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铁窗之内，赖昌星缓缓吐出一口烟圈，昔日的枭雄如今只剩一身落寞。
“外面的人说我浪荡一生，阅人无数，其实他们都错了。”他沙哑的嗓音在寂静中回响，“我这辈子，真正放在心尖上的，只有两个女人。”
一个是陪他从街边混混走到帝国之巅的结发妻子，一个是在他最鼎盛时出现、却只肯与他谈论风月的红颜知己。
“一个给了我整个江山，另一个却成了我江山里唯一的风景。”
他眼中闪过一丝复杂难辨的情愫，嘴角勾起一抹自嘲的弧度。
“可到了最后我才明白，她，终究是胜过了我的结发妻子。”
究竟是怎样的女子，能让这位曾经呼风唤雨的男人，在人生的终局发出如此感慨？
这背后，又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情感纠葛与命运抉择？
01
监狱的墙是灰色的。
这里的一切都是灰色的。
天空是灰色的，地是灰色的，连透过铁窗照进来的阳光，似乎都被过滤掉了温度，变成了灰色的光斑。
我叫赖昌星，这个名字曾经是彩色的，是金色的，是红色的，唯独不是灰色。
一个戴着黑框眼镜的年轻人坐在我对面，他是个作家，说是想为我写点什么。
他说外界对我的评价很多，走私大王，商业枭雄，红楼之主。
我笑了，笑得有些咳嗽。
他们说的，都对，也都不对。
他们只看到了我人生那张牌桌的一面，上面堆满了金钱、权力、欲望的筹码。
他们不知道牌桌的另一面，我压上了什么。
我抽出一根烟，那个年轻的作家立刻凑过来，用一个廉价的打火机为我点上。
蓝色的火苗在他干净的指尖跳动。
烟雾在我眼前升腾，又慢慢散开，像是那些逝去的岁月。
“他们都说我是个赌徒。” 我开口，声音沙哑得像是被砂纸磨过。
“他们说对了，我一生都在赌。”
“从一个穷小子赌成厦门城的风云人物。”
“从一间破厂房赌成一座纸醉金迷的红楼。”
“但他们不知道，我这辈子最大的一场豪赌，赌注不是那些钱，也不是我的命。”
我深深吸了一口烟，将那辛辣的烟气全部吞进肺里。
“我赌的，是我仅剩的一点真心。”
“赌注的输赢，只关乎两个女人。”
### 第一部分：地基与高墙——我的妻子曾明娜
第一章：从“阿兄”到“赖总”
我的故事，要从晋江的海风说起。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晋江，风里都带着一股穷酸的咸味。
那时候，我不是什么“赖总”，村里人都叫我“阿星”，一个不务正业，整天琢磨着怎么发财的野小子。
我的骨子里，有一股不甘心。
我不甘心像我父亲那辈一样，一辈子对着那几亩薄田，把腰弯成一张弓，最后只剩下满脸的沟壑和一身的病痛。
我要出去闯。
村里人都觉得我疯了，不安分，迟早要栽跟头。
只有曾明娜不这么想。
她当时是邻村一家制衣厂的厂妹，长得不算顶漂亮，但一双眼睛特别亮，像淬了火的钢。
她不顾家里人反对，执意要跟我。
她对她父母说：“阿星这人，现在是龙游浅水，将来肯定不是池中之物。”
我当时听了，心里又好笑又感动。
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将来在哪里，她却比我自己还有信心。
我们的婚礼简单得可怜。
一张木板床，两床新棉被，一间四面漏风的瓦房，就是我们全部的家当。
结婚那天晚上，她靠在我怀里，听着窗外的风声，对我说：“阿兄，以后我们会有大房子的，对不对？”
我没说话，只是用力抱紧了她。
从那一刻起，我就在心里发誓，这辈子绝不让这个女人再跟着我吃苦。
我开始倒腾各种小生意。
卖螺丝，贩布料，开了一个小小的服装加工作坊。
那段日子很苦，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
