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 王瑟：印度战区改革反复遇阻，折射军队内部这一深层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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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瑟

编辑|曹寅聪

审核| 单敏敏 陈珏可

2025年10月8日，印度空军成立93周年庆祝活动在北方邦加济阿巴德欣登空军基地举行。图源：“世界知识”微信公众号

9月30日，印度国防部长拉杰纳特·辛格在印度空军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上公开表示，莫迪政府将加速推进战区改革、努力促进三军融合，并强调战区改革是印度“在快速变化的安全环境中的生存之道”。然而，尽管获得政治领导层的强力背书，印度推进战区改革依然举步维艰。究其原因，印度自1947年独立以来各军种间根深蒂固的矛盾可谓是改革中难以逾越的一座“大山”。

一、改革进程一波三折

印度推动战区改革并非一时兴起，1999年印巴爆发卡吉尔冲突后，印军在作战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使瓦杰帕伊政府深感提升各军种间协同作战能力的必要性，并组织相关领域的官员、学者研究改革措施。最终，专家们虽然提出设立总参谋长、将各军种司令部并入国防部等一系列根本性改革举措，但因军内外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而难以落地。为此，瓦杰帕伊政府只得退而求其次，采取诸如组建综合国防参谋部、设立国防情报局、设置安达曼—尼科巴群岛三军综合司令部等相对和缓的举措，希望通过由浅入深的方式改变三军互不统属、各自为政的局面。

但即便政府作出让步，三军在落实改革措施时依然存在严重的“打折扣、搞变通”现象。以综合国防参谋部为例，瓦杰帕伊政府的本意是将其作为总参谋长的“平替”，负责强化三军之间的协调联系，并逐步将其打造为处理三军军务的高级别议事机构。但三军出于各自利益考虑，不仅不愿将本军种内部事务放在这一机制下讨论，还故意派遣无望晋升的高级将领前往该机构“养老”，导致其逐渐沦为三军边缘将领的“清谈馆”。

2004年，瓦杰帕伊政府因大选失利下台，其主导的军事改革进程亦随之中断。而继任的曼莫汉·辛格政府更加聚焦经济议题，并不重视军改事务。直至2014年莫迪政府上台后，这一局面才得到根本改观。

莫迪政府向来关注国家安全议题，尤其希望借军事改革扫除印军长久以来的积弊，加速国防现代化步伐。莫迪政府在战略规划、机构设置、部队构成、兵役制度、军工生产等领域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其范围之广、程度之深为印度独立以来所罕见。2019年，莫迪宣布设立国防参谋长一职，其虽无作战指挥权，但将领导新成立的军事事务局，专职负责协调三军事务、推进军种融合，这也为印度再度开启战区改革铺平道路。

2020年2月，印度首任国防参谋长比平·拉瓦特在上任后不久便提出要在未来两年内建立二至五个战区司令部。同年10月，印媒披露印军计划将三军现有的17个司令部压缩为四至五个战区司令部，并在2022年底前完成调整工作。然而，此轮改革措施不出意料地再次遭到军内利益集团的强烈抵制。就在军内争论不休之际，2021年12月，拉瓦特在一场直升机事故中不幸罹难，印军战区改革步伐也因此被迫中断。

此后直到2022年9月，莫迪政府才任命已退役的陆军中将阿尼尔·乔汉为第二任国防参谋长。2023年6月，乔汉提出战区改革新方案。新方案取消了此前方案中权责划分不明的防空司令部，仅依据地理特征和外部安全威胁所在方向设置了三个战区，即主责应对中国的北部战区、应对巴基斯坦的西部战区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的海上战区，并设立后勤、训练、情报等其他功能性司令部。

同时，鉴于其前任推进改革过急招致军内强烈不满，乔汉还有意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在三军官兵中培育“联合文化”，使其从内心认同三军整合和战区改革的必要性。为此，乔汉一方面推动合并三军的教培部门，使新兵在入伍伊始便接受“联合文化”熏陶；另一方面还从后勤、物流、维修保养等低敏感度领域入手，筹划建立三个联合军事补给站，希望在日常军务中循序渐进地培养“联合文化”。

上述举措虽然取得一定成效，但依然未能从根本上摆脱战区改革面临的困境。截至目前，新版战区改革方案虽已推出两年多，但实质性改革措施迟迟未能落地。在其所面临的诸多挑战中，空军的反对可谓是最直接也最棘手的难题。

二、印空军担忧“沦为附庸”

