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公务员减少20%，会有什么影响？

碧翰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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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某乡镇实施机构改革，按照上级要求，必须分流一批人员，减掉一批人员。

仅仅分流还好说，那个时候“下海创业”还不错，一些人员纷纷自愿分流，单位实行“停薪留职”，单位负责交社保，有的单位还每月发点基本生活费，被分流人员自己到外面去找工作或创业。

最头疼的是要真真切切按比例精减掉人员，通过反复沟通和计算，该乡镇最终精简掉了一名工作人员，并按照有关规定补偿了一笔资金。

工作就这样完成了。

可是，多年之后，这位被精减掉的工作人员上访了。不知道是找到了什么政策依据或是其它原因，经过多年的来回跑，最终还是给其恢复了工作单位。

还有，当年一些“下海创业”的分流人员，也有部分人员重新回到了原单位。在这当中，有的坦言，回来，就是为了将来能够有个安稳的地方，反正年龄也渐渐大了。

凡是涉及到人员切身利益的事情，往往都比较艰难。

触及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

何况还是社会地位比较高的公务员。

所以有的机构改革常常出现“膨胀-精简-再膨胀”的恶性循环。

2

从经济社会的发展来看，我们需要一支高效、稳定、清廉的公务员队伍。

政策路线决定之后，关键在于干部。

所以说，干部还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干部重要，规模也得适当。就当下的现状来看，即使是减少20%，也不会对经济社会发展有多大影响。

首先，你看看有的地方和单位，常年空缺一些职位、岗位，或者是常常空着一些编制，或常常喊人手不够，也没见对工作有多大影响。

因为，经济，社会，其本身有一套治理规则和逻辑，不一定非得靠干部来推动。

其次，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治理，主体是多元化的，尤其是广大的社会力量、经济组织、社会团体，恰恰应是治理的主体。

就像基层社会，最需要的是发挥基层自治功能，充分调动广大群众参与国家和社会治理，而不是由政府大包大揽。

最后，如何处理好“有为”与“无为”？不只是理念上的进步，还得要从治理体系上入手，也就是从机构人员精简方面着力。

一些地方和单位之所以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现象难以根绝，虽然有多重因素，但是机构人员的膨胀，或许是一个重要因素。

3

从财政供养体系来讲，公务员群体也并不是一个很大的群体。

据南方周末近日报道显示，2020年中国财政供养人员（含编内、编外及离退休）总数为6846万人，其中编内人员减少，编外和离退休人员持续增加。2004年为5212万人。

2020年，供养人员中近四成并非在职人员，离退休人数已从2004年的1468万人增长到2687万人。2004年，有215万编外的在职财政供养人员，2018年上升到442万，增幅超过一倍。

再拿警力来说，正式的民警与辅警相比较，有的辅警规模还要更大一些。

所以，需要认真统计和分析的是公职人员，就是由财政供养的人员，究竟有多少？这个规模是否合理？ 包括供养的临时工作人员，甚至以劳务派遣性质出现，这个群体究竟有多大？该不该存在？如果需要存在，该如何予以规范？

但是，仅仅在人员精减上做文章，也是远远不够的，关键还是机构职能的问题。

实际上，财政供养人员的规模，往往是与事权相对应的，有多少事务，就得有多少人员？如果管的事项较多，当然就得有足够的人力、财力来支撑。

南方周末报道显示，地方财政供养人员的庞大规模，确实有近三分之二来自于基层区县组织。

这一方面说明基层人员本就规模较大，另一方面也说明基层事务事项越来越多。

可是如果全部走正式人员的编制，显然没有这样的财力。这也是临时人员不得不长期存在的原因所在。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单单是公务员减少20%，并不会有多大实际效果。

而且从编制的流向来看，减掉的公务员，还可以流向事业单位、国有企业，这其实也是当年机构改革的一条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