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播预告（11.20）｜帝制起源：汉家制度与大一统的建构——《孝宣之治：汉家制度与西汉中兴》新书分享会

汉代史研究知名学者曹胜高出版了新作《孝宣之治：汉家制度与西汉中兴》，他将 “汉家制度”这个影响中国王朝历史两千年的重要话题重新提到了读者面前。那么，“汉家制度”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又是如何促进和深化了王朝中国的大一统建构？

11月20日（周四）20点，知名学者曹胜高与青年作家、书法家大生刘蟾将在视频号@大生刘蟾直播间进行深度对谈，以“帝制起源：汉家制度与大一统的建构”为主题探讨西汉的统治制度与王朝大一统建构的相关问题。敬请期待！

对谈主题

帝制起源：汉家制度与大一统的建构

——《孝宣之治：汉家制度与西汉中兴》新书分享会

对谈嘉宾

曹胜高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云山杰出学者

大生刘蟾 青年作家、书法家

直播视频号

大生刘蟾（扫码海报二维码可预约）

11月20日（周四） 20：00—22：00

下面摘录《孝宣之治：汉家制度与西汉中兴》第十六章部分内容，以让读者对“汉家制度”的实质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和了解。

《孝宣之治：汉家制度与西汉中兴》 曹胜高 现代出版社 2025年8月

汉宣帝刘询提到的汉家制度，是早期中国形成的国家治理策略，也是古代中国行之有效的治理制度。其中，刘询所言的“霸王道杂之”，点明了古代国家治理的三种路径：

一是王道。以儒家学说为代表，强调耕读。

其中，耕是耕地，读是读书。西周时期的经济制度主要是井田制，“井”字外边加上一个框，构成地理上的九宫格布局。也就是说，西周时期是按照井田制层层扩大，形成国家的地理空间。西周早期人少地多，开垦时通常寻找一大块平整的土地，其中九百亩是标准的农田，分成九块，一块一百亩。耕作的时候，先种公田，种完公田再种私田，同时公田的产出归周王室和诸侯的公室，剩下的都归百姓。

战国时期的变革，实际上就是实物地租的比例在扩大。也就是说，既然大家对在公田里白白种地有意见，那就不分公田、私田了，所有种地的人都要交实物作为地租。因此，从鲁国的初税亩到商鞅变法，再到汉朝的三十税一，它们都是实物地租的征收政策。劳役地租到实物地租的转化，正是春秋战国经济组织方式的转型。战国时期变法的主要内容就是，劳役地租如何转化为实物地租，地租为国君所有还是为诸侯、公卿所有。

周朝的土地实行分封制。分封制就是周王室拥有天下的土地，按照周王朝的说法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即天下的土地都是周王室的，天下的人都需要臣服于周王室。

分封制名义上确定了天下的土地是周王室的，周天子派诸侯过去守着这块地。周武王、周成王就分封了很多诸侯，派自己的兄弟、儿子去统辖和治理；诸侯再分封大夫层层治理，就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分层授权制。

周政是依托大夫、士阶层建立起耕读传家的传统。古代中国百姓所说的“耕读传家”，就是用耕种和读书作为家庭风尚。例如，我们熟悉的五经就是孔子及其弟子等编订出来用于“士”这个阶层的教育和学习的。

周朝治理国家靠的是礼制和乐制。周公在周初制定了王朝之礼，在成康时继续作乐，在宣王时修订礼制。这些礼是给士人以上的阶层用的，《礼记》说当时国家治理的原则是“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周政对中国历史影响最大的是基于士阶层形成的耕读文化。对普通的士来讲，要么成为读书人，要么成为耕种者。士如果是王室的候补官吏，是可以拥有一块土地的。士如果读了书，朝廷可以用，就可以成为官吏；如果不读书，就是普通的庶人。在当时，大夫阶层和入职的士，已经把吃饭问题解决了，他们要思考的是社会如何运行，人如何做得更得体。