我骑着一辆破凤凰自行车，跑遍了泉州周围所有的乡镇。
曾明娜就守在那个小作坊里。
她不只是我的妻子，她是我最好的合伙人。
我负责在外面拉订单、跑关系，她就在里面管生产、管账目、管那十几个叽叽喳喳的女工。
她心细如发，一分钱的账都错不了。
她也泼辣能干，有工人偷懒闹事，我还没开口，她几句话就能说得对方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乖乖回去干活。
有一次，我被一个供货商骗了，一批布料有严重的质量问题，对方收了钱就不认账。
我气得拎着一根钢管就要去找他算账。
是曾明娜死死拉住了我。
她对我说：“阿兄，打人解决不了问题，还会把我们自己搭进去，这事交给我。”
第二天，她一个人去了。
我不知道她跟那个老板说了什么。
只知道傍晚她回来的时候，脸色平静，对我说了句：“解决了，明天他会送一批新的布料过来，次品也全额退款。”
后来我才听说，她直接找到了那个老板的老婆，把事情原原本本说了一遍，还带上了我们家所有的存折，说如果这笔钱要不回来，我们一家老小就没法活了，她就准备带着孩子天天去他们家吃饭。
那一刻，我看着她，忽然觉得这个女人身体里藏着一股比我还要狠的劲。
那是为了生存，为了这个家，可以豁出一切的狠劲。
我们的生意，就这样在她一分一毫的计算和一次次的奔走操持下，慢慢有了起色。
从小作坊，到小工厂，再到承包国营的厂子。
我的身份，也从“阿星”变成了“星哥”，最后成了别人嘴里恭恭敬敬的“赖老板”。
我们搬离了那间漏风的瓦房，住进了镇上最好的楼房。
后来，我们又去了厦门。
厦门的风，比晋江更温柔，也更迷人。
我的生意，像吹了气的球一样迅速膨胀起来。
远华集团。
这个名字，在九十年代的厦门，就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无数的金钱、权力和机会。
我也彻底从“赖老板”变成了“赖总”。
我开始出入各种我以前连想都不敢想的场合。
身边围绕的人，也从过去的工友、小老板，变成了各路手眼通天的人物。
而曾明娜，也顺理成章地成了“赖夫人”。
她脱下了过去那些廉价的的确良衬衫，换上了一件件我叫不上名字的昂贵时装。
她学会了打高尔夫，学会了品红酒，学会了在各种官太太、富太太组成的牌局上谈笑风生。
她做得很好，好到无可挑剔。
她为我打理着庞大的家族内部事务，为我维护着后方那张复杂的人际关系网。
她是这个商业帝国最称职的女主人。
但我们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远。
回到家，我们很少再有像过去那样贴心的话。
她会跟我说，哪个部门的经理最近有些不稳，需要敲打一下。
她会跟我说，今天在牌桌上，某某领导的夫人透露了什么新的政策动向。
她会跟我说，孩子在香港的贵族学校又考了第几名，学费该交了。
所有的话题，都围绕着生意、利益和责任。
我们的卧室很大，大到空旷。
那张从意大利定制的豪华大床，躺在上面，却比当年那张吱吱作呀的木板床还要冰冷。
我时常在深夜里看着她熟睡的侧脸。
那张脸上，已经看不到当年那个厂妹的影子了，只剩下一张精致、得体，却带着一丝疲惫和戒备的“赖夫人”的面具。
我知道，她依然爱我。
但她爱的，更多的是那个作为“远华集团董事长”的我，是这个庞大帝国的皇帝。
她爱的是我们的江山，爱的是这个家的稳固，爱的是这份来之不易的富贵。
而我，有时看着镜子里的自己，都觉得陌生。
那个叫“阿星”的穷小子，去哪了？
曾明娜是这个帝国的地基，坚实、可靠、不可或缺。
可这座帝国也成了一座高墙，把我们两个人，隔在了墙的两边。
我需要一个出口，一个能让我喘口气的地方。
然后，我建造了那座红楼。
也遇见了她。
02
红楼，是我用钱堆出来的一个梦。
