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朱枫的女婿，早就知道她是地下党，可为何没有揭发丈母娘？

1950年初的台北，军统电讯管理部门主任王昌诚注视着家中那位从香港来探亲的岳母朱枫，内心早已泛起波澜。

看着她，头发花白，笑起来软软的，夜里总把短波收音机拧到最响，嘴上说睡不着听着解闷，清晨回家裙摆带着档案馆那种灰，皮箱里东西排得跟作战图，牙刷压在左角，笔记在上层，衣服卷成一束又一束，嘴里随口提窦公馆有谁谁谁的聚会，王昌诚拿起电话一问，根本没这回事，台北那张黑名单有人拿出来摊在桌上，名字一行一行，赏格写得冷冰冰，线索都往她身上靠，王昌诚那只手，按在电话上没拨出去，屋里只剩收音机的沙沙声。

街坊小梅那件事，门口的脚印、半夜的车灯、第二天身上都是伤，啥也没问出来，就说亲戚从大陆来住过一晚，连坐的条文贴在墙上，谁也不敢多说话，王昌诚心里门儿清，报了岳母，不见得能撇干净，家里有小的有老的，横竖都要吃饭，外人看见他跟朱枫说话，以为聊家常，他用话头提醒收收，在饭桌上依旧把茶递过去，辣椒面的事是她开口，说要学门生意，他点点头，弄了个合作的样子，账本放在抽屉里，人前人后都安静，这一出戏，谁都不拆台。

阿菊抱着孩子，朱枫在厨房里教怎么给奶瓶消毒，屋里蒸汽起一层白，首饰拿出来一件一件卖了，钱塞到米缸底，日子往前推，政治往后放，王昌诚看着门口那条路，送她走时只留下一句别再回来，心里想着家里安全，又惦着一个人走在外面会不会有事，过了没多久，报纸上写舟山那边抓人，时间是1950年2月，审讯室的灯亮着，他被叫去问话，说了她住在哪儿、家里谁来过，不碰核心的东西，笔录写完，签了名，站起来走人。

他等着风向，发现台面上判断的尺子越划越狠，话说不清，人就往里卷，举报这一步，可能连自己也搭进去，名单的源头跑到了别处，蔡孝乾那桩事，一进案子就交了人，名字列得整整齐齐，朱枫的那一行也在上面，王昌诚在单位低着头过日子，他的谨慎，没有把她往外推，反倒成了遮一遮的影子。

马场町的土路，围栏外站着人，枪声过后，报纸一栏写了处决，王昌诚被调了岗位，办公室钥匙交出来，后来在街边卖收音机，一台一台搬，阿菊不去认遗体，研究的人敲门问，她说朱谌之那边是共产党人，门关上，家里饭还是要煮，到2010年，骨灰从海那边回到故里，一起回来的还有旧事的碎片，翻起来才知道那时候不是黑白两行字就能分清，很多选择挤在屋子里，人只想把日子先过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