儒家基于周政建立的耕读学说对中国历史的影响非常大。后世的读书人读四书五经，学习儒家经典，通过乡举里选、察举、科举等制度进入朝廷的体系内，维护古代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以耕读传家的方式延续农业社会的小农经济。但读书人能读书的前提是和平的环境，因而儒家学说特别适用于天下稳定的太平时期。当天下大乱的时候，儒家学说就缺少应对之道，因为其讲究君子小人之道、仁义之道，不足以治乱。也就是说，只有在天下太平时用周制、用经学的理论，才可以实现海晏河清。事实上，中国历代王朝的“上马得天下，下马治天下”，是法家和儒家的特长结合起来的产物。

二是霸道。以法家学说为代表，核心是耕战。

耕是种地，战是作战。当时，国家依靠农业才能够有所积聚，依靠战斗才能有所发展。秦国从商鞅变法到统一东方六国，用的正是耕战之法。

以耕战立国的秦政是一元化的体制。秦国的先祖最初在甘肃天水一带给周王室放马，逐渐从一个家族发展成一个部族。到秦穆公时，借鉴东方六国和犬戎的治国经验，开始建立秦制，逐渐地与东方诸侯国抗衡。秦孝公时，商鞅变法，建立了秦政。

周朝原本的管理方式是分封建国，是周天子把一块土地分封给功臣或者子孙使其成为诸侯，诸侯们再把这块土地分封给自己的孩子，孩子又把土地分封给他们的孩子，形成层层分封的结构。然后，诸侯们将他们土地上的一部分收入以贡赋的方式上交给周天子，这相当于让他们管理这块土地，然后把土地上的收入上交。也就是说，周天子直接分封的诸侯才对周王室负责并上交土地收入，而诸侯们分封的卿或士只对分封诸侯负责。

秦国是派官员去管理将新得到的土地，官员管理以后把收的租税都交给君主，君主给他们发俸禄。这就是郡县制的来源。换言之，西周的分封制是将土地分封给诸侯去管理，诸侯拥有土地的所有权，只需要给周天子缴纳赋税就可以。秦国的郡县制是君主派官吏去管理，土地所有权是国君的，与派去管理的官吏无关，管理者只有管理权。

汉朝初年，郡县制与分封制并存，即实行郡国制；到曹魏时期，实行郡县制；到西晋时期，又推行分封制；到明朝时期，也推行过分封制。

从国家统治层面来说，郡县制是派出代理官员，官员只要把税赋收上来即可，君主可以直接管理土地；分封制下君主不直接管理诸侯的土地，实行的是层层委托制。

其中，分封制的优点是诸侯要在一个地方待一辈子，其子孙也仍旧留在这个地方，对土地的投入精力就会很多，对地方的长治久安会很留意，有利于地方的建设和发展；缺点是地方和中央的关系越来越远，时间一长血缘关系就淡了，也就容易发生动乱，如西汉的“七国之乱”、西晋的“八王之乱”等。

郡县制的优点是海内一统，从中央到地方的土地所有权和行政权力都归于君主一人之手，地方官员只是代替君主到地方行使权力，有利于中央高度集权；缺点是君主委派的官员只对上负责而不对下负责，往往在地方待三至五年就调任到其他地方，政策施行不能得到延续，很多问题不能得到根本上的处理和解决。

古代中国更多采用的是郡县制，官员只对中央、对君主的任命负责。在古代农业社会，官员虽不容易造成太大的亏空，但有时候也会有例外，如在任期里把未来五年的税赋先收完，至于五年之后会如何就不管了，因为到时候他已经调到别的地方了。从现实层面上看，郡县制和分封制是各有利弊的。

因此，在汉朝初期，君臣对秦朝的政治制度进行反思后，决定同时实行分封制和郡县制，即封国郡国并行。

在汉朝君臣看来，秦国是一元制的国家，上下只有一个声音，实行一种律法和兵役制度，有利于集中力量办一件大事。秦国的百姓平时在家种地，闲时在边境打仗，通过打仗获得额外的财富，可以被赐予爵位，而爵位既可以抵税也可以抵罪。这样，秦国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战争机器，不断向外扩张和吞并土地，并掳掠周边国家的百姓以获得更多的人口。但是，秦国灭山东六国统一天下后，百姓没有仗可打了，只能全部在家种地，不仅额外的财富没有了，而且君主还用“焚书坑儒”来控制思想，并不断征发徭役大兴土木，以致秦王朝至秦二世而亡。

