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我没考上大学去工地搬砖，一个工友劝我：去深圳闯闯

一九九零年的夏天，太阳跟疯了一样。

知了在树上扯着嗓子喊，喊得人心烦意乱。

我高考落榜的成绩单，被我爹用蒲扇扇出来的风，吹得在桌上打转，像一只找不到方向的蝴蝶。

最后，它停了，那个鲜红的、刺眼的分数，正对着我的眼睛。

我爹不说话，一口接一口地抽着劣质的旱烟，烟雾缭绕，我看不清他的脸，但我能感觉到他目光里的火，能把我烧成灰。

“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

半晌，他从牙缝里挤出这么一句。

烟锅在桌腿上“梆梆”地磕了两下，好像每一下都敲在我的心上。

我没回嘴。

我还能说什么呢？村里几十年才盼着能出一个大学生，全村的希望都在我身上。

现在，希望碎了。

我也碎了。

第二天，我爹就把我从床上薅了起来。

“既然不是读书的料，就去出把力气！别在家里当死人！”

他把我领到了镇子东头那片新开发的工地上。

那里尘土飞扬，搅拌机的轰鸣声震耳欲聋。

我成了工地上最年轻的搬砖工。

我的大学梦，被换成了一块块粗糙、滚烫的红砖。

手推车装满了，像一座移动的小山，压得我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我的肩膀很快就磨破了皮，火辣辣地疼。汗水流下来，一流进伤口里，就是一阵钻心的刺痛。

我咬着牙，一声不吭。

这是我欠我爹的，欠全村人的。

工地上的人，眼神都带着一种麻木的沧桑。他们看我，像看一个笑话。

一个细皮嫩肉的学生娃，跑来跟他们抢饭碗？

吃饭的时候，我一个人蹲在角落里，捧着一个巨大的搪瓷碗，里面是没什么油水的白菜炖豆腐，米饭倒是管够。

我扒拉着饭，眼泪差点掉进碗里。

我不敢哭。

哭了，就是真的认输了。

一个黑瘦的中年男人在我身边蹲下，递给我一根烟。

“抽一根？”

我摇了摇头。

他自己点上，深深吸了一口，吐出的烟雾和我爹的一样呛人。

“想家了？”他问。

我没说话，只是把头埋得更低了。

“我叫徐江，他们都叫我老徐。”他自顾自地说，“看你这样子，是读书读岔了路吧？”

我心里一抽，像是被人揭开了最疼的伤疤。

我猛地抬起头，恶狠狠地瞪着他。

他笑了，露出一口被烟熏得发黄的牙。

“别这么看我，我也是。”

我愣住了。

“当年，就差几分。”老徐的眼神飘向远处那栋正在起高楼的架子，“然后，就一直在这砖头水泥里打滚了。”

他拍了拍我满是泥灰的肩膀：“习惯就好了。”

那天以后，老徐总会有意无意地关照我。

他教我怎么用巧劲儿推车，怎么垫肩才不那么疼，怎么在吃饭的时候抢到下面那层有肉的菜。

他话不多，但每一句都像钉子，钉在最关键的地方。

我们成了工地上唯一能说上几句话的朋友。

晚上收工，工棚里臭气熏天。汗臭、脚臭，还有说不清的什么味道混在一起。

大通铺上，鼾声、梦话、磨牙声此起彼伏。

我睡不着。

我睁着眼睛，看着从破窗户里漏进来的月光，在肮脏的地面上投下一小块虚伪的洁白。

我想起教室里明亮的灯光，想起书本的油墨香，想起黑板上解开一道难题后的畅快。

那些东西，离我越来越远了。

远得像上辈子的事。

我开始怀疑，我的人生是不是就这样了？

每天在泥里滚，在汗里泡，直到老得像老徐一样，然后对着下一个落魄的年轻人，说一句“习惯就好了”？

我不甘心。

他妈的，我不甘心！

这天晚上，发了工钱。

我攥着那几十张沾着汗味和泥土味的钞票，心里五味杂陈。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笔靠力气挣来的钱。

沉甸甸的，压得我喘不过气。

老徐拉着我，去了工地旁的一个小饭馆。

“走，哥请你喝酒。”

