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蛰存】八十年代，文化人出现以出国为荣的潮流，他说不是光荣

施蛰存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文化人当中出现了一股“出去”的潮流，并以此为荣。有一个曾经蹲过“牛棚”的著名文化人，受到香港友人邀请出境，但被他婉言谢绝了。

他说：“即使我能行动，我也不想‘出去’。别说香港，再远些也不想去。1978年以后，许多文化人要千方百计地出去，以为是一种光荣。我却不这样想，我以为‘出去’是‘显丑’。你查查看，‘出去’的人，在外边的言论，有几个是得体的，高明的？”

这个文化人叫做施蛰存。施蛰存原名施德普，常用笔名施青萍、安华、薛蕙、李万鹤、陈蔚、舍之、北山等，1905年12月3日，出生于浙江省杭州市水亭址（水亭子）。

施蛰存是著名文学家、翻译家、教育家、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1929年，他在中国第一次运用心理分析创作小说《鸠摩罗什》、《将军底头》，成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奠基人之一；同时，他还是中国最早的“新感觉派”，1932年至1935年、其主编大型文学期刊《现代》，为新感觉派小说提供了重要的发表阵地。

施蛰存和丁景唐先生的父女交谈

如去之所以说施蛰存是著名的文化人，除了上面这些，还在于他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前夕、曾连续得到姚文元的亲自批评。

网上流传着姚文元批评施蛰存的文章两段。其一出自《对党领导的态度是辨别右派分子的试金石》，文曰：“自从右派分子向党发动进攻以来，他们就把最大的仇恨倾注在共产党头上。不论是储安平的"党天下"，葛佩琦的"杀共产党"，徐仲年的乌鸦啼，施蛰存的"才与德"……不管有多少花言巧语，其剑锋都是对准了党的领导。”

其二出自《鲁莽耍的是什么把戏》，文曰：“如果说，施蛰存是用阴险的冷箭射向共产党，徐仲年是用仇恨得发抖的手握着刀砍向共产党，那鲁莽就是在地上大爬大滚披头散发用流氓手段扑向共产党和靠近共产党的民主人士——这是一种向党进攻的新的战术。”

文中，被称为“阴险的冷箭”的“才与德”，是施蛰存1957年6月5日发表在《文汇报》的一篇名为《才与德》的杂文。

在这篇文章中，施蛰存引经据典地说“乱世”以“才”取人，只要真有能耐，即便是鸡鸣狗盗之徒也可以任用；而“盛世”用人可以注重“德”。新中国当然是“盛世”，共产党员都是有“共产主义道德”的有德之人，应该是很好的。但事实上还有品德坏的干部影响党的形象。

施蛰存认为“老子打过游击”，这是“功”，不是“德”，有功可酬以利禄，何必以位？仅有德而不了解业务，恐怕也不顶事。所以，他在文章最后还是归结到呼吁“不拘一格用人才”上面。

现在看来，施蛰存的观点并无特别过份之处；但在当时，大批打天下的功臣、因为建国后无仗可打而被安排到地方上“上位”工作，这些人多半不懂业务。

再加上，1956年发生的波匈事件，波兰和匈牙利的群众走上街头抗议执政当局，匈牙利的抗议活动演变成动乱，苏军坦克开进布达佩斯、事件才得以平息。在这种国际环境下，施蛰存发表主题如此敏感的文章，使得自己被打成了右派。

施蛰存（左三）与潘懋元（左二）等厦门大学师生

当时，巴金等作家曾联名撰写批判他的文章；其同事、学生纷纷检举揭发施蛰存的种种“罪行”。于是，他和鲁迅之间的一场论战也就披露在人们面前。

1933年9月，施蛰存曾推荐《庄子》《文选》为青年文学修养之助，受到鲁迅的批判；随后，两人你来我往、在报刊上打起笔战。施蛰存被鲁迅批为"遗少"、"洋场恶少"。这段旧账的翻出，对施蛰存来说，无异于火上浇油。

对于遭受“不公平待遇”的那段时间，施蛰存在1988年5月25日致痖弦的信中说：“在‘牛棚’里的时候，我有一句阿Q式的名言，曰：‘不死就是胜利。’这句名言，大概挽救了不少人的性命。”

晚年的施蜇存一再强调注意身体，在古剑编的《施蜇存海外书简》中，记载有施蛰存这样一句话：“我这几年来，一直对青年说：‘身体健康第一，知识学习第二，国事管他娘。’”

2003年11月19日，施蛰存因全身器官衰竭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此去十数年，如去愿施先生安息！

又及：施蛰存和姚文元的爸爸姚篷子曾为好友，当时姚文元的儿子称呼其为“施伯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