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话术的改变，折射出地缘政治博弈背后诸多国家的心态

近日重看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由米哈依尔·齐阿乌列里编剧并执导 ，米凯尔·盖洛瓦尼 / Boris Andreyev / Vladimir Savelev / Marina Kovalyova / N. Petrunkin / Marie Nováková / Yuri Timoshenko / A. Urasalyev / Nikolai Bogolyubov等主演的苏联二战片《攻克柏林》（ Падение Берлина）。收获颇多。

苏联二战片《攻克柏林》海报▲

从影片中就不难看出为什么二战后德国民众心里会发生深刻变化。

数月前德国电视二台（ZDF）的访谈节目现场，27岁的作家奥勒·尼门（Ole Nymoen）面对战争与抵抗的假设性问题，抛出一颗震撼舆论的炸弹：“宁做亡国奴，不做牺牲品。”他将国家定义为“暴力机器”，直言不会为其献身，如果战争爆发，他的选择序列是：逃离、隐藏，最后才是争取非战斗岗位。

苏联二战片《攻克柏林》海报▲

普鲁士曾是欧洲尚武精神的图腾。腓特烈大帝的韬略与俾斯麦的铁血，将“严明的军纪”与“尼伯龙根式忠诚”铸入德意志基因。

军装象征尊严，兵役等同成人礼——这种价值观随1871年德意志的统一和第二帝国的诞生而达到顶峰。 这一传统被二战的战败结果彻底终结：军事荣耀与纳粹罪责牢牢捆绑一起；战后德国在制度与心理上与“军国主义”干净切割；西德防务依附北约和美国；东德军队脱胎换骨，承袭的是苏联模式，与普鲁士精神毫无关系。

二战时德军青年▲

2011年义务兵役制的暂停成为新的文化断裂点：随着军队职业化，年轻一代彻底脱离军事体验与尚武传统，国防认知仅存于新闻与影视。

对二战的深刻反思令教育系统强调战争破坏性，弱化军事价值；和平红利与北约保护也弱化了防务责任感；高福利社会将个人生存质量置于公民义务之上。青年一代将外交、制裁、国际法视为冲突解决首选，妥协优于牺牲。即便威胁重现，整个社会本能地会寻求军事联盟的庇护，而非全民动员。 从某种意义上说，眼下德国或正陷入历史的轮回：外部有地缘裂痕构成的真实风险，内部又有“日耳曼焦虑”心理机制将威胁在文化透镜下放大。 当尼门宣称“宁做亡国奴”时，实际上提出一个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式”的命题：在国家存亡与个体生存之间，政策的合法性如何通过公共理性来建立？

《哈贝马斯》▲

是“危险现实”还是“日耳曼焦虑”？

德国当前的安全环境确实趋紧：北约东翼增兵、波兰芬兰强化防务、德国防长“五至八年内备战”警告等，均指向地缘风险。特别是东欧国家的担忧很迫切，它们担心，若乌克兰失守，俄罗斯有可能会测试北约底线，甚至在波罗的海制造摩擦。这些都是德国扩军的现实依据。

德国当前的安全环境确实趋紧▲

然而，纯粹军事评估显示，北约军力以及集体防御条款使德国本土遭直接攻击的概率极低；威胁更多体现为地缘环境恶化，而非迫在眉睫的入侵。

因此，小编认为，眼下的战争恐惧感折射的是根植于德意志文化中的特性：“日耳曼焦虑”（亦称日耳曼恐惧症）。对二战的道德反思更使德国社会对战争合法性极端敏感，两德所处的冷战前线位置则进一步强化了“牺牲品”心态；长期和平繁荣又催生了对稳定的深度依赖，任何动荡迹象都易触发这个民族系统性的焦虑。

日耳曼焦虑▲

因此，当前的战争恐惧，其实是现实威胁与文化心理的复合体，更是与通货膨胀、能源危机等因素交织的结果。

如果要描述这几年德国对华叙事的变化，更像是一种氛围——一种在政治、媒体与社会之间慢慢蔓延的感受，使许多过去被视为稳定的判断变得摇摆，使许多原本不必过度敏感的问题被反复放大。其实就是“二战后”日耳曼焦虑综合症的折射。

