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发现原版吴三桂反叛檄文，揭开降清原因：难怪清廷要抹黑他

1958 年的东京，日本学者在整理江户时代史料时，手指抚过《华夷变态》的泛黄纸页。这本由幕府儒官林恕父子编纂的典籍里，藏着一件被清廷雪藏三百年的秘密。

一篇吴三桂起兵反清时的原版檄文赫然在目。而在中国本土，这类文书早已被清廷的销毁运动扫灭殆尽。

这张跨越海洋的纸，成了刺破历史迷雾的利剑。那个被官方史书钉在耻辱柱上的 “叛徒”，突然有了为自己辩解的机会。

檄文的字迹虽已模糊，字句却振聋发聩：“本镇深叨明朝世爵，统镇山海关…… 不得已歃血订盟，许虏藩封，暂借夷兵十万。”

吴三桂在文中从未承认 “降清”，只说自己是 “借兵复仇”。这与《清史稿》里 “委身从贼” 的记载，形成尖锐对立。

更耐人寻味的是朝鲜使臣的记录。清廷贝勒尚善劝降吴三桂时曾坦言：“国破不降，而能请兵灭贼，以复君仇者，可谓尽忠于明室矣。”

敌人的证言，比自我辩解更有分量。这两重史料叠加，让清廷构建的历史叙事开始龟裂。要读懂这场三百年的谎言，得从 1644 年的春天说起。

1644 年三月，大明王朝的丧钟在北京敲响。崇祯皇帝将最后希望寄托在山海关，急召守将吴三桂率四万关宁铁骑驰援。

吴三桂出身将门，父亲吴襄是锦州总兵，他自己是崇祯武科状元，二十岁便镇守辽东。多年来，他在宁远与清军大小数十战，从未有过降意。

可当他率军行至河北丰润，噩耗传来：北京陷落，崇祯自缢煤山。这位年轻将领瞬间陷入绝境，前无君主，后有强敌。

最初，吴三桂的选择是归顺大顺。父亲吴襄已被李自成扣押，他派使者前往北京谈判，甚至率部西行准备受降。

但命运的转折藏在途中。从北京出逃的家眷带来消息：大顺军在京城推行 “追赃助饷”，吴襄被严刑拷打，家产被抄。

最让他忍无可忍的是，爱妾陈圆圆被李自成部将刘宗敏霸占。“冲冠一怒为红颜” 的背后，是家族尊严被碾碎的屈辱。

此时的吴三桂，腹背受敌。前有李自成亲率八万大顺军逼近山海关，后有多尔衮率领的六万清军虎视眈眈。

他曾试图缓兵，派使者假意降顺，却只争取到短暂时间。四万关宁铁骑要对抗八万大顺军，无异于以卵击石。

清廷这边，早已抛来橄榄枝。降清的洪承畴、祖大寿都获重用，多尔衮更是承诺 “裂土封侯”。生存与复仇的欲望交织，让他做出了抉择。

四月二十二日，山海关大战爆发。大顺军与吴军激战整日，双方疲惫不堪。多尔衮在欢喜岭按兵不动，直到时机成熟才下令冲锋。

两万清军精锐骑兵从侧翼插入，大顺军瞬间溃败。此战大顺军十五位将领战死，刘宗敏负伤，回到北京时仅剩七千骑兵。

吴三桂在檄文中写道：“痛心君父重仇，冤不共戴，誓必亲擒贼帅。” 这或许是他当时的真实心境 —— 借清军之手报崇祯之仇。

但他很快发现，自己引来了虎狼。清军入关后并未北返，反而定都北京，“借兵” 变成了 “归降”，他成了清廷的棋子。

为表忠诚，吴三桂踏上剿灭明朝残余的征程。从山东到陕西，从四川到云贵，他的刀沾满了旧主的鲜血。

1662 年，他在缅甸俘获南明永历帝，亲手将其绞杀。这一行为，成了后来他反清时最尴尬的污点。

清廷给予他丰厚回报：平西王爵位，镇守云南，拥有独立的军政财权，俨然一个 “国中之国”。但荣华背后，是深深的不安。

吴三桂清楚，自己的价值只在 “平叛”。一旦天下太平，手握重兵的降将必然成为新朝隐患。他的担忧，在康熙继位后成了现实。

康熙六年，清廷先收缴他的 “平西大将军” 印信。两年后，又剥夺他在云南的司法权，将其亲信陆续调离。

1673 年，平南王尚可喜请求归老辽东。年仅十九岁的康熙抓住机会，顺水推舟下达撤藩令。

六十二岁的吴三桂被逼到了悬崖边。放弃兵权，他可能落得 “鸟尽弓藏” 的下场；起兵反清，胜负未卜。

当年尚善 “王在明时，不过一总兵官耳” 的话，此刻反复在他耳边回响。他明白，唯有一搏才有生机。

十一月，吴三桂诛杀云南巡抚朱国治，换上明朝衣冠，以 “兴明讨虏” 为号起兵。云南、贵州、湖南迅速响应，反清烽火席卷半壁江山。

可他终究没能摆脱命运的枷锁。军事上，他占领湖南后停滞不前，错失北上良机。政治上，1678 年他在衡阳称帝，建立 “大周”。

这一举动彻底暴露野心，“兴明讨虏” 成了笑话。民间讽刺道：“当年擒永历，今日复大明？” 盟友们也心生疑虑，耿精忠、尚之信相继动摇。

康熙则展现出惊人的政治智慧。他采取 “以汉制汉”，启用张勇、赵良栋等汉将，又利用藩王间的矛盾进行分化。

1678 年秋，六十七岁的吴三桂在衡阳病逝。三年后，清军攻破昆明，他的子孙被斩尽杀绝，三藩之乱落幕。

清军在他的居所搜出一封未寄出的信，内容与日本发现的檄文如出一辙：“不得已歃血订盟…… 岂料狡虏逆天背盟。”

这封信成了吴三桂一生的注脚。而清廷为何要极力抹黑他？答案藏在统治者的权术里。

首先是掩盖背盟真相。清廷需要将 “借兵” 包装成 “归顺”，将自己塑造成天命所归的正统。承认吴三桂的说法，就是承认政权来路不正。

其次是震慑降臣。吴三桂从功臣到叛贼的标签化，能警告其他降清汉官：忠诚是唯一的选择，反叛必遭清算。

最后是构建历史叙事。清廷在《明史》中篡改前朝事迹，丑化朱元璋画像，对吴三桂的抹黑只是其中一环。胜利者需要统一且绝对的历史定论。

三百年后，当《华夷变态》中的檄文重见天日，当朝鲜使臣的记录被发掘，历史的多面性才得以显现。

近代学者孟森评价：“三桂之为人，明季武人，重利轻义，然非天生汉奸。” 这个评价或许更接近真实。

吴三桂不是英雄，也不是纯粹的叛徒。他是明末清初乱世中的一个挣扎者，被时代洪流推着做出一次次选择。

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历史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道德审判。胜利者书写的史书背后，总有被掩盖的真相在缝隙中喘息。

那张流落日本的檄文，不仅揭开了一个人的冤屈，更撕开了胜利者叙事的一角。让我们得以在三百年后，窥见那个乱世里的无奈与权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