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才能防得了农民工“规模性返乡滞乡”？

大约是前一个星期，几个农民工返乡的视频被我关注到了。湖北农民工比往年提前两个月，从广州返回家乡，他们提着大小行李箱，并带上了吃饭用的缝纫机、租屋里装的空调，还有狗狗，一应家什，排队上大巴，场面很是凌乱。

这架势，好像不会再回广州，至少，近期不会。

视频说，广州那边劳务市场太萧条了。

我因为没有儿孙在那边打工，对于这些消息，反应比较迟钝。而农业农村部在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召开的“两稳一防”会议，让我对这件事加强了关注。原来，这事还挺大的。

所谓“两稳一防”，是指稳定脱贫人口务工规模，稳定脱贫人口务工收入，防止因失业导致规模性返贫。附加了另一个“防止”，即“防止形成规模性返乡滞乡”。

对于会议提出的防止规模性返乡滞乡，我在没有看会议报道前，的确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误解，以为是像前几年一样设卡堵截，不让他们进村呢。

会议提出了一系列要求，比如学习“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加强乡村公益性岗位开发管理，支持就业帮扶车间提档升级，提高就业技能培训实效，持续推进考核发现问题整改。用这些方法来消化返乡滞乡人员再就业。

当年的贫困总是限制了我的想象。我到城市生活之前，我的乡村哪有什么就业岗位？大队有一个安瓿厂，满打满算能容纳20个就业人员，这几十年来，虽说改革开放，也没有像样的工厂和企业在那里扎根。如果我的故乡有大批农民工返乡，上面的所有措施，除了集中学习“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能落到实处，其它各条，基本不能落实。南方回不去，故乡不能留，两头堵住水，中间淹死农民工，如何是好？

1978年后形成的改革潮，为乡村农民工外出打工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当初他们出去找工作，像没头的苍蝇，于是得了盲流的雅号。后来大量私营企业如雨后春笋兴起，接纳了全国各地农民工，那时才把盲流改称为打工仔，再后来，觉得他们做的贡献也不小，叫打工仔容易拉起仇恨，于是改称为农民工。

农民工为国家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他们所依托的饭锅，就是大量外国企业和民营企业。你见几个农民工打工打进公务员队伍的？

那么，有一个问题，我不知当提不当提：为什么1978年到前几年40多年间，广大农民工很少出现无工可打的返乡潮而在近年出现？外企的逃窜，私营企业的萎缩，让广大农民工失去了谋生的饭碗，尽管他们各自有着谋生的本领。

20年前每月都读《读书杂志》，刘东写农民工诗歌创作的文章，叫《贱民的歌唱》，从农民工创作谈到农民工生存环境。这位作者说：

“如果有一天我们发现，中国当真就这么‘和平崛起’了，那么我们不要忘记，一定要为连续几代数以亿计的苦力劳工，修一座最高最大的纪念碑，来铭记他们的超常牺牲！反过来，如果有一天我们发现，中国再次发生了‘现代化受挫’，那么其实打从现在就能逆料，那报应原本就潜伏在我们断裂的社会结构内部，潜伏在败落的乡村与畸形的城市之间――这正是打工仔们常年奔波的漫长旅途，其间充满了从未被真心倾听过的巨大落差与积怨。”（见读书杂志2005年第12期刘东的文章《贱民的歌唱》P17）

这位作者料到了现代化受挫，把可能的原因归咎于败落的乡村与畸形的城市之间，却没有料到乡村振兴了，城市发展了，农民工们却两头无法接纳，于是城市与乡村仍然“成为他们常年奔波的漫长旅途”。作者更没有想到，提供了那么多就业岗位的外企与私企，却被某些人骂得关门大吉，其中，很可能就有部分农民工自己！

为他们修纪念碑那事，恐怕遥遥无期，能让他们回到故乡躺平，不受社会歧视，不被家人嫌弃，已经是大恩大德了。假如他们中的一些人，把资金和技术用在造福乡村发展，即便不建纪念碑，也不会掩没他们的丰功伟绩。

解决农民工规模性返乡滞乡的问题，没有灵丹妙药，需要的仍然是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私营企业，像扶持国有企业一样扶持它们——乡民朴素，招待客人，席间劝客，吃呀，像干部一样吃！——用到扶持私企上来，再形象不过，再有效不过。外企呢，打开国门，热诚欢迎他们回归，让外国人赚钱，也让农民工有一张可以依附的生活之皮。双管齐下，农民工返乡滞乡的问题，便会迎刃而解。须知，他们中的95%，并不愿返乡，更不愿滞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