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公道五金行始末（下）

吕公道五金行始末（下）

吕振江

穷则思变。在这种恶劣的情况下，同利号的吕经理。通过卖洋针的金塔王的承保，向保定毓长茂赊购了一批五金货物，雇毛驴驼子驮运，从保定西北满城入山，巡奔口外张家口，在张家口的边路街（后来的明德南街）租赁了一间铺面，开设了同利号刀剪铺，这是他改为座商的开始。

平绥铁路修到丰镇那一年，吕公道又从张家口迁到归化城（现在的呼和浩特）。那时归化城还没有多少居民，旧城除了几处召庙外，没有正式街道，后来才有了小东街，大召前，通顺街。吕公道刀剪铺就在大召前开业了。

当时市面上流动现金不多，都是用钱帖子互相周转，或户与户之间对话记账，到标期结算。平绥铁路通到归化城后，归化城的商业一天比一天发展扩大，吕公道的买卖也逐渐兴旺起来。

随着环境的变迁，吕公道的购进关系也相适应的起了变化，从原来由金塔王承保说话赊货，变为不用现钱能赊进大批货物。北平、天津、保定的各批发户与作坊，都主动赊货。

货款的归还，在没有汇兑以前，每年四季标期交标局押运到内地，通汇以后是三节（五月、八月、年节。）结账，后来上海、广州的来货都是由铁路代收货款。

除平、津、保三地外，吕公道还经销汉口陈洪昌的水旱铜烟袋，杭州张小泉的剪刀，太谷、大同、浑源的铜制品，这些都是全国闻名的产品。

吕公道原来为生活找出路而到张家口，又从张家口迁到归化城,最后到1929年又在包头开设了分号，生意是日见兴隆了。

包头吕公道的首任经理是何瓦亭，何很关心同仁的生活福利，每遇病号更是照顾备至。

何善交际，利用叩头拜把子等手段，结交了好多人。他的朋友除包头地区外，东至北平、天津，西至五原、宁夏，这些人都是商号的经理，这对他经营事业的开展发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吕公道原来投资三千元，规定三年为一个帐期，除馈送同仁及财神（公积金）外，按东六伙四提成，也就是四六开红。全体从业人员的生活费用，包括食、宿、烟、茶、理发、洗澡、手巾、肥皂、牙膏以及医药费等，都是企业大包干。

经理和监理都没有车马费，出外办事旅差费及一切应酬费（吃饭，看戏等），都是实报实销。吃身股的工资在帐面上叫应支，到帐期按盈利多少分红。店伙学徒的工资叫薪水，每至年终馈送。学徒三年期满回家探亲，假期两个月，往返路费出自企业。

由于经营得法，生意很发达，到1935年，第二帐期终了又倍本一千元，资金达到四千元。1938年，第三帐期改为二年一结帐，并在万金宝帐上规定，股东应分红利，必须压一帐作为护本。这个阶段是吕公道营业上的黄金时代。

日寇侵占包头后，人民过的是暗无天日的非人生活，翻译、特务、便衣、狗腿子敲诈勃索，再加上黄河水路不通，旱路梗塞，到处是关卡，特务土匪横行，商旅断绝，市面萧条。

日伪蒙疆经济监察署成立以后，进货又受到限制，内地（平、津、保等）商品不能进入蒙疆地区，包头形成了死水一潭，吕公道和其他行业一样只有吃老本，坐吃山空，苟延残喘，奄奄待毙，一天不如一天了。

在进货不能，卖货无客的艰难情况下，包头吕公道五金行，抛弃了数十年老吕公道的“不发无义财”的传统，竟想发点国难财，于是挺而走险，打发职工从包头到五原（国民党区)跑行商，结果把所带的货物丢了个一干二净。

在生意不利的时候，经理何瓦亭不思设法维持，反而走上了迷信一贯道的邪道，整天沉醉在烧香磕头的迷信生活中，把企业的一切事务都置诸脑后。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来了，它带给人民的是物价一日三涨，货币贬值，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

此时，胡涂的何瓦亭经理不知如何维持残局，竟把所卖的货款蓄存起来，到1946年二月，这些纸币几乎等于废纸了，使吕公道五金行蒙受了致命的打击，生意濒于倒闭的边沿。

正在这个时候，归绥的老吕公道也因生意不好，闹五股分家，包头吕公道便也趁机进行改组，字号铺底全部财产归吕振江一股接受。从那时起，包头吕公道五金行已不再是归绥吕公道的支号了。

1948年五月，包头警备司令部 无故逮捕了吕公道职工刘勋，次日上午又抓走了东家吕振江，不审不问就压在刑事重犯死囚牢，直到第八天又悄悄放了出来（当时吕是教员，是学校保出来的）。

事后才打听明白，原来是某些商贾，妄想侵占吕公道营业场所的房子，就勾结官府，誓必扼杀吕公道，并把东家吕振江等撵出包头。

这是国民党政府给予吕公道五金行最悲惨的一页历史。

何瓦亭经理告退辞职后，正在当教员的股东吕振江只好自己任起经理。直到1956年一月十六日公私合营，全体从业人员才走上了新生的道路。

（东河区政协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