两盘凉菜，一瓶劣质的白干。

酒很烈，像火一样从喉咙烧到胃里。

我呛得直咳嗽，眼泪都出来了。

老徐给我满上：“男人，就得喝这个。”

几杯酒下肚，话匣子就打开了。

我把心里的憋屈、不甘、迷茫，一股脑儿全倒了出来。

我说我爹看我的眼神像看仇人，我说村里人背后的指指点点，我说我晚上睡不着，总梦见自己在考场上，一道题都答不出来。

我说着说着，就哭了。

一个十八岁的大男人，在烟雾缭绕的小饭馆里，哭得像个。

老徐没劝我，就那么静静地听着，一杯接一杯地陪我喝。

直到我哭累了，说不动了。

他才把酒杯重重地往桌上一放。

“就这点出息？”

我抬起通红的眼睛看他。

“你跟我，不一样。”老徐盯着我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

“你读过书，脑子比我们这些只知道出傻力气的人活泛。你还年轻，才十八岁，路长着呢。”

“待在这个小地方，能有什么出路？天天看着你爹那张失望的脸，听着村里人的闲话，你这辈子就废了。”

他的话像鞭子，抽得我一哆嗦。

“那……我能去哪儿？”我声音沙哑地问。

老徐的眼睛里，突然亮起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光。

那是一种混杂着向往、激动，还有一丝不确定的光芒。

他把身子往前凑了凑，压低了声音，像是在说一个天大的秘密。

“去深圳。”

深圳？

我脑子里一片空白。

那是什么地方？我只在新闻联播的片尾，听过这个名字。

一个遥远的、模糊的符号。

“深圳，那是个不一样的地方。”老徐的声音里带着一种蛊惑。

“听说那里，遍地是黄金，只要你肯干，只要你敢想，就能挣大钱。”

“那里没人管你爹是谁，没人管你以前是干啥的。你考没考上大学，在那儿，屁都不算。”

“到了那儿，大家都是一样的，都是去闯的！”

“闯？”我喃喃地重复着这个字。

这个字像一颗火星，瞬间点燃了我心里那堆早已被现实浇得半湿的柴火。

“对，闯！”老徐用力点头，“我听出去的同乡说，他在那边工厂里一个月挣的钱，比咱们在这儿搬大半年砖都多！”

“你看这楼，盖起来是给别人住的。咱们呢？一辈子能住上这样的房子吗？”

“在老家，你爹是农民，你就是农民。你没考上大学，你就得跟我一样，当一辈子泥瓦工。”

“但在深圳，不一样。你今天睡桥洞，明天可能就当老板了。那地方，认的是本事，不是命！”

老徐越说越激动，脸涨得通红，不知道是酒精还是梦想上了头。

我的心，也跟着狂跳起来。

遍地黄金。

没人问过去。

只认本事，不认命。

这几个词，像一把重锤，狠狠地砸在我的心门上。

那扇因为高考失败而紧紧关闭，蒙上厚厚灰尘的大门，似乎被砸开了一条缝。

一丝光，透了进来。

“可是……我什么都不会。”我迟疑了。

除了读书，我还会什么？搬砖吗？去了深圳，难道还是搬砖？

“你傻啊！”老徐一巴掌拍在我后背上，“你不是会算数吗？你不是会写字吗？这他妈就是本事！”

“工地上那些管事的，有几个有你文化高的？他们不就是胆子大，会看图纸，会算料吗？”

“你去深圳，就算还从工地上干起，你都比别人多条路！你学得快，看得懂，脑子灵光，迟早能混出头！”

“不像我，”他叹了口气，眼里的光暗淡了下去，“年纪大了，家里有老婆孩子拖着，闯不动了。”

“你不一样，你一个人，光棍一条，怕什么？”

