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年潘玉良弥留之际，留下遗言：我有两件东西，交给潘赞化的子孙

1977年9月，一场连绵细雨淹没了塞纳河畔的喧嚣。医院的窗外，梧桐叶打着旋坠落，空气里混杂着药味与潮气。八十二岁的潘玉良靠在枕上，神智时而清醒时而迷糊。人们以为她会絮絮叨叨聊作品，她却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反复念着一个姓氏——潘。

回忆拉回到1895年。那一年，她在安徽桐城的旧屋降生，还没学会喊一声“爹”，父亲已撒手尘寰。母亲在她八岁时也随风去了，孤零零的小女孩被舅舅带进扬州。舅舅好赌，欠下一屁股债，十四岁那年，她被卖进怡春院，室内灯红酒绿，外墙却是铁打的牢笼。

潘玉良不认命。她先是烧火丫头，抓住一切空档偷偷练字、学曲。五十多次逃跑失败，皮肉之苦没能磨掉她的骨气。老鸨无奈，只得让她学琴学戏，想着多卖个好价钱。也正是在“学戏”这三个字里，她练就了后来画布上那股子豪劲。

1913年春，芜湖海关设宴迎新任监督潘赞化。宴席上，潘玉良抱琵琶清唱《卜算子》，“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余音未散，厅里落针可闻。潘赞化轻声问她：“曲子出处？”少女垂头答：“南宋严蕊。”短短两句对话，让他记住了这个眉宇间尽是倔强的女子。

说来也巧，当晚客人起哄，要把潘玉良送去潘赞化房里陪酒，他拒绝了，却留下了一句话：“明日同游芜湖。”青楼里规矩森严，女子外出难逃皮肉债，果不其然，潘玉良挨了一顿板子。但第二天，她仍整理衣衫赴约。那一下午，她听潘赞化谈早稻田大学、谈辛亥起义，也听他讲诗经。她发现，知识可以让一个人脊梁挺直。

机缘由此打开。陈独秀为二人作保，他们以平妻身份结合。婚后三日抵沪，潘赞化请私塾先生、买成套课本，两口子在灯下对着拼音读“小猫钓鱼”，这场景在租界里颇为稀奇。邻居洪野教授见潘玉良涂抹荷花，随手指点几句，惊觉天赋惊人，索性收她做免费学生——所谓贵人相助，大抵如此。

1918年，上海美专招生。校方因她的“出身”将名字从榜单抹掉，洪野气得跑去找刘海粟理论：“挑学生看祖宗八代，不如关门算了。”刘海粟一挥笔，把“潘玉良”写在第一名左侧。这一笔，改了中国近现代美术史的排列顺序。

1921年至1928年，她辗转里昂、巴黎、罗马。法兰西学院的雕塑教室里，她常饿得头晕，却还是站在石膏像旁琢磨光影；罗马街头，意外晕倒，师生凑钱替她交房租。困窘中的坚持没白费。1929年，《裸女》获欧亚现代画展三等奖，奖金5000里尔解决了燃眉之急，也让欧洲画坛第一次认真审视一位中国女性的笔触。

1930年代，她携数百件作品回沪办展，场场爆满，却也招来冷嘲热讽。“妓女对嫖客的歌颂”这行墨汁，狠狠泼在她油画《人力壮士》上。与此同时，潘赞化的原配夫人搬来上海，家族礼法并不认可这位“名不正言不顺”的女教授。内外压力夹击，她决意再赴巴黎。那一别，她和丈夫再无相见之日。

抗战爆发后，信件难以抵达。潘玉良坐在塞纳河边的阁楼里，靠卖画、教课维持生计。有人劝她加入法国籍，签约画商，日子好过得多，可她坚持“三不”：国籍不换，婚誓不变，合同不签。朋友不解，她淡淡说：“画可以卖，骨头不能卖。”

1950年起，意大利、瑞士、比利时的巡展让她名声鹊起。巴黎《晚邮报》用整版报道这位“中国的卡西尼”，却很少有人知道，她最挂念的是安徽来信的邮戳。1959年一月，国内朋友辗转告知：潘赞化病逝安庆，终年七十五岁。这消息像利刃，她整整一夜没合眼，第二天仍照常去课堂，只是讲到《色彩对比》时突然停顿，却没让学生察觉到理由。

1964年中法正式建交，她立即向文化部递交回国申请。然而手续拖拖拉拉，等不来的批文与日益衰弱的身体一起消磨掉了等待。彼时国内正经历新风浪，她的名字在报纸上被提起又迅速淡去，那段历史留了一个空档。

回到文章开头。弥留之际，她把王守义叫到床前，手指柜子：“表和项链，替我带回去。”怀表是潘赞化年轻时用过的，美工雕着早稻田校训；项链里镶着二人唯一的合影，背面刻着四个法文单词——“Amour， Foi”。 王守义哽咽回应：“放心。”

两天后，潘玉良停止了呼吸。法国《费加罗报》只用了四行简讯通报：旅法华人女画家逝世。没有轰动，亦无追悼会。可在安徽桐城的潘氏祠堂里，那只老怀表如今依然走得很准，秒针滴答，像极了她倔强的步点。

如果翻开她留下的近五千件作品，会发现那些浓烈用色背后藏着一条清晰的坐标轴：从青楼暗檐的油灯，到罗马教堂的穹顶，再到塞纳河雾霭的晨光，每一次跳跃，都伴随社会桎梏与个体抗争的搏撞。有人评价她“用一支画笔改写自身履历”。或许更准确地说，她用画完成了对原生桎梏的反诉，并以怀表与项链，为这场长达半个世纪的奔波划上句点。

至于那两件遗物，如今静静陈列在桐城博物馆，不以金贵耀眼，却道出一桩事实：在风雨漂泊与聚散离合之间，潘玉良始终记得自己姓潘，也始终记得那个曾在芜湖春日午后，为她讲诗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