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的绝美字迹，远胜现代书法家。她除了多情，更是一代才女！

提起林徽因，人们脑子里蹦出来的，多半是那些风花雪月的八卦：康桥的柔波，金岳霖的痴情，还有那个为她写诗的徐志摩。

好像她这辈子，就是活在一场被文人墨客捧在手心里的梦里。

可这事儿，要是真这么简单，那就太小瞧她了。

实际上，这些浪漫的开场，恰恰是她一生中最不值一提的序曲。

她的故事，真正有嚼头的部分，是从她亲手把这些诗情画意撕碎后才开始的。

一、不是选择爱情，而是选择命运

上世纪二十年代，能去欧美留学的姑娘凤毛麟角，林徽因就是其中一个。

在伦敦，她遇上了满腹才情的徐志摩。

那会儿的徐志摩，正值创作巅峰，一腔热情全扑在了这个聪慧又灵动的姑娘身上。

换做任何一个女孩，面对这样猛烈的浪漫攻势，大概早就缴械投降了。

那是一条铺满鲜花和掌声的路，只要她点头，就能成为诗人笔下永恒的缪斯，在文学沙龙里安稳地度过一生。

但林徽因偏不。

她从那片诗意的云端里走了下来，没带走一片云彩。

她选择了梁思成。

这事儿在很多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

可林徽因心里跟明镜似的，她要的，从来不只是一份安稳的感情。

她跟梁思成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啃的是建筑学，那可不是在草地上读诗那么轻松。

每天就是画图、计算、研究结构，熬夜是家常便饭，手上沾的不是墨水，是绘图的铅笔灰。

她亲眼见过欧洲那些宏伟的教堂和古堡，心里受了极大的震撼。

回过头一想，自己国家那些几百年上千年的木头房子，在战乱和无人问津中，正一根根烂掉、一栋栋倒掉。

那时候，日本人已经放出话来，说中国根本没有唐代的木结构建筑。

这话，像根刺一样扎在她和梁思成心里。

所以，她选择梁思成，根本就不是一道简单的爱情选择题。

她是选择了一个能和她并肩，去干一件“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苦差事的战友。

他们要干的，是给中国那些散落在荒山野岭、没人知道价值的古建筑，一个一个地“上户口”，建立一部完整的中国建筑史。

从做出这个决定的那天起，那个吟诗作赋的林家小姐就已经“死”了，活下来的是一个准备在烂泥地里打滚的建筑史学家。

二、在烂泥里，开出精神的花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

平津保不住了，两口子带着孩子，随着学校一路南撤。

这条路，不是坐着飞机头等舱，而是挤在火车、轮船、牛车上，一路颠沛流离。

最终，他们落脚在四川一个叫李庄的偏僻小镇。

李庄那地方，现在听着挺有文化味儿，可当时就是个穷乡僻壤。

他们住的房子，是当地农民的旧屋，竹子编的墙，糊上点泥巴，四面透风，屋顶漏雨。

一下雨，屋里就得摆满锅碗瓢盆接水。

夜里老鼠在房梁上开运动会，是常有的事。

吃的更别提了，没什么像样的东西，菜里经常能看到沙子。

就是在这种鬼地方，林徽因的肺病，也就是肺结核，彻底爆发了。

这病在当时就是不治之症，特别需要静养和营养。

可她哪有这个条件？

病情一天比一天重，每天发着低烧，咳个不停，有时候甚至咳血。

最瘦的时候，体重只有四十多斤，整个人就像一根随时会断的枯枝。

这时候，大洋彼岸的朋友，像哈佛大学的费正清夫妇，心都揪紧了。

他们一封接一封地写信来，求她赶紧带着家人去美国。

那边有最好的医生，有充足的盘尼西林（青霉素），有温暖的房子和牛奶面包。

只要她点头，就能活下去。

这个诱惑太大了，尤其对一个母亲来说。

可林徽因是怎么回信的？

她说，我的国家正在受难，我怎么能一个人跑掉？

朋友不放心，追问说，万一日本人打到四川来，你们怎么办？

她给了句响当当的回答：“我们家门口不就是扬子江吗？”

这话什么意思？

就是说，真到了那一步，宁可投江，也绝不当亡国奴。

这话从一个病得快要没人形的弱女子嘴里说出来，比什么豪言壮语都砸得人心里疼。

她不是在说气话，她是真的做好了这个打算。

在那样的绝境里，她没有一天放下手里的工作。

白天，梁思成出去考察，她就在昏暗的油灯下，一边吸着氧，一边整理那些测绘资料和照片，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中国建筑史》的英文稿。

她是在用命，为中国的建筑文明“续香火”，她要让全世界知道，即使山河破碎，中国的文化血脉也断不了。

三、用生命最后的火光，点亮一座丰碑

好不容易熬到抗战胜利，新中国成立，林徽因的身体已经彻底垮了。

但她好像觉得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反而更加拼命地燃烧自己。

建国初期，北京城要搞建设，当时有种声音，说那些老城墙、老牌楼又占地方又碍事，是封建社会的落后象征，应该全拆了，给新北京让路。

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了。

林徽因和梁思成急得不行，到处奔走呼吁。

在一场关键的辩论会上，林徽因拖着病体，当面和主张拆除的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吵了起来。

她指着对方，声音都因为激动而嘶哑了：“你们现在拆的是八百年的真古董！

等你们将来后悔了，想再盖，盖出来的也只是假的！”

那场面，不像学者在讨论，倒像是一个母亲在拼命保护自己快要被夺走的孩子。

可惜，她输了。

推土机的轰鸣声最终还是响彻了北京城。

据说，这对她的打击非常大，直接让她病倒了。

可她还没来得及悲伤太久，一项更重大的任务就压在了她的肩上——设计新中国的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

那会儿，她刚做完肾脏切除手术，身体虚弱到了极点，大部分时间只能躺在床上。

她的病房，就成了国徽设计小组的临时工作室。

清华大学营建系的同事们围在她的床边，她就把自己对中国传统纹样毕生的研究，倾囊相授。

国徽方案里，天安门、齿轮、麦穗怎么摆放才和谐庄重，她用颤抖的手在图纸上一次次地修改。

尤其是人民英雄纪念碑底座的那些浮雕花环，更是倾注了她最后的心血。

她不要苏联那种生硬的风格，而是坚持要用中国自己的美学。

她从敦煌壁画和唐代器物里寻找灵感，设计出了那种既古典又舒展、充满生命力的卷草和牡丹纹样。

她是在用自己最后一口气，为那些为国牺牲的英雄们，编织一顶永不凋零的花冠。

1955年4月1日，林徽因的生命走到了尽头。

她最终没能亲眼看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在天安门广场上矗立起来的样子。

她去世后，梁思成亲自为她设计了墓碑，上面只刻了七个字：“建筑师林徽因墓”。

参考资料：

费慰梅 (Wilma Fairbank). 《梁思成与林徽因——一对探索中国建筑史的伴侣》.

陈新华. 《百年风雅》.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梁思成. 《图像中国建筑史》手绘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