那一晚，我和老徐喝光了整整一瓶白酒。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工棚的。

我只记得，老徐那句“去深圳闯闯”，像复读机一样，在我脑子里响了一整夜。

第二天，我顶着宿醉的头痛，照常去上工。

太阳依旧毒辣，砖头依旧滚烫。

但我的世界，好像有点不一样了。

我看着眼前这片工地，它不再是我人生的终点，而变成了一个临时的跳板。

我看着身边那些麻木的工友，心里第一次有了一种优越感。

你们的终生，只是我的路过。

这个念头让我感到一阵莫名的兴奋，甚至有些罪恶。

我开始偷偷地观察工地上那个负责技术的员。他戴着一副眼镜，斯斯文文的，每天拿着一张图纸指指点点，不用干一点力气活，工资却是我们的好几倍。

老徐说得对。

文化，就是本事。

我不能把这点本事给扔了。

一个星期后，我做出了决定。

我找到工头，说我不干了。

工头斜着眼看我：“怎么？嫌累？你这样的学生娃，我见多了，吃不了苦。”

我没跟他争辩，只是平静地要回我该得的工钱。

拿到钱的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像是卸下了一副千斤重担。

我跟老徐告别。

他还是那副黑瘦的样子，蹲在墙角抽着烟。

“想好了？”

“想好了。”

他从兜里掏出一个布包，打开，数出几张皱巴巴的票子，塞到我手里。

“拿着。出门在外，身上不能没钱。”

“不行，老徐，我不能要你的钱。”我赶紧推回去。

“让你拿着就拿着！”他眼睛一瞪，“算我借你的！以后混出息了，十倍还我！”

我的眼圈一下子就红了。

我不知道说什么，只能重重地点了点头。

“去吧。”老徐摆了摆手，转过身去，继续看着那栋永远也盖不完的楼，“到了那边，给哥来封信。”

我没敢回头。

我怕一回头，就走不了了。

我回到家，把决定告诉了我爹。

我以为会是一场暴风雨。

没想到，他只是沉默地抽着烟，一口接一口。

昏暗的灯光下，我发现他的背，好像比以前更驼了。头发，也白了大半。

“钱够不够？”他问。

“够了，我在工地挣了点。”

他又沉默了。

良久，他起身走进里屋，出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一个用手帕包着的小包。

“这里是两百块钱，家里……就这么多了。”他把包塞到我手里，“你妈给你煮了鸡蛋，路上吃。”

我的鼻子一酸。

“爹……”

“去了外面，别跟人置气，也别被人欺负。”他别过脸，不看我，“混不下去，就回来。家里……总有你一口饭吃。”

那一刻，我再也忍不住，眼泪决了堤。

我跪在地上，给我爹磕了一个响头。

三天后，我背着一个破旧的帆布包，怀揣着几百块钱和十几个煮鸡蛋，踏上了南下的绿皮火车。

那是我第一次坐火车。

车厢里拥挤不堪，空气中混合着汗味、泡面味和厕所的骚味。

我被挤在一个靠窗的位置，窗外是飞速倒退的田野和村庄。

一切都离我远去。

我的过去，我的失败，我的耻辱。

火车哐当哐当，响了两天一夜。

我的心也跟着这节奏，时而激动，时而忐忑。

我把老徐的话，翻来覆去地想。

把深圳，想象成一个金碧辉煌的天堂。

直到火车广播里传来那句“深圳站，到了”，我才从幻想中惊醒。

我随着人流走出车站。

一股湿热的、带着咸味的风，扑面而来。

一九九零年的深圳，远不是我想象中的遍地黄金。

高楼是有的，但更多的是巨大的工地和脚手架，像一座座钢铁森林的骨骼。

马路上车水马龙，人们的脚步匆匆，脸上都写着一种渴望和焦虑。

我站在车站广场上，茫然四顾。

我像一个被扔进大海的旱鸭子，瞬间被这巨大的、陌生的城市给淹没了。

我该去哪儿？

我能干什么？

带来的煮鸡蛋已经吃完，兜里的钱，每一分都得掰成两半花。

我在车站附近找了个最便宜的旅馆，一个床位十块钱一晚。

房间里挤了十几张上下铺，住满了南腔北调的人。

我的下铺，是个比我大不了几岁的湖南伢子，叫阿亮。

他也是来“闯”的。

“兄弟，哪儿人啊？”他主动跟我搭话。

“……北边的。”我含糊地回答。

“找着活儿没？”

我摇了摇头。

“别急，这地方，有的是活儿干！”阿亮咧嘴一笑，露出两颗虎牙，“明天我带你去个地方，保准有门路。”

