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察冀有三员大将，跟司令员发生过分歧，为何命运大不同？

在抗日战争结束之际，晋察冀是我党名列前茅的模范根据地，拥有32万武装人员，管辖164个县、4000万人口，且还占据了张家口这个重要枢纽，全党上下都对其寄予厚望。

然而在接下来的解放战争中，晋察冀却在开局连吃大同集宁、张家口等多个失利，局势一度陷入被动，让人始料未及。

很多时候，顺利会带来团结一心，但坎坷带来的就是矛盾频生，晋察冀当初就有三位名将与司令员有过分歧和冲突，但三人得到的结果完全不同。为何会如此呢？

一、杨成武不满复员太狠

很多人都知道，杨成武跟聂司令员关系是特别亲密的，早在中央苏区的艰苦斗争中，两人就有过互相救命的情义；

开辟晋察冀根据地，两人更是互相成就，杨成武对聂帅一直非常尊敬，按道理来说很多事情所想都会一致。但杨成武在回忆录里说过一件事：

“军区拟将晋察冀野战军每个纵队裁减一个旅时，我提出了不同建议，给（晋察冀）中央局和聂司令员写过一个很长的报告，建议不要裁减。

当时郭天民和李志民也都同意我的意见，并且在我写的报告上签了名。结果，还是每个纵队裁减了1个旅，裁减下来的人一部分到了各军区成了独立旅骨干，另一部分复员了。”杨成武所述是解放战争前夕的两党裁军。

1946年初，我党代表周公、国党代表张治中、美方代表马歇尔签署了《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军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随即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监督双方裁军复员。

在《方案》中有一条这样的约定，要求国民党部队缩编为90个师，共产党部队缩编为18个师，多余人员一律撤裁。

彼时两党都有以百万计的部队，耗费的人力、财力是天文数字。而百姓民众普遍不希望再有战争，裁军属于政治正确，谁不裁，谁就是破坏和平的一方，如此背景下，国共都发布了裁军命令。

事情肯定要做，但具体怎么做，执行层面的人是各显神通。比如国民党主持裁军的陈诚主要把刀挥向“杂牌”，哪怕桂系这样的实力军阀，麾下的16集团军、31军、84军也全被撤销。

至于中央军嫡系，他们就抓住只规定了90个师的空子，将原先的“军”级编制改为“整编师”。实际并未折损力量。

而在我党这边，大多数人也知道蒋介石不怀好意，中央下达的命令是“第一期于三个月内精简三分之一，第二期再精简三分之一，除东北及热河外，其他地区如数复员。”

为什么特别提及东北和热河？就因为预判到了可能还会有战争，让大家提高警惕，因此大多根据地都是撤裁老弱和冗余番号，刘伯承总结过：此次整军是减去冗员、紧缩机关，充实战斗部队，以打造适合练兵的组织。