外面的人说那里是人间天堂，也是销金地狱。
每天晚上，那里都上演着最奢华的糜烂。
全国最贵的酒，全球最顶级的食材，还有各种各样，抱着不同目的来的人。
他们在我面前，露出的都是同一种表情。
谄媚，讨好，敬畏。
我看惯了，也看腻了。
直到周影的出现。
她是我花了大价钱，从南方一个很出名的歌舞团请来的首席歌者。
第一次见她，是在红楼最大的宴会厅里。
那晚的场面很大，来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灯光璀璨，觥筹交错，空气里弥漫着雪茄、香水和欲望混合的味道。
所有人都围着我，一杯接一杯地敬酒，嘴里说着各种奉承的话。
周影就在那个时候登台了。
她穿了一件素雅的白色旗袍，没有佩戴任何华丽的首饰。
灯光打在她身上，她就像一朵在喧嚣中独自绽放的白莲。
她唱的是一首很老的民谣，声音干净得像山间的泉水。
整个大厅在那一刻都安静了下来。
所有人都沉浸在她的歌声里。
一曲唱罢，掌声雷动。
她只是淡淡地鞠了一躬，然后就退到了舞台最不起眼的角落。
那里有个小小的茶座。
她自己给自己倒了一杯茶，安静地坐着，仿佛刚才那个万众瞩目的焦点不是她。
也仿佛眼前这满屋的繁华和权贵，都跟她没有任何关系。
她的那份淡然和疏离，像一根细细的针，一下子就扎进了我那颗被酒精和奉承泡得麻木的心。
我鬼使神差地走了过去。
我端着酒杯，在她对面坐下。
“周小姐，唱得很好。” 我用我一贯的开场白说道。
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很清澈，也很平静。
“赖先生过奖了。” 她说，语气不卑不亢。
接下来，我预想中的对话没有发生。
她没有顺势恭维我，没有借机提出什么要求，甚至没有多看我一眼。
她只是低头，轻轻吹着杯子里的热气。
那晚，我第一次在一个女人面前感到了挫败。
这种挫败感，却激起了我强烈的好奇心。
我开始刻意地去接近她。
我以为，她只是姿态摆得高一点，和其他想攀附我的女人没什么不同。
只要我拿出足够多的钱，足够大的诚意，总能让她动心。
我送她顶级的珠宝，她收下了，却一次都没戴过。
我送她最新款的跑车，她道了谢，却依旧开着自己那辆半旧的国产车。
我甚至在厦门最贵的地段，买了一套看得到海的豪宅，把钥匙给了她。
她拿着那串沉甸甸的钥匙，沉默了很久。
最后，她把钥匙轻轻放回桌上，对我说：“赖先生，谢谢您的厚爱。但这房子我不能要。”
我有些恼怒：“为什么？嫌小了？”
她摇摇头，看着我的眼睛，认真地说：“住在那样的房子里，我会觉得自己是您的一件藏品，而不是您的朋友。”
“朋友”。
这个词从她嘴里说出来，让我愣住了。
在我的世界里，没有朋友，只有伙伴、手下、盟友，和可以利用的资源。
我这才意识到，这个女人想要的，不是我的钱。
从那以后，我们见面的地点，不再是喧嚣的宴会厅。
而是在红楼顶层，那间从不对外开放的中式书房。
那里很安静，只有一壁墙的书，和一整面可以俯瞰整个厦门夜景的落地窗。
我们不再谈生意，不谈钱。
她会给我煮茶，手法娴熟，姿态优雅。
她说我的那套紫砂壶是好东西，但不该用来牛饮，要慢慢品。
她会教我分辨不同的茶叶，哪种是岩茶的霸道，哪种是龙井的清雅。
她还会跟我聊宋词，聊李清照的愁，聊苏东坡的豪放。
那些是我从未接触过的世界。
一开始我觉得无聊，听不懂。
可慢慢地，我发现，只有在和她聊这些“无用”的东西时，我才能真正地放松下来。
我不用再端着“赖总”的架子。
我可以跟她讲我小时候在海边偷挖蛤蜊被蛰到的糗事。
我可以跟她抱怨那些官场上的虚伪和生意场上的尔虞我诈。
我可以把所有不能对曾明娜、不能对手下说的话，都告诉她。
她大多数时候只是安静地听着。
然后在我最疲惫的时候，递上一杯刚刚好的热茶，或者轻轻地为我唱一首我从未听过的老歌。