第二天，天还没亮，阿亮就把我叫醒了。

我们坐着颠簸的公交车，来到了一个叫“三和”的地方。

那是一个巨大的人才市场，但更像一个临时的、混乱的集散地。

成百上千的人聚集在这里，伸长了脖子，等着工厂或者工地的招工头来挑人。

“日结，一百二，上夜班，有没有人？”

“电子厂，要女工，手脚麻利的！”

“搬运工，管吃管住，三百块一个月！”

喊声此起彼伏。

我看到了熟悉的一幕。

一个招工头，在招工地上的小工。

我犹豫了。

难道我千里迢迢从一个工地，跑到另一个工地？

阿亮看出了我的心思，拍了拍我：“兄弟，先生存，再谈理想。先把肚子填饱了再说！”

我想了想，是这个道理。

我跟着阿亮，挤了上去。

我们被塞进一辆破旧的卡车，拉到了关外一个更大的工地上。

这里的规模，比我们镇上的那个大了十倍不止。

吊车像巨大的长颈鹿，在空中挥舞着臂膀。

我再次拿起了手推车，搬起了砖头。

唯一不同的是，这里的砖头，好像比老家的更重。

这里的太阳，也比老家的更毒。

干了三天，我实在受不了了。

这里的活儿更重，工头更凶，休息时间更短。

晚上睡的工棚，比老家那个还要拥挤，还要臭。

我感觉自己掉进了一个更大的坑里。

我跟阿亮说，我想走。

阿亮正狼吞虎咽地吃着饭，闻言抬起头，嘴边还沾着饭粒。

“走？走到哪儿去？这已经是深圳给咱们这种人最好的活了。”

“可我不想一辈子搬砖。”我固执地说。

阿亮看了我半天，叹了口气：“你跟我们不一样，你是个文化人。”

他又说出了这句话。

“我听说，华强北那边在招人，都是些卖电子玩意的，要会算账的。你可以去试试。”

华强北。

又一个陌生的地名。

我告别了阿亮，拿着在工地上挣来的一百多块钱，坐车去了华强北。

九十年代初的华强北，还不是后来的“中国电子第一街”。

它只是一片由几栋工业厂房改造而成的市场，混乱、嘈杂，但充满了勃勃的生机。

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电路板和塑料烧焦的味道。

一个个小小的柜台，像蜂巢一样排列着。

柜台后面，坐着一个个精明的、眼神发亮的男男女女。

他们在叫卖着我看不懂的电子元件、计算器、收音机。

我看到了一个柜台门口贴着一张红纸，上面用歪歪扭扭的字写着：招工，会算数，机灵。

我心一横，走了过去。

柜台后面坐着一个烫着大波浪卷发的女老板，正在嗑瓜子。

她抬起眼皮，上下打量了我一下。

“找活儿？”她问，带着浓重的潮汕口音。

我点了点头。

“识字吗？一加一等于几晓得伐？”

这问题带着一丝侮辱性。

我忍着气，从兜里掏出我的高中毕业证。

虽然没考上大学，但这好歹是个证明。

女老板接过毕业证，狐疑地看了看，又看了看我。

“高中生？”她有点意外，“高中生跑来干这个？”

“家里穷，没考上。”我低声说。

她把毕业证还给我，吐掉嘴里的瓜子壳。

“我这里，不是请大爷的。要搬货，要看店，要跟客人算账，什么都得干。”

“一个月，四百块，包一顿午饭，没地方住。”

“干不干？”

四百块。

比工地上多了一百。

而且，不用再搬砖了。

“干！”我毫不犹豫地回答。

“我叫林姐。”她指了指柜台，“把那边的货，给我搬到仓库去。”

