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埃尔诺：写作需要时间，需要日常，需要他人

本文节选自《写作是一把刀》

安妮 · 埃尔诺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问：在写作过程中，您是否更多地删减，而非插入和增加内容？您是从一个大纲、一个核心（亨利·詹姆斯称之为虚构的“块儿”）出发拓展您的草稿的吗？还是说您一上来就大致地、本能地把内容压缩成本质了？

我看到的不是词，我看到的是物

我是怎么写我的书的……我的印象是每一本书都是用不同的方式写出来的，但是我认为不同的点在于写作时我过着的个人生活以及我周围的世界，而不是我写作的方式本身。我想起《位置》《简单的激情》《羞耻》或《事件》的写作过程，那是在回顾一些我一直觉得独一无二的时刻，带着一定程度的感情色彩，写作的过程因为一些旅行和见面会等活动而短暂中断。因为人不是只写作的！写作需要时间，需要日常，需要他人。不过，好吧，存在一些常量。首先是一种想把我自己投入进去、想沉浸其中的愿望，投入到、沉浸到某种既精确——“我是如何成为女人的”、一段激情、我父亲的一生、堕胎等——又模糊的东西里：没有大纲，没有方法。一般来说，我想写上几页，然后我会停下，不知道如何继续写，也不知道能“用这个东西干嘛”。我去做别的事，有时做别的事也不成功。有时也不是这样：《被冻住的女人》就是这样取代了《位置》的……《位置》是先开始写的，然后中断了。然后，我会重读这些开头，继续写，把它们写完。我所有的书都是这样写完的——除了《被冻住的女人》，这本书的开头没有被事先搁置——我也没法解释这是怎么回事。我没有把写作当作我的职业，我不需要快速地发表作品，这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可以慢慢来，在想写的时候才写。

我还有另一种推进的方式，而且越来越经常这样做——虽说这个词并不完全准确，当我没有足够的意愿、感觉不够确定的时候，我在无意识的情况下采取一种有点狡猾的策略——就是去推进一个“工地”，在不确定这会不会变成一本书的情况下推进。而且这也是为了能尽量处在一个自由的空间内，内容的自由和形式的自由，去创作的自由。《室外日记》《简单的激情》《羞耻》和《占据》就是在这种没有目的的“自由写作”中诞生的，这种写作至少是坦诚的和清醒的。在某一刻，不过我没法事先知道那会是什么时候，在那一刻我确定我能把这个计划进行到底。但是我还是没少因为结构的选择而感到痛苦和疑惑，结构是自己确立起来的。

对句子的加工，准确地说是对词的加工，是真正遵从感受和感觉的：“是这个”或者“不是这个”。我认为当我写作的时候，我看到的不是词，我看到的是物。这可能是非常短暂的、抽象的，是情感；或者正相反，可能是具体的，是场景，是记忆中的画面。不用我去寻找，那些词就出现了，或者正相反，需要一种极致的张力，不是一种努力，而是一种张力，去寻找那些正好符合我脑海中的形象的词。至于句子的节奏，我不在那上面耗力气，我在心里听到，我只是把它转写下来而已。

我的草稿里——我在单张的纸上用很细的毡头笔写——有很多划掉不要的内容——不过这也取决于哪个文本——有很多插入和涂改的部分，我也调整句子和段落的位置。

问：至于写作这项工作的物质性特点：您删减，涂改，添加，去掉段落和句子。关于这些涂改和删除的性质，您能给出一些解释吗？这些涂改和删除是以相似的方式出现的吗？它们遵循一种对于您的文本而言恒定不变的需求？您删去什么，您添加什么，怎么去做？您似乎跟使用“纸卷”的方式背道而驰……

仿佛一个独立的有机体

我的手稿像是——而且越来越像——一种拼接物：每一面的段落都充满了后加的内容，在字词上加，在行之间加，在页边加，用不同颜色的毡头笔，有时用黑色的铅笔。这些段落的位置不是固定的，因此有一些表示需要跳转到的页面的记号。在第10面，比如，可以加上10-2，10-3，甚至10-4（我还没有加到更多过）。而且最近我开始用便利贴，但是便利贴有着转瞬即逝的一面，我因此不信任便利贴，因为我想把一切都保存起来：某一天我不喜欢的东西，可能第二天我又觉得满意了。

当我沉浸在一个计划中、沉浸在搭建它的过程中的时候，这一切都符合我写作的方式：一方面，推进得非常慢；另一方面，不停地添加内容，加入一些要么是在我写作时想出来的东西，要么是日常生活中的随时想出来的东西。很少删减。正相反，在最后阶段，当我在电脑上（我用电脑七年了，之前我用一台打字机。打字机无疑限制了修改的次数）输入文本的时候，我会删减很多。经常发生的是，当文本被印出来时，我会重读手稿，我问自己为什么删掉了这个或那个东西，我解释不了。我猜从生成的角度作批评或许能解释得了，因为在这项关于文本的最后一项工作中，我遵循的是某种必要性，在这种必要性中，书被当作一个整体来考虑，仿佛一个独立的有机体，它在我之外，然而我又与它融为一体。一旦书写完了，出版了，这种必要性就消失了。因此，我不理解我为什么要做某些删减。

在您放弃小说体裁以后的书中，经常出现关于写作、回忆的流程和写作步骤的评注，简直是一种病例。这些内容是后来写的吗，是回顾性的吗，还是在最初尝试写作时自发地写出来的？您有时会把这些最初写的片段封存很长时间，之后才完成和出版吗？

从《位置》以来，我的书里出现的评论是我在写作时逐渐想出来的，这些评论并没有衔接文本，但是这些评论跟文本有着紧密的联系，是跟这个文本有联系，而不是跟另一个文本有联系。《事件》是对堕胎的叙述和对写堕胎的经历的叙述，因为涉及与记忆有关的问题，它也是对证据的叙述。如果是在我人生中的另一个时刻，我可能没法把这一切都引进来，我想说的是在我写这本书的那段时间以外的别的时刻。那个时刻也是如此，那涉及的是真相，是“证据”：这就是我正在经历的事情，这就是穿过我的事情。在某种程度上，我是在感受到这些的时候，把这些东西“实时”地说出来。

《羞耻》的开头就是这样，在这里，我分析了在我第一次写我12岁那年的创伤性场面以后发生在我身上的事。这样做是因为写作也是一种探索的过程，即便读者未必对这方面感兴趣。在《忏悔录》中，卢梭列举了他回想起来的位于博塞的教室的细节，一个气压计、一幅版画、一个日历，还有一只落在他手上的苍蝇。他补充道：“我非常清楚读者没有太大的必要知道这一切，但是我，我自己，有必要把这些说出来。”我也是，我需要说出写作过程中发生的事情，而这些事情读者未必需要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