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特辑】中国报纸第一次专号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

中国报纸第一次专号

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

郑学富

《晨报》初名为《晨钟报》，由民国初期立宪派人物汤化龙等创办于1916年8月15日，是当时以梁启超、林长民为主导的政治派系“研究系”的官方报刊，李大钊曾撰写代发刊词《晨钟之使命》。1918年12月，该报改名为《晨报》，次年2月将第七版改为副刊，聘李大钊任主编。《晨报》及其副刊在当时的社会影响极大，鲁迅、徐志摩等名流都曾为其主笔。1919年5月1日，《晨报》敢为人先，在副刊刊登了“劳动节纪念”专号，介绍“五一国际劳动节”的起源和现实意义，号召中国工人阶级与国际劳动组织接轨。这是中国报纸第一次出专号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

《晨报》

这天的专号一共刊发了5篇文章，发在头题的是署名渊泉的《人类三大基本的权利》。渊泉即陈溥贤，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经济系，1916年回国后和李大钊一起进入晨钟报社任编辑，后任《晨报》总编。他在《晨报》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以“渊泉”为笔名撰写了《近代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之奋斗生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他撰写的时评《各国要承认列宁政府了》，解释了布尔什维克的真正含义。他在《人类三大基本权利》中指出：“人类在社会生活上有三大基本的权利。第一是生存权。第二是劳动权。第三是劳动全收权。我们人类能够有这三种的权利，才算得是真正的人。我们所生活的社会，能够保障这三种的权利，才算是完全的社会。所以我们要想做一个真正的人，非得这三种的权利不可。我们要得这三种的权利，非先改造完全的社会不可。”他在文章中还特别指出，知识分子也是劳动者，“我们所说的劳动者，不是专指身的劳动者而言，心的劳动者当然也在这个范围以内”。他同时号召：“身心的劳动者，联合起来，做社会的中坚，发扬光大新社会的新文化，保障人类三大基本的权利，岂不是我们大大的幸福吗！”

《晨报》“劳动节纪念”专号

发在第二条的是署名守常的《五一节MAYDAY杂感》。守常是李大钊，他是我国最早宣传劳动节的知识分子之一。1919年3月9日，李大钊深入唐山煤矿实地调查工人生活状况，撰写了《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工人不如骡马》，刊登在《每周评论》第12号上。他在《五一节MAYDAY杂感》中指出：“（劳动节）是世界工党第一次举行大祝典的日子！是世界工人的唯一武器——‘直接行动’造成的日子！是世界工人的神圣经典颁布的日子！”他热情洋溢地说：“到了今日，世界上的工人都很欢喜。年年此日多有一回祝典。多添几个工人，就多有几个人欢喜。直到世界同胞大家都觉醒了，都作了工人，那一年的五月一日，更是何等样的欢喜！”他充满希望地预见：“明年以后的今日，或者有些不同了！或者大不同了！”

李大钊

第三篇文章是署名一粟的《对于劳动节的感想》。一粟即高一涵，他与李大钊同办《晨报》，经常为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撰稿，并协办《每周评论》。他在《对于劳动节的感想》中指出：“一、西方所产生的劳动节，在我们中国必定也要得一个结果。二、这个劳动节的结果，比十八世纪末期革命的结果，必定要来得迅速。”他在文中提倡社会平等：“劳动者和资本家在政治上差不多有同等参与的资格，社会生计上的不平等，未尝不可假平等政治的机会，使之归于平等。”

第四篇文章是署名一湖的《二十世纪之大问题》。文中说，二十世纪的世界，有一场大革命，就是无产阶级革命。他描绘理想中的社会制度是人尽其才，各司其职，只是社会分工不同，没有贵贱之分。这种社会制度是大势所趋，谁也阻挡不了，还指出中国“不是从前闭关时代的状态，这种风潮，不久也要飞奔过来的”。

李大钊（前排左五）与《晨钟报》编辑部同人在北京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合影

第五篇文章是署名辛木的《饭碗问题》。文章说，中国的工人、农夫、平民吃的是杂粮、菜根、树皮，甚至是泥。他们出了大力，吃了大亏，却能逆来顺受，相安无事，作者由此怒问道：“这样的国情，可以长久吗？可以相安吗？可以不谋改良吗？”

“九一八”事变后，《晨报》依附南京国民党政府，并于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停刊。但它经历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社会改造运动等，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作出了特殊贡献。

来源：党史镜报（据《党史信息报》）

作者：郑学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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