我的新工作，开始了。

林姐的店，叫“潮发电子”。

其实就是一个不到十平米的柜台，后面连着一个小小的仓库。

我的工作，就是林姐说的，“什么都得干”。

早上开门，把成箱的电子表、计算器、游戏机卡带从仓库里搬出来，摆在柜台上。

白天，有客人来了，我就负责介绍、拿货。

林姐负责跟客人讨价还价。

她的算盘打得飞快，嘴皮子也利索，死的能说成活的。

我第一次见识到了，什么叫生意。

没客人的时候，我就在旁边的小马扎上坐着，看林姐记账。

她的账本，只有她自己看得懂。

一串串数字和符号，像天书。

“看什么看？看得懂吗？”林姐察觉到我的目光。

“我能看懂。”我说。

林姐嗤笑一声，显然不信。

我拿过她的账本和算盘。

我没用算盘，直接拿起笔，在旁边的废纸上心算和笔算。

进货多少，单价多少，卖出多少，利润多少……

不到十分钟，我把她一天的流水账算得清清楚楚，还指出了她记错的一笔。

林-姐-呆-住-了。

她拿着我写的那张纸，又对着自己的账本，核对了好几遍。

最后，她看着我，眼神彻底变了。

那种眼神，不再是看一个打杂的小工，而是像在看一件刚刚发现的宝贝。

“你……你脑子可以啊。”她喃喃地说。

从那天起，我的工作内容发生了变化。

林姐开始让我接触更核心的东西。

她教我怎么分辨不同型号的电子元件，怎么给计算器换电池，怎么跟供货商打电话。

她甚至把记账的活儿，也交给了我。

“用你那个法子，比我这老土的快多了。”她说。

我用我从课本上学来的簿记知识，给她设计了一套新的记账表格。

收入、支出、库存、利润，一目了然。

林姐看着那张清晰的表格，半天没说话。

晚上关店的时候，她从抽屉里拿出两百块钱，递给我。

“这个月的奖金。”

我愣住了：“林姐，这才月中……”

“拿着！”她把钱塞进我手里，“你值这个价。”

我捏着那两百块钱，心里热乎乎的。

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自己的“知识”，真正变成了钱。

比搬砖挣来的钱，更让我感到踏实和骄傲。

我开始疯狂地学习。

白天在店里，我像海绵一样吸收着关于电子产品的一切知识。

晚上回到那个十几人的宿舍，别人在打牌、吹牛，我就趴在床上，看从旧书摊上淘来的电子杂志和商业周刊。

我发现，这个叫“电子”的世界，比我想象的要大得多。

而深圳，就是这个世界的中心。

华强北的节奏快得惊人。

今天还火爆的电子表，明天可能就无人问津。

一种新的叫“BP机”的东西开始流行起来。

林姐的嗅觉很敏锐，立刻就去进了货。

“这玩意儿，以后肯定能火。”她断言。

BP机很贵，一台要一千多。

但来买的人络绎不绝。

看着那些“大老板”腰间别着BP机，一脸神气的样子，我心里也痒痒的。

我发现，来买BP机的，很多都是像我一样，从外地来闯的年轻人。

他们可能昨天还在工地上，今天就穿着借来的西装，来买这个代表身份的东西。

在深圳，一个BP机，就像一张通行证。

它告诉你，你已经不是“打工仔”了，你是个“老板”。

哪怕，你只是个卖盗版磁带的小老板。

店里的生意越来越好，我一个人渐渐忙不过来。

林姐又招了一个小姑娘，叫阿梅，负责看店。

我则成了林姐的“军师”和“大管家”。

我跟着她去进货，去跟那些香港来的供货商谈判。

我不会说粤语，就拿着计算器，在上面按数字。

你来我往，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磨。

我发现，我的数学，在这里派上了大用场。

我能快速地算出不同批量、不同折扣下的成本和利润，帮林姐拿到最划算的价格。

林姐对我越来越信任。

她甚至把仓库的钥匙，也给了我一把。

“阿劲，”她开始这么叫我，“以后这家店，姐分你一半。”

我以为她在开玩笑。

“姐不开玩笑。”她表情严肃，“你是个有本事的人，姐不能亏待你。”

我心里一阵感动，又有些惶恐。

一半的股份？我何德何能？

“姐，我……”

“什么都别说。”她摆摆手，“好好干。咱们把生意做大。”

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店里。

我不再满足于只卖别人生产的东西。

我从电子杂志上看到，有一种叫“汉显”的BP机，可以显示中文，比只能显示数字的BP机高级多了。

但市面上还很少见，价格也奇高。

我研究了很久，发现它的核心技术，就是一个小小的汉卡芯片。

而这种芯片，在华强北的一些角落里，是可以找到的。

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林姐。

“我们自己组装BP机。”

