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陪女演员跳交际舞，忽然拉着她问马季：你们什么时候结婚？

1960年11月12日晚，北京初冬的寒意还没爬进人民大会堂。大厅里圆舞曲响起，周恩来拉着一位身着白裙的河南姑娘在灯影中旋转。舞曲结束，他径直把姑娘领到马季面前，笑意未收，“你们什么时候结婚？”一句话让马季愣在当场，掌声与哄笑同时起。

这位姑娘正是中央说唱团的青年演员，几分钟前，她刚在台上说完《偷杏》。马季站在侧幕听得入神，没料到周总理会用这样直接的方式“催婚”。事后他回忆，那句提问像钉子钉在脑海里，很长时间都松不下来。

要理解这一幕，还得把时间线拨回四年前。1956年，马季调入中央广播说唱团，正式拜侯宝林为责任老师。团里大师云集，刘宝瑞、郭启儒都肯出点子，他这个二十几岁的天津小伙成了被轮番“投喂”的幸运儿。也正因为“谁都疼”，老师之间偶尔还吃醋。马季写《南美碰壁记》先给了侯宝林，稿子发表不久，刘宝瑞就拉着他嘀咕：“下回轮到咱俩合作。”这种左右逢源的日子滋味复杂，却也迅速磨亮了他。

从1958年开始，中南海每周三、周六安排内部舞会。原本肃穆的红墙内，一到晚上就有探戈和四步舞；相声、京韵大鼓穿插其中，目的是让领导人稍稍松一口气。演什么？秘书只给一句话——别端大菜，图个轻松。所以马季常把《装小嘴》《拔牙》揣在兜里，主席听过多遍仍乐在其中。录音机没少派上用场，“毛主席要听你那段‘装小嘴’”的电话三天两头就到团里。

女演员与马季的恋情，本是圈内公开的秘密。可中央首长们不是所有细节都掌握。当天演出结束后，周总理出于礼节请几位演员跳交际舞，场子里灯光打得柔和，他随手牵起那位姑娘，也顺势牵出了后面的问话。马季后来形容，那一刻比第一次登台还紧张——既怕答得慢，又怕答得快。总理见他面红耳赤，索性把姑娘介绍给主席：“这是马季的对象。”毛主席看着年轻人憨厚的笑，挥手让两人都坐近些，气氛顿时松弛。

马季的名字能被频繁点到，还因为他总在关键时刻“救场”。1961年3月的一场国际足球赛，北京球迷因不满判罚包围朝鲜裁判，引起外事波澜。周总理震怒，叫来马季：“写段讽刺相声，专冲这股歪风。”球场规矩马季烂熟，又对球迷脾气门儿清，两夜敲出《球场上的丑角》。一周后，中南海小礼堂播放磁带时，总理站在幕后点头，说：“输球可以，丢人不行。”

同年夏天，中央歌舞团把几名陕北女声合唱演员改唱河北民歌，还把原本的粗犷装束换成时髦旗袍。节目刚完，周总理当场黑脸：“把她们调进北京是为了保住陕北民歌，一味追潮流算什么？”团长站出来连声认错。“不能随波逐流”这句话，马季在侧面听得清楚。后来他评论，这比在台上挨批更疼，因为指的是方向而非技巧。

1965年腊月，中南海设宴招待中央说唱团。酒过数巡，侯宝林步出会场，被杨尚昆拉进家里又喝了十七小杯茅台。半夜回家路上，他看见一位拾荒者拖着麻袋艰难前行，立即拦车替人付费送行。第二天此事传到团里，马季叹道：“真大师从不忘自己起点。”这句话后来被他写进笔记，当作演员守则的第一条。

创作之余，马季常被周总理“点名辅导”。一次人民大会堂接待外宾，梅兰芳演《穆桂英挂帅》，考虑到大师年事已高，中场需插一段节目。于世猷不在京，马季只好上单口《抡弦子》。演毕，周总理把他叫到身边：“你学相声，毕业了吗？”马季回答：“学艺无毕业。”总理随即补一句：“没有自己的作品，算什么班底？”这句话像冷水泼面，却让马季从此把原创当成命根子。七十年代，他相继推出《新卖马》《画像》和《宇宙牌香烟》，都能追溯到那晚的提醒。

回到那场舞会。外间一直以为“总理催婚”只是巧合，其实更像一种鼓励：艺术家不是舞台上的符号，也要成家立业、稳定心性。两年后，马季与那位姑娘正式登记，证婚人里就有中央说唱团的几位老先生。对话虽短，却在许多圈内人口中流传，很少有人再去追问细节，因为那已足够说明周总理对文艺工作者的体贴。

建国初期，红墙内外的故事浩如烟海。马季常说，中南海给他带来的不止掌声，还有清晰的坐标：传统要守，创作要新，做人更要正。先把人站住了，台上台下才都能撑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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