其实，在秦孝公时期，商鞅见秦孝公时就给出了三种治国学说。一是帝道，即按照尧舜禹汤的天时、地利原则来做事，因循自然地统治天下。二是王道，即以儒家所强调的“仁、义、礼、智、信”等统治天下。三是霸道，即以武力、刑法、权势等统治天下。之后，秦孝公重用商鞅开始变革，史称“商鞅变法”。

商鞅变法的核心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耕战强国；二是弱民强国；三是帝道。

耕战强国，采用的是国家一统的方式。在商鞅的政令之下，秦国上下将精力都放到种地和作战上，百姓平时种地，农闲时就打仗；如果打胜了，秦国就有土地、有人民，百姓也能立功。

秦国实行“壹赏、壹刑、壹教”。“壹赏”是全国只有君主一个人说了算，制度是统一的。秦国的车马、道路、度量衡、法令、文字是统一的，它把全国的一切都统一起来，政府的命令也能很快下达。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只听君主的命令，民间的“博闻、辩慧、信廉、礼乐、修行、群党、任誉、清浊”以及评置权都归国家。

弱民强国，是既不让百姓过于松散，也不让百姓过于积聚。商鞅所采用的什伍制度，是按照五家为伍，十家为什的单位编制，相互监督并组织起来。商鞅确定连坐法，人人自危，户户自保，以致百姓彼此监督，人人执法。

在秦灭东方六国建立起统一的秦帝国后，百姓不需要去对外打仗了，便被拉去修筑长城、建造宫室，然而，修筑长城和建造宫室与对外打仗不一样，国家不但无法获得土地、人口和财产，而且还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当然百姓获取额外财富的手段也就没有了，因而使得曾经的战争动员机制也就失效了。也就是说，秦国在对外作战时，耕战机制是非常有效的；但灭六国统一天下后没仗可打时，秦国却没有及时从“马上得天下”转变为“马下治天下”，所建立的战时机制自然在面对新的国家治理环境下就轰然倒塌了。

在汉高祖刘邦建立汉帝国后，汉朝完全继承了秦朝的政治制度，但吸取了秦帝国二世而亡的教训。也就是说，汉朝的制度体系是秦政，思想体系却是周政，也就是汉宣帝说的“霸王道杂之”，就是把王道和霸道结合起来使用。

三是帝道，是期望帝王带领百姓实现无为而治、因循旧制。

其实质就是让百姓自由生长，自己种地，不要求耕战，不要求耕读，不去干扰百姓的生活方式，“无为而治，与民休息”。汉朝初年的黄老之治，就是帝道的实行。

在战国后期，要么秦国统一天下，要么楚国统一天下。秦国是一元化的国家，全国只有一个声音，只有一个路径。楚国则鼓励有各种说法，不同的声音都存在，可以批评和指责。

汉朝初年，来自楚地的汉高祖刘邦和他的功臣实行的“无为而治”，就是帝道的延续。也就是说，汉朝的制度中，除了霸道、王道，还有帝道一脉。因此，汉宣帝刘询时期形成的汉家制度，实际是融合霸道、王道和帝道的帝王之道。

汉宣帝刘询是汉武帝刘彻的曾孙，他曾对太子刘奭所讲的“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是说汉朝是把霸道和王道结合起来用的，不是完全用周政，也不是完全用秦政，而是霸道和王道结合起来的帝王之道——汉家制度。

霸道主张国富民弱，是把国家有限的资源集中起来实现国富，百姓都是国家的臣民，完全服从于国家的需要。王道主张民富国强，是让百姓富足起来，先民富后国强。一个国家到底如何实现民富，如何实现国富？霸道和王道有了分野，目标不同，路径也不同。但是，国家要长治久安，就需要在国富和民富之间寻找一个平衡，采取恰当的治理策略，这才是“霸王道杂之”的含义所在。

刘询在位二十五年，采用“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系统纠正了汉武帝时期的弊政，实现了西汉中兴。班固在《汉书》中总结了刘询的历史功绩：

信赏必罚，综核名实，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间鲜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称其职，民安其业也。遭值匈奴乖乱，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单于慕义，稽首称藩。功光祖宗，业垂后嗣，可谓中兴。

制作：凌小凡

初审：谢惠

复审：罗明钢

终审：李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