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女性能有今天的自由，必须要感谢这个消逝已久的帝国！

现在的中亚城市里，能看到的多数女性已经不戴全脸面纱，走进学校、工厂、诊所都很平常。街上有上班的、带孩子的、骑着自行车的，穿着各式各样的衣服，生活看起来跟大多数国家差不多。这些变化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有法律、有工厂、有学校，也有血和泪。

说到底，眼前这种日常，是几代人推拉出来的结果。先说近代的拐点：苏联解体后，90年代一堆新国家冒出来，经济垮了，政治重整，很多政府为保稳就拉回去强调本土传统和宗教认同。传统主义在一些地方回潮，尤其是乡村和宗教影响力大的社区，面纱又成了常态。结果是什么？有的女人回到家里，有的在职场失去位置，公共场合里女声少了。面对这些现实，各国也动起手来想办法应对，不是只有口号，还立了法、推政策。像哈萨克斯坦在2025年出台了禁止妨碍面部识别的服饰的法律，吉尔吉斯斯坦在2023年限制在政府机构和学校内部穿戴全脸面罩，乌兹别克斯坦加强打击童婚和家庭暴力，塔吉克斯坦推出女性赋权计划，给创业女性资金和技术培训。这些说法不再用“社会主义解放”那套话术，动机更多挂在民族文化、安全和发展上，但实际效果某种程度上延续了苏联时代的一些成果。

要把视角拉远点看更清楚：真正把女性从家庭圈里拽出来的，是早期苏联的一整套动作。上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苏联用法律、工业化和教育三条线一起推，慢慢把结构性东西改了。1919年的《婚姻、家庭和监护法》那套规定说得很硬：婚姻要自愿、取消宗教对婚姻的控制、允许离婚、推男女同工同酬、堕胎合法、立最低结婚年龄、明令禁止童婚。文上写得好看，地面上落实难——当时苏联对中亚的控制还不牢，地方上的宗教头目和封建势力还很强，很多偏远村落里法律像空气，压根儿起不了事儿。

1924年把中亚重新划行政区，把原来的突厥斯坦拆成几个苏维埃共和国，中央直接管得更紧了。1927年那会儿，正式发动了揭面纱运动，俄语叫胡居姆，有点“突击”的意思。运动把妇女解放和革命话语绑在一起，口号直白：把面纱跟压迫一起扔掉。三八妇女节那天，塔什干、撒马尔罕、布哈拉的大广场和市场，能看到工厂女工、学校女学生、家庭主妇，还有部分贵族出身的女人站在一起。妇女部门组织游行、讲演、发传单，中间还有一堆象征性的动作——有人把面纱扔进火堆，火苗窜高，更多人跟着摘，既热烈又紧张。

可这事儿不是人人都买账。对很多人来说，面纱不仅是宗教装束，更是族群和身份的标志。家人断绝来往、动手打人、宗教领袖公开谴责，偏远地区有人收到匿名威胁信。苏联方面也不是光喊口号，他们设了护送队，护送那些想揭面的女性回家；对公开反对的宗教人物和封建头目有逮捕和流放的手段；对揭面纱的女性给实实在在的好处，比如优先安排工作、学费减免、医疗补贴。用政策和基层保护互相配合，慢慢把更多人拉进来，这叫“诱与保”两个方向一起走。

工业化也是重要一环。棉花相关的轻工业在中亚遍地开花，纺织厂尤其多，另外还有食品加工、罐头、制鞋、服装这些工厂专门吸纳女性。工厂开了，职业学校跟上，给没有经验的女人技能培训，安排上岗。上班挣钱，就有自立，话语权就来了，女人走出家门，和别的女人一起交流，慢慢建立互助网络。教育也同时发力：小学、中学、职业学校、高校都扩建，政策里写着男女同等受教育权，学费减免、奖学金吸引女生读书。识字率能说明点事儿：1920年代女性识字率不到5%，到1930年代末上去了到30%左右，到了1950年代超过50%，城市甚至有70%左右。这几个数据不是吹的，是变化的量化表现。

可这一路上血的反扑不少。所谓名誉杀人、家暴、针对活动者的暴力都曾发生。像1929年塔吉克一所女校学生莎菲拉·卡里莫娃被族人捕杀的案件，残肢被送回学校，马车上还贴纸条嘲讽“想自由的下场”。这种事儿震惊全区，也暴露出旧势力的残忍。类似的悲剧不止一桩：祖尔菲亚·汗因为组织反家暴小组被丈夫和兄弟烧死；在哈萨克偏远地，一个孕妇因为坚持和心爱的人结婚被凌辱致死，胎儿也没保住。努尔孔·尤尔达什霍贾耶娃的案子也被人记住——她来自农村，做演员，16岁在塔什干被兄长杀害，理由是“洗刷家族耻辱”。她在舞台上摘下面罩跳舞，成了突破传统的象征，却也因此丢了命。面对这些案件，苏联不只是嚷嚷，他们有司法惩处，有庇护所，提供法律和心理援助，通过报纸和广播把案件曝光，用舆论压制传统暴力。

跟这些血泪并行的，还有一点很现实：没法吃饱、没工作、没学问，光喊“自由”就像空中楼阁。苏联时期把法律、工厂、学校搭成一个组合拳，是有具体物质支撑的。工厂给你工资，学校给你学识，法律给你后盾，媒体给你话语场。很多女人跨过了那个恐惧门槛，从此生活有了别的可能。到了50、60、70年代，罩袍和面纱在大部分地区不再普遍，女性参与生产、教育、政治的程度明显上升。一夫多妻、童婚、名誉杀人的事情慢慢少了，虽然不是消灭干净，但总体空间在扩大。

再往头上扯，会发现这套传统也不是凭空来的。过去沙里阿特法典在很多社区长期主导，女性常被看成男性附属，婚姻像买卖似的安排。有不少女孩从小就被许配，8到10岁就嫁人也不是罕见，女孩子的世界被圈在家里，外面基本上是男人的舞台。在绿洲社会，房子里分男客区和女眷区，见客时妇女要隐藏。脱下面纱在传统语境里等于丧失贞洁，会被当成家族耻辱，面临邻里唾弃甚至生命危险。19世纪末，那批从俄国和欧洲受教育回来的所谓本土精英尝试做改良，办女校，但保守得多：女学生上课还戴面纱，课程多是宗教和家务，目标是“更合格的妻子”，没触到根子。

把时间线从宏到微梳一遍，会看到法律文本、广场上的揭面纱、工厂里一排排的女工、学校里越来越多的女学生以及那些被写进报纸的血案，这些元素连成一条线。说白了，改变不是靠一句漂亮口号，而是靠能吃饱、能上学、能上班这些实在的机制来支撑——这点在中亚的现代史里尤其明显。

当下的景象是混合体：城市里女性像大多数国家一样参加日常生活，乡村和保守地区里传统影响依然存在。法律和项目能拉一部分人出来，家庭和社会的压力又能推一部分人回去。每一步都是拉锯，既有进步也有倒退，个人的选择和命运常常在这些力量之间摇摆。街角的一个普通场景就能说明很多：早晨，一个女孩骑着自行车去职校，路边的阿姨把头巾系得紧紧的，两者并行不悖，各有各的理由和生活账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