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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春,应中国政府的邀请,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元帅应邀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苏联国家元首首次访华,中苏两国政府对此都十分重视,为此,中国方面对苏联国家元首访问的城市的治安进行一次全面整顿。
但谁也想不到的是,就在苏联政府代表团即将抵达中国上海的的数日前,忽然发生了数起专门盯着苏联以及东欧国家外宾下手的扒窃案件,周恩来总理得知情况之后,立即责成公安部长罗瑞卿限期破案。于是,一场限时限刻、具有特殊意义的无声战斗打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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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4月8日,星期一,上海,外白渡桥北堍东侧苏联驻上海领事馆。
当日晚上8点40分,一辆黑色伏尔加轿车从苏联驻上海领事馆内驶出,沿着外滩的中山东路驶上福州路。这辆轿车前面两侧那对闪烁着金属光亮的旗杆上飘晃着苏联国旗,在那个轿车稀缺的年代里,如此一辆轿车招摇过市,足可吸引沿途几乎所有市民的注意力了。
黑色伏尔加轿车居然直接来到位于福州路185号的上海市公安局,上海市公安局这边显然已经接到过苏联领事馆方面事先拨打的电话了,警卫当即放行,伏尔加轿车在驶进里面的大院停下,从车上下来的三个苏联男子,三人一律西装革履,气度不凡。但若仔细打量,就会发现其中一个酒糟鼻子的中年人的神情有些萎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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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位苏联男子随即礼宾被引领进入了底楼的一间会客室,两个外事警察显然已经恭候一段时间了,简单寒暄过后,其中一个用俄语道:“三位苏联同志,你们好,请问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们说,有一位索洛也夫同志似乎遭遇意外。?”
那个神情萎靡的男子点头道:“警官同志,我就是索洛也夫,我的钱包被人偷了!”他一边说着,一边掏出护照递给警察检查。
警察看了护照,然后在本子上记下了姓名、号码,然后问道:“钱包被偷了?里面有些什么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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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洛也夫于是一五一十地把情况陈述了一遍,40岁的索洛也夫不是外交官,他是莫斯科建筑设计院的高级工程师,四个月前受沈阳市邀请,前来中国指导建筑业务工作,在指导工作结束后,沈阳方面为他提供了一次游览北京、西安、南京和上海的机会。本来,东道主是要派人陪同的,但索洛也夫希望独自由活动,沈阳方面经过考虑答应了他的要求,于是这位苏联工程师从沈阳来到上海。根据计划,他准备在上海逗留一周后,前往南京、西安游览,然后到最后一站北京市,然后从北京返回莫斯科。
索洛也夫抵达上海后,住在位于外滩附近的和平饭店下榻。入住后,索洛也夫先睡了一觉,醒来已是5点多钟。索洛也夫还是第一次来上海,于是出了饭店大门,直接来到来国际饭店,这幢24层建筑物当时是上海、也是全中国最高的楼宇,是外地人到上海后必须要去看的一个景点。索洛也夫在国际饭店吃了一顿地道的法国大餐后,出得门来,原是想叫一辆出租汽车返回和平饭店的,但是当时上海的出租汽车很少,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打到车,于是索洛也夫只好以步代车,步行回和平饭店,可走得没多远,看到西藏路口的当时最大的第一百货商店还在营业,突然产生了兴趣,于是就进去,从底层卖自行车的地下室开始,一层一层走着看着,一直看到四楼的乐器柜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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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一折腾,索洛也夫的情绪兴奋起来了,离开第一百货商店后没有直接返回和平饭店,而是去了外滩。上海外滩当时被称为“万国建筑博览会”,这对于索洛也夫这个建筑专家来说,自然具有非同一般的吸引力。他在黄浦江一侧的江堤上转悠着,不时举起照相机拍摄相隔一条马路之遥的那些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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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索洛也夫顺手摸了一下挎包,这一摸不禁大吃一惊:他肩上挎着的那个鲨鱼皮挎包的侧边不知何时已经被割开了一道大约三四寸长的口子! 索洛也夫连忙拉开拉链检查,这个挎包里面还有夹层,夹层口袋里放着的护照还在,但是夹层外面的钱包已经不翼而飞了。这个钱包里,有索洛也夫这次旅行随身所带的全部现钞,大约有3000多卢布、1000元左右的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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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苏联卢布是一种很坚挺的国际货币,和人民币的兑换比值大约在1卢布兑换3元多。3000多卢布相当于大约10000元人民币,加上那1000元左右的人民币,在1957年的中国,那实在是一笔数额巨大的款子了。而丢失了这样一笔款子,对于索洛也夫也应该说是一个不小的损失了。而且,最重要的问题是,索洛也夫没了这笔款子,就无法再继续进行旅行,不但在上海的食宿成了问题,而且连回国的旅费也没有了。
索洛也夫还是第一次来中国,在这种情况下便去了苏联驻上海领事馆。苏联领事馆的官员在听完索洛也夫陈述之后,领事馆的一位官员告诉他,必须得向上海市的公安机关报案,请求中国警方予以立案侦查,追回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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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领事馆这边于是立刻向上海市公安局黄浦分局打电话联系报案事宜。黄浦公安分局告诉打电话的这位领事馆官员,说根据中国政府规定,在上海市范围内发生的所有涉外刑事案件都得由上海市公安局直接受理报案,然后视案情统一布置侦查。这样,苏联领事馆这边就往上海市公安局打了电话。市公安总局值班室接听电话的警官让苏联失主本人亲自前往市公安局正式报案。这样,索洛也夫就由苏联领事馆的两名官员陪同来到了上海市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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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当时的相关规定,这种扒窃案件不能列入类同命案那样的特急案件范围,本来他们可以留待次日交班时再报告,但考虑到案值巨大,而且还是涉外案件,所以立刻将情况向值班的局领导作了汇报。局值班领导闻讯,吃惊不小,这倒不是仅仅由于案值的原因,而是他对此案件感到奇怪:在即将过去的一天里,这种涉外扒窃案件竟然已经发生了三起,而且受害者都是清一色的苏联人!
前两起案件,是这天中午12点半和下午3点20分接到报案的,失主分别是苏联基辅市来上海探亲的女医生伊琳娜和苏联援华船舶专家柯切托夫。这两位都是在游览南京路时不知不觉被扒手下了手,伊琳娜所携的坤包像索洛也夫的皮包那样被划了道口子,钱包不翼而飞,幸亏损失不大,不过100多元人民币;柯切托夫的钱包是放在茄克衫的口袋里被扒手直接叼走的,钱不到100元人民币,但他那援华专家证却同时被窃了。这两位在发现失窃后,当时就找了正在马路上执勤的交通警察,在交警的指点下,直接去市公安局报了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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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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