空中拍摄柏林全景▲

德国最近成立“对华风险评估委员会”，正是这种氛围累积到制度层面后的体现。

它不是起点，而是一系列变化的阶段性结果。 乍看之下，这种变化似乎源于一些具体事件：俄乌战争的冲击、中美竞争的加剧、供应链安全的讨论、技术竞争的升温。但若把时间线再拉长一些，就会发现这些事件虽然重要，却不是根本原因。

德国总理默茨▲

德国并不是突然发现龙国带来“风险”，而是德国本身经历一个动荡时代，迫使德国重新审视自身的角色。

这种审视过程往往伴随着焦虑、犹豫与自我怀疑。当一个国家在自我重新定位时，它对外界的判断也必然随之改变。

德国制造业▲

俄乌冲突是引发连锁反应的第一块石头。战争不仅改变欧洲的安全版图，也动摇德国多年来赖以构建外交政策的基础假设。

过去的德国习惯在稳定的国际秩序中进行经济活动，外交政策的基本逻辑是：安全依托美国，经济依托全球化，德国在两者之间保持低冲突态势。这种模式在过去几十年里为德国带来巨大利益，使它既能作为美国的盟友享受政治安全，又能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获得经济红利。

俄乌冲突是引发连锁反应的第一块石头▲

然而，俄乌战争让这种模式突然变得困难。德国不得不迅速介入一个自己并未完全准备好的冲突，并被迫承担比预期更高的责任。

战争初期的判断乐观得近乎轻率：柏林认为制裁会迅速产生效果、战争不会持续太久、乌克兰的财政需求可控、美国的战略方向不会大幅变化。结果是，所有这些预期都被事实修正。战争的延长让财政投入不断扩大，供应链受到干扰，能源成本的飙升深刻改变德国经济结构。在如此环境里，德国开始出现一种不易言说的心理落差：它不得不接受一个无法预期的冲突现实，却又对这个现实无法掌控。

联邦议会经委会讨论德中经济关系▲

当一个国家无法解释自身处境，却又必须维持政策一致性时，政治叙事（话术）会自然寻找一个“外化路径”。

在这种情况下，华夏大国逐渐进入德国的叙事结构。最近德外长涉中很多不当言论频出就是例证。这些言论并不是因为德国掌握什么新的信息，而是因为龙国在结构上恰好适合作为解释的一部分。 难以继续不偏不倚的龙国既未支持制裁，也未加入欧美阵营，这使得一些德国政治人物能够在叙事中暗示：龙国的存在削弱西方联盟的效果，使战争变得更难结束。哪怕这种推论没有严密证据，但在一个焦虑的政治语境中，它能提供一种情绪上的稳定感——至少它给出一个看似合理的因果链条。

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原定的访华计划已经推迟▲

然而，华夏大国在德国叙事中的出现并不仅与俄乌冲突有关。更深层的力量来自中美竞争。

过去几十年，欧洲尤其是德国享受着“后冷战红利”：它可以同时与美国保持战略同盟，与龙国保持经济紧密联系，这种“两边都不失”的状态，使德国在国际舞台上拥有很高的行动自由度。然而，当中美竞争不再仅限于经济层面，而上升到战略竞争甚至制度竞争时，德国不得不面对一个长期回避的问题：它是否还能继续维持这种双重关系。

中美竞争▲

在美国不断强化“价值阵营”和“唯我独尊”“美国优先”的叙事后，欧洲尤其是德国开始面临一种道德压力——在涉及龙国的问题上如果态度模糊，就会被视为“不可靠”。

这种压力在美国总统特朗普重新进入美国政治核心后越发明显。德国很清楚，一旦美国重新强调经贸安全与地缘政治优先，欧洲在战略上将缺乏足够的独立空间。因此，德国对华夏的许多表态都不仅是出于自身判断，也是出于与美国保持关系稳定的需要。

