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沈战役后，卫立煌被蒋介石软禁，毛主席：从速将他列入战犯名单

1948年11月2日，沈阳被解放军攻克，至此辽沈战役结束，东北全境解放。
在此之前的10月30日，东北“剿匪”总司令部上将总司令卫立煌已经乘坐飞机抵达北平。

对于东北丢失之事，蒋介石十分恼火，认为卫立煌多次违背自己的命令，又消极避战，加之此前他一直与中共关系很好，便打算将东北丢失的责任推给他。
11月11日，蒋介石以“迟疑不决，坐失军机，致失重镇”的罪名，将卫立煌撤职查办。
卫立煌也预感到蒋介石要拿自己当替罪羊，便打算乘飞机去香港，结果在转道广州时被国民党特务发现，他及家人随即被逮捕，被押送到南京家中软禁。
以蒋介石的脾气，卫立煌这一次即便不死，也要被判刑好多年，卫立煌为此感到十分惆怅。
然而，就在卫立煌不知所措的时候，一个好消息传来，他被解放军列入战犯名单了，而且排名比较靠前，是第13位。
如果换作别人，可能会感到惶恐不安，但卫立煌却大喜过望，他知道自己逃脱的机会来了。
将卫立煌列入战犯名单这件事，其实是毛主席的手笔，这一招可以说十分高明，最终成功解救了卫立煌。
01
我们都知道，卫立煌是蒋介石的“五虎将”之一，他与刘峙、顾祝同、蒋鼎文、陈诚在北伐时期是蒋介石第一军的团长，后来五人逐步晋升到上将，步子都差不多，是蒋介石最信任的将领，故而被称为“五虎上将”。

笔者认为，“五虎上将”中军事才能最突出的一个人是卫立煌，他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打仗勇猛而有谋略，颇受孙中山赏识，后来跟随蒋介石参与北伐、军阀混战及围剿“红军”作战，战绩也十分显赫。
卫立煌在抗战时期的表现十分亮眼，忻口战役使他成为抗日名将，而缅北滇西战役则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国际声望，他的军事指挥才能展露无遗。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卫立煌与蒋介石的私人关系曾经十分亲密，但因为他的政治主张与蒋介石差别很大，导致他长期遭受蒋介石打压。
蒋介石与卫立煌的亲密关系，是从1927年开始的。
在此之前，卫立煌不过是蒋介石手下一个师长，并不那么被信任，龙潭战役后，蒋介石将刘峙和顾祝同提拔为军长，唯独他受到冷遇，没有得到晋升，他一气之下跑到上海休假。
在上海闲居期间，卫立煌结识了朱韵珩，朱韵珩是大家闺秀，思想先进，曾留学美国，不但精通英文，而且对西方文化十分感兴趣。
1927年圣诞节这天，卫立煌与朱韵珩举行婚礼，巧合的是，蒋介石与宋美龄的“世纪婚礼”，也是在这一天。

因为这一缘故，朱韵珩认识了宋美龄，两人家庭背景相似，都是基督教徒，也都留学美国，有很多共同语言，可谓一见如故，很快便成为好友。
宋美龄敏锐地觉察到，卫立煌才能出众，未来肯定是蒋介石的得力助手，应该加以拉拢，便积极与朱韵珩搞好关系。
据卫立煌与卫道然的儿子卫道然回忆：
母亲每次去见宋美龄，可以不必通报就直接登堂入室，她们之间书信来往常用英文，见面对话也常讲英语。
其实，朱韵珩与宋美龄走得这么近，也是为了帮卫立煌接近蒋介石，只不过宋美龄抢先抛出橄榄枝而已，她则趁机接住。
1929年底，蒋介石与石友三的战事吃紧，在他的默许下，宋美龄给朱韵珩写了一封信，以此试探卫立煌的态度，朱韵珩积极回应，不久卫立煌便被任命为第三纵队指挥官，率部参加了中原大战。
这件事之后，卫立煌与蒋介石的关系越来越好，逐步得到升迁，最终成为“五虎上将”之一。
但是，这样的亲密关系并未持续到最后。