林姐吓了一跳：“自己做？我们哪会啊？”

“我来学。”我说，“原理不复杂，就是把各种零件组装起来。我们有进货渠道，能拿到最便宜的零件。自己组装，成本能降一大半！”

这是一个疯狂的想法。

但林姐看着我眼睛里的光，她犹豫了。

“你有几成把握？”

“五成。”我老实说。

“五成？”林姐皱起了眉。

“富贵险中求。”我把从生意场上学来的话说给她听，“现在BP机这么火，等别人都开始做了，我们就没机会了。”

林姐咬了咬牙。

“好！姐信你一次！”

她拿出了店里大部分的流动资金，让我去进零件。

那段时间，我像着了魔一样。

我把仓库改成了一个小作坊，买了电烙铁、万用表。

白天看店，晚上我就把自己关在仓库里，对着电路图，一点一点地摸索。

失败了无数次。

电路板烧了，芯片也废了。

每一缕青烟冒起，都像是烧着林姐的钱。

我压力巨大，好几个晚上都睡不着。

林姐一次都没催过我，每天只是默默地把饭放在仓库门口。

终于，在一个深夜，当我把最后一块零件焊接到电路板上，接通电源后——

那块小小的屏幕上，亮起了“潮发电子，欢迎您”几个歪歪扭扭的汉字。

我成功了！

我冲出仓库，一把抱住了正在打盹的林姐。

“姐！成了！成了！”

林姐看着那台会显示汉字的BP机，眼睛里也闪着光。

我们给它取名叫“潮发1号”。

成本不到三百块，我们定价八百八十八。

一上市，就疯了。

所有人都没想到，我们这个小小的柜台，能搞出这么“高科技”的东西。

订单像雪片一样飞来。

我们的小作坊，根本生产不过来。

我当机立断，让林姐再去招人。

我把组装的流程，分解成一个个简单的步骤。

每个人只负责焊一个零件。

一条简陋的、但高效的流水线，就在我们那个小仓库里诞生了。

钱，像潮水一样涌了进来。

不到半年，我们就挣了过去几年才能挣到的钱。

林姐真的兑现了她的承诺。

她带我去工商局，注册了新的公司，法人代表写了我们两个人的名字。

我看着营业执照上，我的名字和林姐的名字并排在一起，感觉像在做梦。

从一个落榜的搬砖工，到一个公司的“老板”。

只用了一年多。

深圳，真的是一个创造奇迹的地方。

我们搬出了那个小柜台，在华强北租下了一个更大的店面。

有了自己的公司，我不再满足于组装BP机。

我把目光投向了更远的地方。

我注意到，很多人买了BP机后，不知道去哪里入网。

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空白。

我和林姐商量，我们不仅卖BP机，还帮客人代办入网。

我们和电信局谈合作，成了他们的代理点。

这又是一大笔收入。

后来，我们又开始做维修。

华强北的电子产品，坏得很快。

我们招了几个懂技术的师傅，专门做售后维修。

卖机器、办入-网、搞维修。

我们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商业闭环。

生意越做越大，人也越来越多。

我每天忙得脚不沾地。

开会，看报表，谈客户，处理各种突发状况。

我已经很久没有摸过砖头了。

但有时候，我还是会梦见在工地上推着车，怎么也走不到头。

然后惊醒，一身冷汗。

我给老家写了信，寄去了两千块钱。

我没说我开了公司，只说在深圳找到了不错的工作，当了个小主管。

我怕他们不信，也怕他们担心。

很快，我收到了我爹的回信。

信是请村里的小学老师代写的，字迹工整。

信里说，钱收到了，让我在外面照顾好自己，别太累。

信的最后，是我爹自己写的几个歪歪扭扭的字。

“儿，你是爹的骄傲。”