特朗普推行的“美国优先”主义▲

不能忽略的一点是，德国对华叙事的变化也深深刻入它的文化结构中。

这个文化结构具有一些长期沉积的特点：对中西制度差异的高度敏感、对道德一致性的坚持、对世界秩序稳定性的期待。这些特质在二战后德国政治文化中一直存在，它们塑造社会面对国际关系时的感知方式。当德国面对一个制度与自身不同、规模显著增长、科技竞争越发激烈的龙国时，文化层面的不确定感会自然放大政治层面的判断。

中西制度比较课程▲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德国媒体在报道龙国时的重点常常落在制度、价值、权力这类抽象层面，而不是经济现实或社会细节。

在一个把道德提升为政治要求的政治生态中，涉及龙国的议题总是更容易被纳入价值框架，而较少被放在利益框架中讨论。这并非出于恶意，而是一种长期形成的惯性。当媒体这样叙述时，公众的判断自然也会受到影响，而公众的情绪又会进一步作用于政治人物，使他们在对华表述上更趋谨慎甚至主动提高调门。

德国面临三大经济难题▲

与外部冲击和文化因素并行的，是德国社会内部逐渐扩散的一种焦虑感。

能源转型、科技革命、劳动力短缺、产业竞争加剧，以及财政压力持续高企，共同构成德国经济的结构性挑战。 德国长期以自己稳定的工业能力为傲，但如今在新能源、电动车、数码化、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领先优势正在被削弱。尤其是在新能源车和光伏产业，龙国企业的竞争力已经大幅领先，这给德国带来实际压力，也带来心理冲击。 在这种背景下，龙国的成功容易被误读为对德国的一种“威胁”。

德国平衡预算难题▲

经济竞争叠加文化差异，会自然被政治机制放大，最终进入对华叙事的内部核心。

德国并不是在“反华”，它更像是在一种对未来不确定性增大的情境中，把某些焦虑投射到一个象征性的对象上，这个对象恰好是崛起的华夏。 因此，当我们看到德国政策语言中出现“减少依赖”“风险控制”“技术安全”这些词汇时，很容易误以为这是政策立场的直接变化。

德国工业▲

但实际上，这些表述更多是反映德国内部在“后二战时代”的剧烈变动时出现的情绪状态。

德国不是在对华夏采取敌对态度，而是在一个复杂的国际环境中重新确定自己的位置。龙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是德国定位自身时所使用的一面“参照镜子”，而不是一个“政策目标”。 理解这一点，对判断未来格局至关重要。德国对华叙事的变化并不意味着合作空间会消失，也不意味着德国会长期陷入某种对华敌意中。它只是说明，德国内部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情绪正在经历一个调整期。

二战后的一代德国人▲

在这一时期，德国对外表述不可避免地会变得更谨慎、更敏感，也更容易受到国内政治逻辑的影响。

一个国家在重新认知自我时，往往会对外界显得矛盾而复杂。德国今天的状态就是如此。它既不想与龙国脱钩，也不愿完全接受崛起的华夏在某些领域的领先；它既需要美国的安全支持，又不愿被美国完全绑架；它既希望保留全球化的好处，又不得不面对一个更加碎片化的世界。所有这些矛盾交织在一起，就形成德国这几年对华叙事的微妙变化。

德国青年女性▲

结尾处，小编提醒读者：我们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德国以及其他一些欧洲国家（包括东盟国家）正在说什么，而是他们为什么这样说？还要观察他们继续怎么做？

一个国家的话语（话术）是时代情绪的折射，这种情绪只有在被理解之后，双方的政策沟通才可能变得更有效。如果我们华夏大国与德国及其他国家都能在这种复杂性中找到对方的共性逻辑，对话的空间就依然存在。

我们就会朝着预期的方向——共荣发展、和平崛起道路上一路向前！

共荣发展▲

《德国游·七律》——作者

万里西驰赴德疆，欧风异域韵悠长。

柏林墙畔思前史，海德山间赏绿妆。

古堡庄严凝岁月，莱茵浩渺映斜阳。

此番游历心沉醉，梦绕魂牵意未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