抗战爆发后，卫立煌与蒋介石在抗日主张上存在很大的分歧，再加上1939年朱韵珩因病去世，他自此失去了与上层联络的通道，与蒋介石的关系也越来越差。
02
卫立煌与蒋介石关系的破裂，最重要的原因是对共产党的态度。
那时候，国共虽然达成了第二次合作，但蒋介石一直提防着我党，处处对八路军、新四军掣肘，甚至数次发起“反共高潮”。
卫立煌则认为，想要打败日本，就必须与共产党联手，这与蒋介石的想法背道而驰。
而在卫立煌的抗战生涯中，曾与我党进行过多次友好合作，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中与我党关系最好的一个人。
1937年，卫立煌奔赴山西抗日，担任第二战区上将副司令长官兼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他见八路军军纪良好、作战英勇，便十分钦佩，多次与八路军展开军事合作，他甚至在1938年4月亲自去八路军总部及延安，与毛主席、朱德等人进行友好交谈。
后来，卫立煌进一步对我党产生了好感，配发给八路军的物资从不拖延，还严格限制部下与八路军发生摩擦，并支持八路军开辟敌后根据地、扩大游击区。

卫立煌曾说，“二战区的军队，凡是打日本的，都应当一视同仁”，为了解决八路军武器弹药缺乏等问题，他曾一次派发给八路军子弹一百万发、手榴弹二十五万枚，解了八路军的燃眉之急。
山西抗日期间，卫立煌经常与朱德一起讨论抗战前途和国际形势，他对八路军的游击战战术尤其感兴趣，甚至请朱德给自己的部队当教官。
更绝的是，卫立煌还主动在身边安排中共党员任职，包括他的贴身秘书赵荣生在内，他曾迫切地问赵荣生，“我参加共产党好吗？怎么参加呢？”
赵荣生不知如何回答，卫立煌便让他去延安找朱德，他却说应该找直接上司林伯渠，结果林伯渠考虑到政治影响，婉拒了卫立煌的要求。
尽管如此，卫立煌对中共的好感并未减弱，而是继续维护我党的利益。
1939年之后，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蒋介石发起反攻高潮，卫立煌不以为然，还提出反对意见。
不仅如此，部下之中谁要是袭击了八路军或者新四军，卫立煌马上就将其撤职查办，他还违背蒋介石命令，继续按时按量给八路军发放军饷，并与朱德商定了活动区域。
因为太过偏袒八路军，卫立煌最终招致蒋介石的不满，被剥夺职务，削去兵权，调到事委员会西安办公厅当主任，每天无所事事，只能干些收发文件的杂事，如此蒋介石还不放心，派了很多特务监视他的一举一动。

后来，周恩来得知卫立煌的遭遇，便愧疚地对他说，“你是受了我们的累”，他听了深感安慰，却没有后悔。
1942年，蒋介石在物色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人选时，卫立煌原本是首选，但蒋介石却认为他太过“亲共”，结果让罗卓英取而代之。
一直到远征军第一次入缅遭遇失利，蒋介石迫于压力，这才任命卫立煌为司令长官，最终卫立煌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抗战胜利后，卫立煌主张用政治方式解决国共问题，蒋介石却悍然发动内战，他感到很不满，便态度消极，深居简出，结果被蒋介石要求出国考察，他便携夫人韩权华游历欧洲各国，待了近一年才回国。
03
1948年1月，坐了几年冷板凳的卫立煌，最终被任命为东北行辕代主任兼东北“剿匪”总司令部上将总司令。
当时，东北形势岌岌可危，国民党军被解放军围困在沈阳、长春和锦州等几个城市，蒋介石将卫立煌调到东北，一是为了让亲信部下陈诚脱困而出，二是幻想着卫立煌能够扭转乾坤。
卫立煌其实不愿意去东北，他很清楚东北大势已定，国民党军不是解放军的对手，他去了也无济于事，但蒋介石下了严令，他也只得遵命。

来到东北后，卫立煌觉得局势十分严峻，便主张据城固守，将主要精力放在整训部队和修筑工事上，避免与解放军进行野战。
但是，蒋介石却主张出城与解放军决战，卫立煌几次违抗命令，两人关系再次紧张起来。
有人认为，卫立煌在东北的表现，其实是在促使蒋介石失败，这个说法显然不对，林彪等人就曾说他十分高明，看出了解放军“围城打援”的战略意图，他在东北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在避免国民党军战败，或者说是在拖延时间，等待战局变化。
不过，卫立煌的意图最终没有实现，锦州战役后他被架空，直接导致了国民党的全盘失败。
蒋介石直到战后也没看懂卫立煌在东北的表现，还以为卫立煌是故意让国民党军战败的，便将卫立煌革职查办。
卫立煌心里苦闷，自己不计前嫌，为蒋介石挽救东北危局，差点连命都搭上了，蒋介石不领情也就算了，还过河拆桥，把自己当替罪羊，实在是太过分了！
直到这个时候，卫立煌才幡然醒悟：自己错跟了蒋介石二十多年，便下决心与蒋介石一刀两断。
卫立煌在北平期间，对未来的人生规划进行了一番思考，认为留在国民党已经没有前途，便打算带着家人去香港定居，以观时局变化。

