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考古学家卜工：从古蜀，看上古中国

如何通过古蜀文明这把密钥，打开上古中国的历史大门？三星堆那些神秘独特的青铜造像、黄金面具和象牙堆积，又藏着哪些关于社会制度的隐秘线索？11月18日下午，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暨南大学客座教授卜工做客成都考古中心，以“从古蜀看上古”为题，带来一场见解深刻的学术讲座。

现场，他系统梳理了中国上古时代的年代框架，勾勒出辽河、黄河、长江、珠江四大流域文明互动图景，并以三星堆祭祀坑为例，引导观众穿透考古遗存表象，解读其背后的社会制度与礼仪结构，从而为理解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演进提供了全新视角。

时空维度下的上古中国

▲三星堆博物馆新馆展出的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陶器

何谓上古时代？尽管“上古”一词被广泛使用，但其具体时间范围在学术界尚未形成统一界定。基于阶段性研究成果，卜工提出了一套具有突破性的时间框架：中国的上古时代横跨距今20000年至西周初年，并可分为两大阶段：距今20000—10000年为早期，主题是陶器开启的上古文化之旅；距今10000—3000年是晚期，主题是制度开启的文明进程。

当视角从时间转向空间，卜工将中华文明起源的核心区域，划分为辽河、黄河、长江、珠江四大流域。这四大流域孕育出了各具特色的经济形态与文明类型：辽河流域以渔猎文明为主导，黄河流域以旱作农业文明为典型，长江流域是稻作农业文明的摇篮，而珠江流域则以渔捞采集经济为基础，呈现出鲜明的海洋文明特征。

这种基于不同地理空间的多元格局，共同塑造出上古中国的整体文明特征。卜工将其概括为：文化多样百花齐放、四大流域特征鲜明、由北向南区块整合、东西交流融合显著、制度创新推动发展。他强调：“在上古时代，历史格局尚在酝酿之中，文明是动态的。”

在历史进程中，随着南北文明的碰撞整合、东西文明的交流融合，最终形成了中华文明从“满天星斗”到“多元一体”的基本格局。卜工以红山文化南传为例，阐释了这一动态过程。作为中国北方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考古学文化代表，红山文化从其核心区的西辽河流域一路南下，影响力延伸至黄河流域。根据近年考古发现，河北宣化等地区发现大量红山文化遗存，为研究红山文化的影响范围与流向提供了新的线索。此外，源自红山文化的玉器工艺亦显示出南向传播的迹象。

与南北向文明的碰撞整合相呼应，东西向文明的交流融合，在长江上游的三星堆也留下了深刻印记。“为何在三星堆能看到同为长江流域的石家河遗址、良渚遗址，甚至高庙遗址的影子？这说明一个流域往往是文明共治的区域。”卜工解释道。

近年来，随着新一轮考古发现的持续推进，三星堆遗址所蕴含的独特价值被不断揭示与彰显。在卜工看来，它不仅具有重大学术价值，更展现出深远的公众影响力，已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文化现象。

“中国考古学以百年为计，每个百年都有其核心主题与关键词。”他指出，第一个百年的主题是奠定考古学文化体系，关键词是仰韶村遗址；而第二个百年的主题已转向多学科协同的深度研究，其代表与关键词，正是三星堆遗址。而以三星堆文化为代表的古蜀文明，又为我们认识中国上古时代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样本与观察视角。

透过遗存看见制度

▲三星堆博物馆新馆展出的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面具

在卜工的研究视野中，穿透物质遗存的表象，解读其背后抽象的社会制度，是解锁中国古代文明演进逻辑的重要路径。他举例指出：“同一时期的彩陶，在祭祀、村落和墓葬等不同场景中，使用的色彩、纹样不尽相同，可能对应着不同的礼仪规制与社会功能。”

在他看来，制度如同文化遗存的“经络”，虽不似陶器、玉器那般具象可见，却贯穿始终，是文明传承的真正命脉。而认识并理解古蜀文明乃至整个中华文明独特的制度创造，不仅关乎理论建构，更关乎我们如何读懂历史的深层逻辑。