我捏着那封信，在办公室里，哭得像个孩子。

一九九四年的春节，我决定回家过年。

我给林姐放了长假，让她也回潮汕老家看看。

我买了深圳能买到的最高档的补品和烟酒，塞了满满一个行李箱。

我还给自己买了一台摩托罗拉的“大哥大”。

那玩意儿像一块黑色的砖头，死沉。

但当我把它别在腰间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像是拥有了全世界。

我没有坐火车。

我找了一个开长途货运的老乡，搭他的车回去。

车子一路向北，窗外的景象越来越熟悉。

深圳的高楼和霓虹，渐渐被农田和低矮的平房取代。

我的心，也越来越近乡情怯。

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们。

车子在镇口停下。

我下了车，深吸了一口熟悉的、带着泥土气息的空气。

我看到了我爹。

他站在村口那棵大槐树下，不停地朝路口张望。

他比我走的时候，更老了，更黑了，也更瘦了。

他看到我，愣了一下，似乎没认出来。

我穿着在深圳买的名牌夹克，头发也学着港台明星的样子，抹了摩丝。

“爹，我回来了。”我喊了一声。

他浑身一震，快步向我走来。

他走到我面前，围着我转了一圈，想拍我的肩膀，手抬起来，又放下了。

“回来……就好。”他的声音有些哽咽。

回到家，我娘抱着我，哭得稀里哗啦。

村里的人都来看热闹。

他们看着我身上的衣服，看着我拿出来的那些他们见都没见过的东西，眼神里充满了惊奇和羡慕。

当我不经意地掏出那个“大哥大”时，整个院子都安静了。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那块“黑砖头”上。

“这是……电话？”村长结结巴巴地问。

我点了点头。

我爹的腰杆，在那一刻，挺得笔直。

我成了全村的焦点，全村的骄傲。

就像当年，他们以为我能考上大学时一样。

不，比那时候更甚。

大学生，只是一个虚无缥缈的希望。

而我，带回来的是实实在在的票子和从未见过的“大哥大”。

晚上，我爹把我叫到房间。

他拿出我的那封信和汇款单，手都在抖。

“儿啊，你跟爹说实话，你在外面，到底是干啥的？”

我沉默了片刻。

“爹，我跟人合伙，开了个小公司。”

我把这两年的经历，挑了一些能说的，告诉了他。

我没说其中的风险和辛苦，只说了结果。

我爹听完，长长地叹了口气。

他从炕头摸出一个小布包，一层层打开，里面是我当年高考的准考证。

“我原以为，你这辈子，就毁在这上面了。”他摩挲着那张已经泛黄的纸，“没想到，你走了另一条路，还走通了。”

“爹对不住你，当年不该逼你去工地。”

“爹，别这么说。”我鼻子一酸，“要不是你逼我，要不是在工地上遇见老徐，我可能现在还在家里，是个废人。”

我们爷俩，第一次像朋友一样，聊了很久。

我把两万块钱现金，放在他面前。

“爹，把家里的房子翻新一下吧。”

我爹看着那沓厚厚的钱，手足无措。

“这……这太多了……”

“不多。”我说，“以后，会更多。”

在家待了半个月。

这半个月，我家的门槛都快被踏破了。

来提亲的媒婆，挤满了院子。

来借钱的亲戚，说尽了好话。

来讨教“发财经验”的年轻人，眼神里充满了渴望。

我看到了当年的自己。

我没有藏私。

我告诉那些年轻人，深圳有机会，但也很辛苦。

“想去，就得做好吃苦的准备。别想着天上掉馅饼。”

有几个胆子大的，当场就决定，跟我一起去深圳。

我答应了。

临走前，我去了一趟镇上的工地。

那里已经盖起了几栋高楼，但旁边又开辟了新的工地。

尘土依旧飞扬。

我找到了老徐。

他还在搬砖，只是背更驼了，皱纹更深了。

他看到我，愣了半天。

“你……是阿劲？”

我笑着点头。

我把他拉到当年我们喝酒的那个小饭馆。

我点了最好的菜，开了最好的酒。

我把一万块钱，放在他面前。

“老徐，说好的，十倍还你。”

老徐看着那沓钱，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

“这……使不得，使不得！我当初就那么一说……”

“你当初的一句话，改变了我一辈子。”我给他满上酒，“这钱，你必须收下。”

老徐的眼圈红了。

他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好……好小子！有出息！”

我们聊了一下午。

我问他，想不想跟我去深圳。

他沉默了很久，摇了摇头。

“我这把老骨头，折腾不动了。”他指了指家的方向，“老婆孩子都在这儿，离不开。”