1948年12月中旬，卫立煌包了一架美国飞机，转道广州时被特务发现，随即被逮捕，押送到南京家中软禁。
当时，蒋介石想让卫立煌承担丢失东北的责任，从而缓解自身压力，给美国人一个交代，卫立煌深知蒋介石的心思，认为这一次在劫难逃，便感到十分沮丧。
卫立煌不知道的是，毛主席和朱德已经知道了他的处境，还紧急商议了救援措施，最终想到了一个绝妙办法，可以打消蒋介石对卫立煌的顾虑，从而保护卫立煌及其家人。
12月15日，毛主席授意将卫立煌列入到第一批国民党战犯名单，并要求新华社尽快公布，这份名单一共有43人，蒋介石居首，“五虎上将”除了退出军界的蒋鼎文之外全部在列，卫立煌则排在比较靠前的第13位。
这份战犯名单很有迷惑性，它不是为卫立煌一个人准备的，而是将国民党军政界主要人物都列上去了，谁看了也挑不出毛病。
虽然蒋介石对这份名单感到很不满，但看到卫立煌的名字时，警惕心还是放松了不少，至少可以证明卫立煌并不是共产党的“卧底”。
而卫立煌看到战犯名单时，虽然不知道这是毛主席和朱德故而为之的，但他很清楚自己“通共”的罪名算是摆脱了，蒋介石想他处置他，缺少了一项关键罪名。
04
在将卫立煌列入战犯名单并广而告之的同时，我党也在通过其他办法对他进行救助。

战犯名单公布后，国民党对卫立煌的看守出现了一些松动，有一天特务接到一封信，是从扬州高旻寺寄来的，信上别的没说，只说让卫立煌到高旻寺出家当和尚。
特务们看了信都觉得好笑，便大声嚷嚷说，“有人请卫总司令去当和尚呢！”然后将信通过女仆交给卫立煌。
别人看不懂，卫立煌却很清楚，这是他在江北的“朋友”，以叫他去当和尚为名，让他去解放区。
得益于此前与我党的友好交往，他的许多部下及朋友都是中共党员，这些人分布在各国统区，他一被蒋介石软禁，这些人便展开了积极救援。
不过，卫立煌思考再三，认为自己跟国民党牵扯太深，许多亲朋故旧都在国民党，如果贸然去了解放区，这些人可能会被自己连累，加之他对我党政策不是太了解，顾虑太多，便打算暂时去香港定居。
这年除夕，看守卫立煌的特务大多溜回家过年去了，只剩下两三人留守，卫立煌便趁机乔装打扮一番，他剃掉了留了三十年的胡须，穿上大棉袍，戴上瓜皮帽，鼻梁上架上一副眼镜，还在太阳穴上还贴上两副风膏药，于凌晨四点带着家人悄悄乘车离开，然后到上海坐船去了香港。

不久，卫立煌便在香港公开活动，当选为“民主战斗同盟”军事会委员主席，毛主席、周恩来和朱德得知消息后很高兴。
不过，卫立煌在香港的日子不好过，原来蒋介石得知他去了香港，感到非常生气，便派遣大量特务对他及其他反蒋将领实施刺杀。
这对卫立煌造成了很大影响，但好在他人脉关系广，可以保护自己，他最担心的其实是远在合肥老家的老母亲及兄弟子侄，他深知蒋介石的为人，肯定会派遣特务对付他的家人。
为了保护家人安全，卫立煌不顾“战犯”头衔，以私人名义给朱德写了一封信，信上说：
唯念老母现在八十有五，弱弟奄涛，率同子侄数十人，在肥侍养。兹值解放大军到达，望电知军政领袖，加以保护，免受惊恐。
朱德接信后向毛主席做了汇报，毛主席很重视这件事，当即做出指示：“望转合肥县政府对卫立煌家属予以保护为盼！”
不久，解放军便派遣了一个小分队驻扎在卫立煌老宅附近，他家人的安全因此有了保障，他也就此没了后顾之忧。
此后，我党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卫立煌作为我党的老朋友，自然是重点争取的人物。

卫立煌的态度也很积极，新中国成立时他特意发表了贺电，1955年受邀回国，毛主席、周恩来和朱德等人表示了热烈欢迎。
从卫立煌被蒋介石软禁到回国，这一路走来太不容易，我党对他的的帮助很大，尤其是毛主席的大智慧起到了关键作用，用一份战犯名单浇灭了蒋介石的杀心，给卫立煌创造了逃走的机会，堪称绝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