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斗士邹韬奋：以笔代枪，六次流亡

文章来源为《世纪风采》，作者为熊爱军

邹韬奋是一位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忠贞的民主主义战士、杰出的新闻工作者，出版家。他一生以笔代枪，为抗日救亡大声疾呼。也因不畏强权，经历坎坷，先后六次流亡。

01“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1926年10月，在中华职业教育社发起人黄炎培的推荐下，邹韬奋接手《生活》周刊。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关东军大举进攻东三省。邹韬奋倾尽全力，把《生活》周刊作为动员的号角，揭露日本强盗的残暴行径，对不抵抗主义的方针和政策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国民党当局当时正在对共产党和革命力量进行军事上和文化上的“围剿”，对主张抗日反对内战的报刊视为眼中钉。黄炎培是《申报》的董事长，而《生活》周刊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机关刊物，都与黄炎培有关。蒋介石把黄炎培申斥了一顿，要《申报》和《生活》周刊改变态度，拥护国民党，否则就要查封。

在蒋介石的高压下，《申报》再不登批评国民党的文章。黄炎培要求邹韬奋改变政治态度，否则就声明与中华职业教育社脱离关系。邹韬奋坚决拒绝改变政治态度，同意与职教社脱离关系，由他自己负责办下去。

国民党政府对《生活》周刊先是恫吓，进而下令禁止邮寄，直到最后查禁。邹韬奋在这些伎俩面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1932年12月，邹韬奋参加宋庆龄、鲁迅和蔡元培发起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被推举为执行委员。1933年 6月18日，民权保障同盟秘书长杨杏佛被特务暗杀。邹韬奋的名字也被列入黑名单。朋友们从安全考虑，劝他暂时躲避一下。1933年7月，邹韬奋离开祖国，开始了第一次流亡。

02 “不做陈布雷第二”

1935年8月27日，邹韬奋从美国回到上海。当时，日军大批入关，策动华北五省“自治”，而国民党政府却“对于友邦，务敦睦谊”。

1935年11月16日，邹韬奋在上海创办《大众生活》，但是《大众生活》只办了16期，就被国民党关闭了。12月9日，北平爱国学生和知识分子掀起了抗日救国的“一二・九”运动。消息传到上海，邹韬奋立即予以最热烈的声援。国民党政府十分害怕，使用各种卑鄙的手段对付《大众生活》，并对邹韬奋进行毁谤和恫吓。

蒋介石指派复兴社总书记刘健群和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张道藩为说客，找邹韬奋谈话。刘健群恐吓说：“今日蒋介石杀一个邹韬奋，绝对不会发生什么问题！”邹韬奋针锋相对地回答：“个人生死早置度外！”

刘健群、张道藩回南京不久，杜月笙又奉蒋介石之命，准备“亲自陪送”邹韬奋到南京“当面一谈”。邹韬奋不为权势所动，坚决回绝。一个和蒋介石走得近的银行家对邹韬奋说：“你拂逆了老蒋的意志，看来只得再度流亡了。”处境危殆，邹韬奋考虑再三，不得不再度流亡。这次，他出走到了香港。

时隔数年后，张群在重庆向邹韬奋无意间透露：“那次接你到南京，是蒋寻奇才，因为陈布雷太忙，要你留在南京帮帮布雷先生的忙。”蒋介石竟要邹韬奋做“陈布雷第二”，殊不知邹韬奋是硬骨头。（注：陈布雷是“国民党第一支笔”，号称“蒋介石的文胆”。）

03“转移阵地的流亡”

多年来，邹韬奋一直希望办一种合乎大众需要的日报。1936年6月7日，《生活日报》在香港的贫民窟诞生。《生活日报》在香港出版55天，共出5期，日销量为2万份。但是，由于香港偏离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没法满足读者的要求。8月1日，《生活日报》迁移到上海，邹韬奋不顾个人安危，也跟着回到上海。但因国民党政府不给办登记手续，《生活日报》没有再和读者见面。

此后，邹韬奋积极参与援助绥远抗战，积极支持日商纱厂工人罢工，在《生活星期刊》发表社论积极声援。正当邹韬奋和救国会领导人一起积极推动政府实行抗日救亡国策，1936年11月22日深夜，国民党政府以危害民国罪逮捕了他，同时被捕的还有沈钧儒、沙千里、史良、王造时、李公朴、章乃器，这就是轰动中外的“七君子事件”。

1937年8月3日，邹韬奋从苏州狱中释放，回到上海，立马投入到全国团结御侮的活动中。11月12日，上海沦陷。邹韬奋和他的挚友以及生活书店的大部分干部准备西撤，重点是重庆和西安等地，并部署内地开设分店。

