冤不冤枉？信访拿 4300 元路费被判寻衅滋事！安徽男子二审败诉！

一笔 4300 元的微信转账，把安徽凤阳男子高某的人生彻底推向了岔路口。
本是进京信访路上的一次 “协商”，拿了镇干部给的路费乖乖回家，他以为这是维权路上的小让步，没成想前脚刚踏进门，后脚警察就找上了门。最终，他因寻衅滋事罪被定罪，哪怕免予刑事处罚，这份案底也成了他心里迈不过的坎。
高某不服上诉，二审依旧维持原判，这件事在网上炸开了锅，有人说他咎由自取，有人替他喊冤，这桩看似简单的案子，到底藏着多少说不清道不明的纠葛？

故事要从 2014 年说起。那年春天，高某揣着攒了多年的积蓄，回到凤阳县殷涧镇的老家，注册公司、盖起厂房，办起了一个种羊养殖场。每天看着羊群撒欢，盘算着未来的销路，那时候的高某，满脑子都是把日子过红火的念头。谁能想到，这份安稳只持续了两年多。

2016 年 11 月 24 日，一份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整治方案的印发，成了压垮养殖场的第一根稻草。高某的养殖场，恰好划在了水库水源二级保护区的范围内，按照规定，必须关停拆除。配合环保政策是本分，高某没二话，但真到了谈赔偿的时候，双方的分歧大到无法调和。

2017 年 4 月 19 日，高某找了专业的鉴定机构，算出自己的养殖场资产价值高达 276 万多元。他拿着这份沉甸甸的报告去找镇政府谈赔偿，可镇政府和农业局给出的评估价，却远低于这个数字。一边是高某认定的 “血汗钱”，一边是政府认可的 “合理标准”，谈不拢的赔偿金额，成了横在双方之间的一道鸿沟。

从那以后，高某踏上了漫漫信访路。从县里到市里，再到省里，最后索性往北京跑，前前后后折腾了三趟，路费花了不少，问题却始终没有解决。在镇政府工作人员眼里，高某成了需要重点盯防的对象，尤其是到了年关、重大会议这些敏感节点，生怕他再往北京跑，影响考核。

时间转眼到了 2022 年 1 月，眼看春节就要到了，殷涧镇人大副主席李某却愁得睡不着觉。他接到消息，高某已经买好了去北京的车票，人都快到火车站了。李某心里门儿清，要是拦不住高某，自己的工作肯定要受影响，轻则挨批评，重则影响晋升。他不敢耽搁，立马驱车赶往火车站，一定要把高某劝回来。

火车站的候车大厅里，两人见了面。李某苦口婆心地劝，说信访的事儿可以慢慢谈，犯不着大过年的往北京跑。高某态度也很明确：回去也行，但之前三趟去北京的路费，总共 4300 元，得由镇里报销，不然他还是要接着去。

一边是工作考核的压力，一边是高某的路费诉求，李某陷入了两难。放高某走，自己的乌纱帽可能不保；掏钱稳住人，至少能先把眼前的难关渡过去。权衡再三，李某掏出手机，当场给高某转了 4300 元。钱到账后，高某很守信用，退了车票，跟着李某回了凤阳。

那时候的高某，还觉得这是一次成功的协商 —— 既不用大费周章去北京，又拿回了自己的路费。可他万万没想到，这笔钱不是 “补偿款”，而是 “送他进派出所的证据”。两人回到镇上没几天，李某就报了警，理由是高某 “以信访为由强拿硬要”。

警方介入调查后，很快就把高某抓了起来，罪名是涉嫌寻衅滋事。这个结果，让高某彻底懵了：明明是双方商量好的事儿，怎么就成了犯罪？这场本以为的 “私了”，转眼变成了刑事案件，消息传到镇上，乡亲们都议论纷纷：以前去北京信访都没事，怎么这次拿了几千块路费，就摊上官司了？

案子拖了好几年，直到 2025 年才迎来一审判决。法庭上，检方的态度很明确：高某因为不满拆迁赔偿，多次以进京信访为筹码给政府施压，还借机强行索要李某 4300 元，属于 “强拿硬要”，情节严重，构成寻衅滋事罪。

高某和他的律师却坚决不认。他们辩称，信访是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李某给钱是为了完成劝返任务，是自愿的，又不是被高某拿刀架着脖子逼的，怎么能算勒索？双方各执一词，这场官司甚至引起了法学界的关注。

清华大学法学教授周光权在 2025 年 7 月专门分析了这个案子，他的观点一针见血：基层政府是国家权力的代表，老百姓信访是正当权利，不能因为政府怕考核扣分、产生 “心理压力”，就把这种自愿给钱的行为定性为 “强拿硬要”。李某给钱，是迫于内部考核的压力，和刑法里规定的 “暴力威胁下的恐惧” 完全是两码事，双方是平等协商，不是一方胁迫另一方。

可惜，法院并没有采纳专家的意见。2025 年 6 月 19 日，一审法院判决高某构成寻衅滋事罪，考虑到案件的具体情况，免予刑事处罚。高某不服，坚持上诉，可到了 12 月 23 日，滁州市中院二审维持了原判。法院认定，李某给钱确实是 “迫于无奈”，高某的行为已经超出了正常信访的边界。

二审判决下来后，高某还是不甘心，扬言要继续申诉。这件事在网上传开后，网友们吵翻了天。支持法院判决的人说，高某一点都不冤，信访是为了维权，不是为了牟利，今天敢要 4300 元路费，明天就敢狮子大开口要更多，要是人人都学他这样，基层工作根本没法开展。

还有人搬出了类似的案例：湖南新化县就通报过，有村民因为猪场补贴、土地纠纷败诉，就反复去北京上访施压要钱，最后全被刑事拘留了。这说明，“以访牟利” 早就成了法律打击的重点，不管理由多充分，只要踩了这条红线，就要付出代价。

而替高某喊冤的人则认为，镇政府要是真的把赔偿问题解决了，高某也不会一次次往北京跑。李某给钱是自愿的，事后又报警抓人，这未免太 “卸磨杀驴” 了。高某虽然拿了钱，但本质上还是为了维权，判他寻衅滋事，实在太冤。

如今的高某，虽然不用坐牢，但背上了寻衅滋事的案底，这辈子的清白算是毁了。他的遭遇，也给所有人敲响了警钟：维权是每个人的合法权利，但一定要走正规渠道，千万别把信访当成牟利的筹码，更不要和公职人员进行这种 “私下金钱交易”。哪怕对方当时答应得痛快，事后也可能反咬一口，到时候有理也说不清。

这场 4300 元引发的官司，到底冤不冤？或许每个人心里都有不同的答案。但不可否认的是，它折射出了基层信访工作的复杂性 —— 既要保障群众的合法权益，也要规范信访秩序，更要平衡好基层干部的工作压力。只有真正把矛盾化解在源头，才能避免这样的悲剧再次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