我没有强求。

我知道，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去“闯”。

有的人，天生就属于远方。

有的人，一辈子都守着自己的那片土壤。

没有对错，只是选择不同。

回到深圳，我的生活又回到了快车道。

BP机市场已经趋于饱和，竞争越来越激烈。

我们开始转型。

我敏锐地察

我注意到，一种叫“VCD”的东西，开始在香港流行起来。 这东西，可以在电视上看电影，比录像带清晰多了。 我预感到，这又是一个巨大的风口。 我和林姐商量，把公司大部分的资金，投入到VCD的生产和销售上。 这一次，我们不再是小作坊。 我们在关外租了真正的厂房，引进了生产线，成立了研发部门。 我们的品牌，就叫“先锋”。 因为我们，要永远走在别人前面。 接下来的几年，是中国VCD市场最疯狂的几年。 我们凭借着在华强北积累的渠道和经验，迅速占领了市场。 公司的规模，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从几十人，到几百人，再到几千人。 我成了别人口中的“陈总”。 我买了车，买了房。 我在深圳，真正扎下了根。 我把我爹娘，也接到了深圳。 他们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看到大海，第一次住进带电梯的高楼。 我爹站在我家一百多平的阳台上，看着窗外深圳的夜景，车水马龙，霓虹闪烁。 他沉默了很久，对我说：“儿啊，这跟做梦一样。” 是啊，跟做梦一样。 有时候，我自己也分不清，到底哪部分是现实，哪部分是梦。 我娶了阿梅。 那个当年跟着我们一起打拼的小姑娘，成了我的妻子。 我们的婚礼，办得很风光。 林姐作为主婚人，在台上讲我们当年在小柜台里组装BP机的故事，讲着讲着，就哭了。 我也想哭。 我想起了那个在工地上，因为一块砖头磨破肩膀而想哭的少年。 想起了那个在南下的火车上，对未来既恐惧又向往的青年。 想起了那个在华强北的仓库里，被电烙铁烫得满手是泡的自己。 一切，都过去了。 一切，又好像就在昨天。 二零零零年，新世纪的钟声敲响。 我的儿子出生了。 公司也遇到了新的挑战。 VCD的市场，被一种叫“DVD”的东西冲击得七零八落。 同时，一种叫“互联网”的东西，正以不可阻挡的姿态，席卷而来。 很多人劝我，收手吧，你挣的钱，这辈子都花不完了。 但我知道，我停不下来。 “闯”这个字，已经刻进了我的骨子里。 深圳这座城市，教会我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永远不要停下脚步。 因为你一停下，就会被时代抛弃。 有一次，我开车路过当年那个“三和”人才市场。 那里依旧人山人海。 一张张年轻的、迷茫的、又充满渴望的脸，和当年的我，和当年的阿亮，重叠在一起。 时代在变，但追梦的人，永远都在。 我摇下车窗，看着他们。 一个年轻人，注意到了我的车，和车里的我。 他的眼神里，充满了羡慕。 我冲他笑了笑。 他愣了一下，也回了我一个羞涩的、不确定的笑容。 我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在仰望着一辆不属于自己的好车。 我没有开走。 我拿起我的手机，拨通了老徐的电话。 几年前，我给他老家装了电话。 “喂，老徐吗？我是阿劲。” “阿劲啊！你小子，还记得我这个老头子啊！”电话那头，传来他爽朗的笑声。 “怎么会忘。”我笑着说，“老徐，我跟你说，我儿子出生了。” “好事！好事啊！你小子，有后了！” “你身体还好吧？” “好着呢！还在工地上，还能再干十年！” “别干了，来我这儿吧。我给你养老。” 电话那头，沉默了。 “不了。”老徐的声音，有些低沉，“我这辈子，就是个搬砖的命。” “你不是。”我说，“你只是，选择了那条路而已。” 挂了电话，我看着窗外。 太阳依旧毒辣。 不远处，又一栋摩天大楼的骨架，正在拔地而起。 我知道，我的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 这座城市的故事，也远远没有结束。 我发动了汽车，汇入了深圳永不停歇的车流之中。 我的耳边，仿佛又响起了九零年那个夏夜，老徐对我说的那句话。 “去深圳闯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