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NA之父沃森离世，曾破世纪科学难题，晚年陷争议伴终生

2025 年 11 月 6 日，美国科学家詹姆斯・杜威・沃森在纽约州长岛的东诺斯波特逝世，享年 97 岁。

这位 25 岁就与同伴共同发现 DNA 双螺旋结构的科学巨匠，用一项划时代突破开启了分子生物学时代，其一生既收获诺贝尔奖的荣光，也因争议言论陷入舆论漩涡。

他留下的不仅是 DNA 结构的科学蓝图，还有科研成就与个人争议交织的复杂遗产，至今仍影响着科学界的发展方向。

25 岁的世纪突破

沃森的科学生涯起点就充满传奇色彩。

1928 年 4 月 6 日出生于芝加哥的他，15 岁便以资优生身份进入芝加哥大学，22 岁就拿到了遗传学博士学位。

1951 年，一场学术会议成为他人生的转折点，在会上结识生物物理学家莫里斯・威尔金斯后，他看到了 DNA 分子晶体衍射图。

随即前往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与物理学家弗朗西斯・克里克展开合作。

两人各有所长，沃森擅长搭建模型，克里克精通图像解读，再加上威尔金斯提供的关键数据，包括那张被称为 “照片 51 号” 的传奇影像，他们在 1953 年 4 月 25 日取得了突破。

当天，《自然》杂志刊登了他们仅一页纸的论文，提出 DNA 双螺旋结构假说，证实 4 种碱基通过互补配对能承载复杂遗传信息。

这一发现被称为 “20 世纪最伟大的科学成就”，直接推动了基因编辑、靶向药物等颠覆性技术的发展。

1962 年，沃森、克里克与威尔金斯共同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项荣誉成为对他们科学贡献的最高认可。

从科学影响来看，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彻底改变了生物学的性质，让这门学科从描述性科学转变为实证科学。

在此之前，学界普遍认为蛋白质才是遗传物质，而沃森他们的研究明确了 DNA 的核心地位，为后来人类基因组计划等重大项目奠定了基础。

这种打破权威、立足证据的科研思路，至今仍是科学界的重要准则。

从实验室主任到基因组计划

发现 DNA 结构后，沃森并未止步。

1968 年，他接手面临危机的冷泉港实验室，凭借出色的管理能力让这家机构重获新生，如今已成为全球生命科学的 “圣地”。

他带领实验室进军肿瘤研究，搭建高中 DNA 研究平台，这个平台后来发展成全球最大的高中遗传学实验项目，为科研人才培养埋下种子。

他在哈佛和冷泉港期间，一共培养出 4 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足见其在科研传承上的影响力。

1990 年，沃森被任命负责人类基因组计划，这个旨在完成人类基因组完整测序的项目，是生物学史上最宏大的工程之一。

他在任期间坚持 “科学发现公开共享” 原则，与各国伙伴达成共识，每天及时发表研究成果，坚决反对为人类基因申请专利。

这种开放理念避免了遗传资源被商业垄断，为 2003 年六国科学家联合完成基因组序列图铺平了道路。

不过 1992 年，因反对国立卫生研究院为基因序列申请专利，观念不合的沃森选择离任，但他推动的开放共享原则一直延续至今。

2007 年，他还成为全球第二位公开完整个人基因组的人，希望以此推动精准医疗发展，这种科研与管理的双重能力十分罕见，沃森不仅能突破科学难题，还能搭建科研生态。

冷泉港实验室的崛起和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推进，都证明他懂得如何将科学理想转化为实际成果，这种能力让他的影响超越了单一研究领域，渗透到科研体系建设层面。

争议缠身

沃森的一生始终伴随着争议，这些争议甚至在晚年盖过了他的科学光环。

最受诟病的是 1968 年出版的回忆录《双螺旋》，书中对女科学家罗莎琳德・富兰克林的贡献轻描淡写，还使用了带有性别歧视的语言。

事实上，富兰克林才是 “照片 51 号” 的拍摄者，这张影像包含解析 DNA 结构的关键数据，却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威尔金斯交给沃森和克里克。

1958 年富兰克林因卵巢癌病逝，年仅 38 岁，未能获得诺贝尔奖，不少人认为这是对女性研究者的 “学术压迫”。

更大的争议来自他的言论，多年来，他多次发表关于种族和智力的偏激观点，引发巨大社会舆论。

2007 年，冷泉港实验室因此撤销了他包括主席在内的所有行政职务，2019 年，该机构更是彻底撤销了他的一切头衔，与这位任职多年的核心人物划清界限。

尽管沃森后来曾公开道歉，但这些言论对他的声誉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损害，也让科学界开始反思科研工作者的个人品行与学术成就如何割裂看待。

这些争议并非孤立事件，折射出特定时代的局限。

比如对富兰克林的忽视，反映了当时科学界对女性研究者的普遍轻视；而种族相关言论，则暴露了他认知中的重大缺陷。

这提醒人们，科学成就再辉煌，也不能掩盖个人观念的偏见，科研工作者同样需要不断修正自身认知，坚守基本的价值底线。

结语

截至 2025 年 11 月 11 日，全球科学界仍在缅怀沃森的科学贡献。

冷泉港实验室在悼词中强调，他的 DNA 双螺旋发现 “永远改变了人类对生命的理解”，《纽约时报》则评价他是 “20 世纪最重要的科学家之一”。

尽管晚年争议不断，但没人能否认他对分子生物学的奠基作用，从肿瘤研究到基因治疗，从刑事鉴定到祖源检测，他参与开启的研究领域早已融入日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