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农业农村部来解决农民规模性返乡返贫？让城市民营经济重焕活力才是唯一解决之道

近日，农业农村部召开全国会议，专题部署乡村工匠培育与脱贫人口务工就业的“两稳一防”工作。会议传递的信号明确而迫切：必须稳住脱贫人口的务工规模和收入，防止因失业导致规模性返贫。

然而，当我们为农业农村部的努力点赞之余，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必须被直面：将防止数千万农民规模性返乡返贫的重任，主要压在农业农村部的肩上，是否搞错了问题的关键？

一、农业农村部：悲壮的“堤坝修葺工”

必须承认，农业农村部在会议上部署的“乡村工匠培育”、“就业帮扶车间”、“公益性岗位”等一系列举措，是必要且充满善意的。这些政策如同在乡村修筑一道道堤坝，旨在为可能出现的返乡潮提供缓冲，为最困难的群体提供最后的兜底保障。

这些措施能解决局部问题，能在风浪较小时稳住局面。但是，如果我们将农民返乡问题比作洪水，那么农业农村部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下游”修堤坝。而洪水的源头，却是在“上游”——城市经济的活力和就业岗位的容量。

当一个依靠数亿农民工支撑起来的“世界工厂”出现就业岗位收缩时，任何乡村层面的微观努力，在宏观趋势面前都显得杯水车薪。乡村特色产业的市场承载力、就业帮扶车间的利润空间，根本无法承接由宏观经济波动所驱动的、千万量级的返乡人潮。

二、问题的根源：民营经济的“就业引擎”在失速

真正决定农民是否会“规模性返乡”的，不是农业农村部开了多少会，而是城市里作为就业主力军的民营企业，是否还有信心和能力再大量招工。

一个毋庸置疑的经济常识是：民营企业贡献了中国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他们是吸纳就业绝对的主渠道，是农民工进城安身立命的真正依托。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近年来一系列看似“单点发力”的整顿政策，以及“国进民退”趋势所带来的市场疑虑，其产生的“合成谬误”效应，正在持续削弱民营企业的就业吸纳能力。

· 环保风暴在提升环境质量的同时，也关停了大量抗风险能力弱、但吸纳就业能力强的中小民营作坊。

· “一刀切”的城管执法，驱赶了由民营个体户构成的、充满烟火气的地摊经济。

· 对教培等行业的整肃，让一个数百万从业者的民营行业几乎瞬间萎缩。

· 禁酒令、紧缩会展会议等政策，则波及了酒店、餐饮、礼品等由民营企业主导的长长产业链。

更深远的影响在于“国进民退”的计划经济回潮。当市场资源、信贷额度和发展机会更系统地流向国有企业时，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和发展信心就会受到挤压。每一项单一的调控政策，其出发点或许都无可指摘，但当它们与所有制偏见叠加、刚性执行时，其综合效应就如同给中国经济的“就业心脏”——民营经济——进行了一次“化疗”，在杀死癌细胞的同时，也大量杀死了健康的细胞。其结果，就是城市这台最重要的“就业吸纳器”出现了功率下降。

三、唯一的解决之道：修复民营经济的“就业心脏”

从全球城市化的普遍规律来看，已经进城的农民，一旦真正融入城市，基本上不可能再回到乡村寻求发展。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之所以格外强调“防止规模性返乡”，并竭力保留农村的“退路”，本质上是出于对庞大人口基数可能引发社会风险的深度忧虑，是一种底线思维。

但是，一个现代化的治理体系，不能永远依赖“保留退路”的消极防御，而必须建立起“筑实前路”的积极进攻战略。这条“前路”，就是让民营经济重新焕发活力，持续保持强大的就业创造能力。

这要求我们的政策重心必须实现根本性的、甚至是颠覆性的转变：

1. 必须从战略上明确：保护民营企业就是保护绝大多数就业。要尽快扭转“国进民退”的趋势，打破所有制的枷锁，在市场监管、资源获取、融资信贷等方面，真正实现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

2. 停止“运动式治理”，转向“精细化调控”。任何一项经济政策的出台，都必须进行强制性的就业影响评估。用“设置缓冲期”、“提供转型支持”代替“一刀切”的关停，给绝大多数身为民营企业的小微企业喘息和适应的空间。

3. 将资源倾注于打通农民工市民化的“最后一公里”。加快推进户籍改革、提供可支付的住房、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只有当农民工能真正在城市“留下来”、“住得下”，他们才不会成为往返于城乡之间的“流民”，农村的土地也才能从“社会保障工具”回归为“生产要素”。

结语

农业农村部的努力值得尊敬，他们是在为整个经济体“查漏补缺”。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他们无法独立打赢这场“就业保卫战”。

解决农民规模性返乡返贫问题的钥匙，从来就不仅仅在村里的帮扶车间，而是在于能否重振城市的民营经济。历史的弯路已经走过，空洞的争论也已进行多次。现在，是时候用最大的决心和勇气，回到常识上来：让市场的归于市场，让民营企业在公平的土壤中健康成长。

修复好民营经济这台最主要的“就业发动机”，才是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最可靠、也是最根本的解决之道。

作者 | 吴必虎 DeepSeek

编辑 | 周晴

图源 | 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