在场的人知道。

是否有利益纠纷？

这起案件的复杂之处在于，三个人存在深度的商业合作关系。赖宇晴有自己的制片公司Nimbus Films，Jatla和李芳有Mirage Films，《潮汐低语》是他们共同的合作项目（还有另一位制作人Lily的Inwave Films参与出品）。

在电影圈，这种合作模式极为常见，但也很容易产生矛盾：署名权怎么算？收益怎么分？后续发行谁说了算？如果双方对电影的商业前景有不同判断，分歧会更大。

这些问题，目前没有答案。但可以确定的是，三个人之间的关系远比“朋友”或“同事”复杂。

1月7日，制作人Lily发布了一则声明称，“《潮汐低语》后续的节展与发行之路，我们会带着对宇晴的思念、带着对作品的尊重继续走下去。愿更多观众未来在黑暗的影厅里，仍能与她的影像相遇，听见她的声音。”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声明是以Lily和赖宇晴的公司联名发布，李芳的Mirage Films则没在其中。

图源于赖宇晴IG

-独立-

赖宇晴的遭遇，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独立电影人——尤其是年轻女性创作者——在海外工作的处境。

独立电影不像商业大片，没有成熟的工业体系托底。为了压缩成本、追求想要的画面质感，年轻导演们往往要深入那些制度相对松散的地带。他们要和各种背景的人打交道，在复杂的人际网络里寻找资源、寻找合作伙伴、寻找机会。

剧组是一个微型社会，在异国他乡更是如此。大家吃住在一起，语言不通、文化不同，彼此就是唯一的依靠。这种紧密会催生信任，但信任有时候也很脆弱。

独立电影的制作模式，决定了导演和制片人之间的关系极其复杂。资金怎么分配、创作理念有没有分歧、署名权怎么算、后续收益怎么分——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可能引发矛盾。

而当矛盾发生在一个封闭的海外环境里，当事人往往缺乏求助的渠道。

2025年9月底，釜山电影节上，李芳还和赖宇晴共同接受了采访，那时候，她们关系融洽，且充满乐观。

“拍电影总是很难——这就是行业的本质——但我们都有希望的迹象，”李芳说。

而赖宇晴则说，“我现在知道，未来拍第二部电影会有很多挑战，但这不会阻止我尝试，因为我现在停不下来了。”

现在看起来，这话更像是某种“反向预言”——她可能没想到，仅仅两个月后，自己就被迫停了下来。

赖宇晴（中）在釜山电影节，看起来多闪亮 / 图源自其IG

如今，赖宇晴的父亲将女儿火化，带回了中国。她的朋友们发表声明，说赖宇晴是“一位勇敢、善良、永远充满着爱的女孩子”。

她的电影《潮汐低语》如果有机会公映，观众在看到导演名字的时候，大概会想起这个故事——23岁的女孩，死在了自己合作伙伴的住所里。

赖宇晴是独立的，某种程度上，这意味着自由，也意味着孤立。

那天晚上，她独自一个人，去了自己的葬身之地。

深夜11点，她站在黑暗里，等着死神打开了门。

本文综合自《柬中时报》、观察者网、扬子晚报、极目新闻、《春潮TIDE》、News18、Variety等媒体报道。案件仍在调查中，最终定性以警方公布为准。
另，关于Jatla Siddartha与乌尔善公司的合作，来源于印度媒体Firstpost的报道。我们要再次强调：这属于非常正常的商业合作，乌尔善本人及其公司与本案无任何关联。
撰稿｜LEON
策划｜文娱春秋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