她的歌声，有一种能抚平人内心所有褶皱的力量。
在她的面前，我不是那个叱咤风云的远华董事长。
我只是一个叫“阿星”的，有点累了的普通男人。
我贪恋这种感觉，如同一个在沙漠里快要渴死的人，贪恋一片小小的绿洲。
我知道，我们这种关系是不对的，是对曾明娜的背叛。
曾明娜陪我打下了江山。
周影却成了我江山里唯一的风景。
我离不开这片风景，哪怕知道它随时可能会被风暴摧毁。
03
风暴终究还是来了。
比我想象中来得更快，更猛烈。
那是一个闷热的夏天，空气黏稠得让人喘不过气。
我最核心的一个线人，在电话里用暗语告诉了我四个字：“天要变了。”
挂了电话，我的手心全是冷汗。
我知道，一张看不见的巨网，已经从北京撒了下来，正在厦门的上空迅速收紧。
多年来用金钱和关系编织起来的保护伞，在这场真正的国家意志面前，薄得像一层窗户纸。
我必须走了。
不仅是我，还有那些跟我最紧的核心骨干，以及我的家人。
那几天，整个远华集团表面上依旧风平浪静，歌舞升平。
但红楼最深处的几间密室里，气氛已经压抑到了极点。
我的核心团队，没日没夜地制定着一份代号为“诺亚方舟”的出逃计划。
这是一份堪称完美，也冷酷到极点的计划。
计划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已经完成了。
我的妻子曾明娜，和我的几个孩子，在风声传出的第一时间，就已经通过一条绝对安全的特殊渠道，抵达了加拿大。
她们带走的，是早已被乾坤大挪移出去的，足以让我们赖氏家族在海外东山再起的庞大资产。
曾明娜是这个计划最关键的一环。
她是“火种”的守护者。
只要她和钱在，我们的根就在。
计划的第二步，是分批撤离一批最忠心的核心手下。
他们就像散出去的棋子，将来或许还有机会派上用场。
计划的最后一步，是为我本人准备的。
那是一条九死一生的路线，需要打通无数关节，耗费巨量金钱。
为了确保这条路能走通，我们在瑞士一家最隐秘的银行里，存了一笔天文数字的“保命钱”。
这笔钱，不受任何人监管，只听我一个人的指令。
它是我的最后一张底牌，是我逃出生天的船票，也是我未来万一能翻盘的全部本钱。
密室里，昏暗的灯光下，我的几个亲信围着一张巨大的地图。
负责整个计划的阿勇，指着地图上的一个点，声音沙哑地说：“老板，所有通道都初步打通了，现在就差最后的指令。”
他顿了顿，又指向一份打印出来的银行账户信息。
“这是您在瑞士的那个秘密账户，最后的本钱了。只要有这笔钱，您到哪儿都能活下去，甚至还有机会……卷土重来。”
“夫人和少爷小姐那边已经完全安顿好，就等您点头，我们立刻启动您的撤离程序！”
房间里安静得可怕，只剩下空调出风口的嗡嗡声。
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看着我，等待着这位“皇帝”下达最后的命令。
我一言不发，缓缓站起身，走到了那面巨大的落地窗前。
窗外，是厦门繁华的夜景。
万家灯火，流光溢彩。
这片我亲手打下来的江山，此刻看起来，却像一张巨大的、正在缓缓收紧的网。
而我，就是网中央那只插翅难飞的虫子。
我还能逃得掉吗？
我心里比谁都清楚，希望渺茫。
身后，阿勇的声音带着一丝急切：“老板！时间真的不多了！再犹豫就……”
我打断了他。
我缓缓地转过身。
我的脸上，没有他们想象中的恐惧或慌乱。
出乎他们意料的，是一种近乎诡异的平静。
我没有去看那张关乎我生死的逃跑路线图。
我径直走向那张红木长桌。
我的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为我卖命多年的兄弟。
然后，我一字一句地，说出了一句让他们毕生难忘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