“中国上古制度被先秦文献称为礼制。礼制的发生发展、成熟完善是中国古代的独特经历，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基本脉络。”卜工介绍，礼制的总趋势呈现出独立起源、闭环发展、制度引领、自我完善的鲜明特点，构成了中华文明的核心辨识度。

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现，为这一观点提供了生动注脚。在卜工看来，三星堆遗址祭祀坑中所呈现的古蜀礼制结构，印证了古蜀文明作为中华文明灿烂篇章的历史地位，那些数量庞大、造型独特的出土文物背后，映射出一套严整的社会制度与礼仪体系。

卜工以公开发表资料最全面的二号坑为例，进行了阐释。二号坑内堆放的遗物有一定的先后顺序，根据出土时的堆积叠压情况可分为上中下三层。其中，靠近坑底的一层主要是小型青铜器物饰件，中间一层堆放的是青铜立人像、人头像、兽面具、大型神树等青铜器，最上层则是60余根象牙散乱地堆置在青铜器上。

他推测，二号坑体现了古蜀方阵的五个器物板块：祭祀对象、祭祀主体、仪仗干戈、铜头铜脑、象牙舞队，整体呈现出“前歌后舞”的独特阵容。在此格局中，周武王牧野之战后所作“大武舞”的线索隐然可辨，八佾舞的源流亦呼之欲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古老训言，于此得以具象呈现。

“技术、信仰与制度，共同构成了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明的核心。”卜工说道。技术创造了物质载体，信仰赋予其精神内核，而物质中透露出的制度根基，则让人们得以更深入地理解古代社会的组织与运作逻辑。三星堆遗址中蕴含着埋盟、报功、祼礼、问玉、祭天、巡狩等多种仪式，充分展示出古蜀文明根在制度的特点。

在卜工看来，三星堆遗址犹如一处多种礼仪制度汇演的大舞台，大量精美的青铜器为上古时代最后的精彩画上了神来之笔，也成为长江区域文明的“绝唱”，“上古时代的帷幕即将落下，西周以后就是中古时代。正是在这一时刻，三星堆古城盛大的仪式点燃了长江文明最后的荣光。”

探索文明的标准

▲三星堆博物馆新馆展厅内景

基于对三星堆等遗址所反映的制度文明的深入剖析，卜工将视野拓展至整个中华文明探源的理论框架，认为中国考古学应基于实践，探索和建立符合中华文明特质的文明判断标准。

“超级工程、顶级墓葬、中心聚落、特色礼器”，卜工用十六个字，给出了自己对于上古文明与国家起源的标准建议。在他看来，倘若一处遗址具备其中一项特征，便可作为判定其已进入文明阶段、出现国家形态的重要依据之一。

卜工进一步解释道，古代中国的“超级工程”主要指水利设施、城池建造、观象授时的土木工程等。这些改造环境的巨大工程，既是时代生产力充分发展的产物，也是社会组织动员能力与治理管理水平的综合体现。“顶级墓葬”被视为文明王冠上的璀璨明珠，是文明进程中的关键界标，“王权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标准性特征，如何解读这些顶级墓葬不可或缺。”“中心聚落”必须有一定规模、体量和辐射能力，理应具有仪式庆典中心、族群融合中心、社会治理中心的特点。而在国家化进程中，“特色礼器”如同引领文明进程的旗帜，其发生往往始于社会顶层，紧密围绕“在祀与戎”这两大国家核心事务展开，是礼仪制度与权力秩序的物化象征。

这套文明标准体系，也为理解中西上古文明的差异特征提供了新的视角。卜工总结道，世界上古史表明，西亚、北非及地中海一带的西方上古文明，长期流行多神教，社会治理主要依靠的是神权宗教体系。而中国上古的核心是制度精英体系，“从传说时代的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夸父追日的英雄人物，到上古时代圣王、国王到君王，都是这个体系的创造者、建设者和维护者。”

撰文 | 张漫 摄影 | 韩杰 编辑 | 王越

监制 | 吴东伟 审校 | 张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