11月27日，邹韬奋坐一条法国船离开上海。邹韬奋对这次流亡的心情曾说：“第三次流亡的心理，和第一、二两次以及以后几次都迥然不同。”这次是因为“转移阵地的流亡，也只是为工作的转移地点。”唯其如此，“这次的流亡更富有向前积极努力奋斗的意义。”

04在重庆引起国民党嫉恨

从武汉到重庆后，在抗战的大形势下，邹韬奋不失时机地发展生活书店，经过努力，不到两年时间里，在50多处开设了分店。

生活书店不断扩张及出版大量进步书籍，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嫉恨，于是，生活书店和邹韬奋便成了他们连连打击的目标，大批分店遭封，大批工作人员被捕。到1940年6月，生活书店50多个分店，只剩下6个分店。

国民党对生活书店如此摧残，邹韬奋愤怒不止，他到中宣部，找到部长叶楚伧、副部长潘公展，请他们主持公道。叶、潘佯说他们不知道此事，是“地方党部的行为”。其实，这是推托的谎言，真相是国民党中央党部把生活书店看做眼中钉，叶楚伧和潘公展公然提出：要生活书店和国民党管的出版社联合。

1941年1月，国民党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一些反动报刊迎合国民党要求，大骂新四军，只有邹韬奋卓尔不群，自成观点写成一篇。正准备发表，遭国民党新闻审查官扣留，《全民抗战》被勒令停刊。

紧接着，生活书店在昆明、成都、桂林、贵阳等5个分店全被查封，只保留了重庆一个分店了。同样，读书出版社和新知书店的所有分店，除重庆外，也被封闭了。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之下，邹韬奋决意离开。

2月25日，邹韬奋告别重庆。刚刚到达桂林，当地国民党特务就接到电报：扣留邹韬奋。不等特务们作出反应，邹韬奋就乘飞机去了香港。

05“文化游击队从香港转移”

邹韬奋一到香港，就与先期抵达香港的范长江，作了一次心情舒畅的交谈。在范长江的鼓动下，邹韬奋为《华商报》撰写长篇，把他在重庆参加政治活动所接触的事实做一番检讨，以助民主运动。这就是长篇连载《抗战以来》。

1941年4月间，大批文化人从重庆、桂林等地纷纷到了香港，香港的文化空气盛极一时。正是这个时候，邹韬奋把在上海出刊被查禁的《大众生活》周刊在香港复刊。邹韬奋除了参加民主政治活动外，主要精力和时间，投入编刊物和写文章中。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九龙、香港被日本占领。邹韬奋成为日本间谍和汪伪特务以及国民党特务所关注的对象。在此之后的一个月时间里，邹韬奋不断地搬迁、躲藏、流离失所。

在此时，一场由中共领导的一场大救援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周恩来特别关注当时国民党特务准备迫害的柳亚子和邹韬奋，致电中共南方工委书记方方，指定专人负责护送，确保他们的安全。

经中共地下组织周密安排，1942年1月11日，邹韬奋离港奔赴东江游击区。在欢迎会上，邹韬奋自喻是跟随“文化游击队”从香港转移阵地回来。

在东江，生活困难，战斗激烈，邹韬奋全然不顾，依然进行忘我的工作，作报告、写文章。可是，不久，东江游击司令部接到中共南方局通知，说国民党当局已秘密下令通缉邹韬奋，指令各特务机关严密监视邹韬奋行踪。党组织征得邹韬奋同意，让他去广东梅县乡下暂住。

06“到八路军、新四军方面去”

1942年4月，邹韬奋以香港某某商行股东李尚清的名字，寓居在梅县江头村陈启昌家中。在梅县乡下，邹韬奋过着紧张而又充实的隐居生活。

周恩来认为，邹韬奋隐居在广东乡下不一定就不出问题，为了保证他的安全，并使他能为革命继续发挥他的作用，建议邹韬奋考虑是否前去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还可以从那里转赴延安。

邹韬奋接受劝告，决意到苏北去。他十分愤慨地认识到：“我毕生办刊物，做记者、开书店，简直是‘题残稿纸百万张，写秃毛锥十万管’了，但政权军权还在蒋介石手里，他一声令下，就可以使千万人头落地！千万本书籍杂志焚毁！连我这样的文弱书生、空谈爱国者，他都一再使我流离失所，家散人亡呢！我现在彻底觉悟了，我要到八路军和新四军方面去，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志领导下，参加革命斗争。”

9月27日，邹韬奋告别梅县江头村，又走上了流亡的路途，前往沦陷区上海，然后从那里到苏北解放区，这是他一生中第六次流亡，也是最后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