唯独晋察冀真的实诚，中央1946年3月下达指示，晋察冀6月时就将32万人撤裁到20万左右，9个纵队也撤得只剩4个，又快又猛。

这个举动在晋察冀内部也饱受争议，像杨成武说的那段话里就有几位高级干部反对，奈何拍板的还是聂司令员，最终就导致解放战争开打时，晋察冀因伤及元气，接连吃下失败。

本来自己提出过正确意见，却未被采纳，结果遇到这样的败绩，要说杨成武心里没点不满，那是不可能的，换做任何人都会不满。

不过他毕竟是聂帅的老部下，张家口丢失后，在涞源会议上，他只是象征性提了一下。所以聂帅对他也很照顾，即便有分歧，也是在私下里解决。

后来杨成武依然是受到重用，出任过华北第三兵团司令员、解放军二十兵团司令员。

二、郑维山想上前线独当一面

对于裁军，郑维山也有想法，在回忆录中提及“如数复员三分之一，伤了元气。”不过他与聂帅更大的分歧是带兵的问题，很长一段时间，他都只能在二线军区工作。

郑维山是红四方面军出来的干部，抗战时期调到晋察冀，先后担任晋察冀军区军政学校主任教员、抗大二分校副校长、晋察冀第四军分区副司令员等职。

解放战争初期，郑维山也是担任着张家口卫戍司令员、察哈尔军区司令员这种偏于二线的职务，所以刘邓准备反攻之际，郑维山就提出要跟随南下、打回老家去。

但晋察冀正缺战将，聂司令员怎么舍得放人走？可不放人，也没有郑维山合适的位置，野战纵队一共就四个，调谁都不好调，情况就有些尴尬。

朱老总来晋察冀整军时，郑维山再次提出要走。老首长李先念（原红30军政委）一直很惦记老部下郑维山（原红30军88师政委），向军委提出申请调动，军委已经同意。

然而朱老总来到晋察冀发现问题太大了，本来就没几个专精军事的，郑维山要是走了，情况将会更糟。所以朱老总找到聂帅说，要把晋察冀野战军重新组建起来，这样可以把一个纵队交给郑维山带。

随即一个新的晋察冀野战军成立，杨得志出任司令员，罗瑞卿出任政委，杨成武出任第二政委。三纵司令员的位置（本由杨成武担任），就是给郑维山的了。

朱老总给郑维山做了一个礼拜的思想工作，让后者心甘情愿留下来，之后三纵就爆发出很强的攻击性，成为华北的头等主力纵队。

毕竟郑维山跟聂帅也没有什么大矛盾，一些分歧解决了，关系也就没受到影响，后来郑维山一直是晋察冀/华北的著名战将。

三、郭天民在会议上直接顶撞

虽然郭天民也是红一方面军出来的干部，但他并非红一军团的人、未在聂司令员直接指挥之下，因而没有杨成武那样与聂司令员亲密。抗战时期，他也在晋察冀战斗，张家口能被拿下，还是他的功劳。

1945年8月，郭天民敏锐察觉到局势变化，迅速率部已率部张家口，等裕仁一宣布投降，部队第一时间入城受降、接收物资。

他们刚入城，国军一个骑兵师就抵达张家口西面的柴沟堡，若晚几个小时，这座大城市恐怕就会被国军占去。

他也是强烈反对大肆裁军，当听说自己这个纵队要跟刘道生纵队合并为新的2纵后，立即给聂司令员写信，可惜没得到想要的回复。

事很定局，郭天民还很不甘心，跟刘道生商量过后，私自留下了一万多没有编制的人。正是这些人，在后来的张家口保卫战中发挥了大作用。

在李文兵团进攻张家口时，防线主要就是郭天民负责，他们打得非常好，在怀来一线死死抵挡李文兵团5万余人的轮番进攻，使敌人一个礼拜寸土未进。可没想到，家却被傅作义偷了。

代入一下郭天民的视角，自己冒险拿下的大城市，每次抉择自己都作对了，正面战场自己也打得很好，却在整体上溃败，换谁谁不生气啊。

偏偏郭天民还是个外号名为“郭炮筒”的暴脾气，涞源会议上直接当面顶撞聂帅，说军区犯有“三大错误”，这搞得大家都很尴尬。会后郭天民被撤去纵队司令员职务，转到了二线。

朱老总来晋察冀整军事，郭天民找到老首长诉苦，希望能调离晋察冀。郭天民是29年江西加入朱毛红四军，朱老总可谓看着他成长，听完后苦口婆心劝说：“隐而不发才是人之常态，在公众场合逞口舌之快，那是匹夫之勇，难堪大用。”

不过朱老总也明白双方发生过那么强烈的对抗，再共事都会别扭，所以就批准了郭天民的请求，之后郭天民成为晋冀鲁豫野战军副参谋长，随刘邓挺进大别山。

没办法，郭天民选择的方式太过激烈，让聂司令员难以下台，如果这种行为都不被处理，以后类似事件只会越来越多。三位跟一把手有分歧的干部，结局之所以不同，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自己的脾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