自莫迪政府推动战区改革以来，空军一直深感不满。2021年7月，拉瓦特公开表示“空军是为陆军作战提供支持的部队”，这一口无遮拦的言论彻底引爆空军长期以来的不满情绪，导致包括时任空军参谋长巴达乌里亚在内的空军高级将领对改革更为反感，严重拖慢改革步伐。

乔汉上任后吸取教训，在涉及空军地位的问题上发言谨慎，并多次访问空军总部，在公开场合强调空军的光荣历史及其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但因战区改革触动根本利益，空军虽在口头上声称“不反对改革”，但实际上仍是虚与委蛇，不愿作出实质性承诺。2025年8月，印空军参谋长阿马尔·普里特·辛格更是公开表示，印度“必须设计适合自身要求的军事框架”，不应“盲目追随美国等其他国家模式”，“在当前环境下，打乱一切建立一个新框架并非是好主意”。

空军之所以对改革如此排斥，皆因在其看来战区改革“百害而无一利”。若战区改革落地，首当其冲的是空军的作战资产将被完全稀释。目前，空军既有战机正加速老化退役，而新型战机因采购和交付拖延迟迟未能入伍，导致其仅余29个战机中队，远低于42个战机中队的应有规模。鉴此，空军认为战区改革将使印度硕果仅存的空中作战力量被不同战区“条块分割”，难以真正发挥其快速部署、灵活机动、集中打击的核心优势。此外，空军高层还多次强调，印度在2019年对巴境内巴拉科特空袭行动和2025年5月“朱砂行动”中的“成功”，已充分说明空军仅凭自身能力即可执行快速突袭和越境打击任务，战区改革不仅前景不明、耗时甚久，还将导致军内混乱，给敌人以可乘之机。

从实战层面上看，空军的担忧不无道理，但事实上空军对改革的最大隐忧在于独立指挥权的丧失。相比陆军和海军，印度空军规模小、人员少，对维持自身独立自主的地位更为敏感，不愿沦为其他军种的“附庸”。而此前拉瓦特在推动战区改革时，多次声称未来西部、东部等战区理应由陆军将领指挥，空军则应派军官作为助手协助陆军将领“补充空军知识”，这恰恰印证空军高层对陆军有意“吞并”空军的担忧。

乔汉上任后为消除空军顾虑，提出除海上战区指挥官将一直由海军将领担任外，西部、北部两大战区指挥官可由陆军和空军将领轮流担任，然而空军并不买账。他们认为只有牢牢把控作战指挥权，才能真正维持独立自主的地位。正如空军参谋长辛格所言，空军认为印度应在不扰乱现有架构的情况下加强联合作战。

三、“三军分立”下的“独立王国”

客观而言，印度的战区改革措施既适应自身安全需求，亦符合世界军事发展潮流的大方向，对推动印度军事现代化、提升印军战斗力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空军对战区改革的强烈抵触生动反映出印度推进改革不得不面对的一大顽疾，即尾大不掉的部门利益和根深蒂固的各军种间矛盾。

与“文官治军”一样，“三军分立”亦是印度自独立伊始便确立的基本军事原则，其目的在于让三军相互牵制，避免军内出现集中统一的领导权威，以防军人干政局面出现。具体到操作层面，印度独立后便废除了总司令一职，并在三军中各设一名参谋长行使军种首长职权。三名参谋长地位平等、互不统属，各自负责己方军种建设和战时指挥。各军种亦相互独立，在兵员招募、军事训练、军官晋升、后勤物流等方面具有高度自主权，并直接向国防部负责。

“三军分立”机制固然有其积极意义，但给印军带来的消极影响亦十分明显。数十年的独立发展使三军形成根深蒂固的部门利益，逐渐成为三个封闭排外的“独立王国”，各军种在考虑问题时往往从自身利益出发，严重缺乏全局意识和协同精神。同时，因印军长期以来资源有限，各军种倾向将彼此视为争夺兵源、资金、装备的对手，地盘意识极为浓厚。例如陆军和空军就曾多次针对“阿帕奇”直升机的分配问题相互攻讦，最终在国防部的介入下才达成妥协。此轮改革过程中空军对自身资产流失和其他军种介入自身事务的恐惧便根源于此。

除在军队建设和日常作训中抢地盘、争资源，在执行作战任务时，三军亦各行其是、缺乏协同配合。在1965年第二次印巴战争中，陆军在战前早已收到巴军正调动军队的情报，却未将此事通报空军。战争爆发后，陆军和空军亦各自为战，未能形成战斗合力。在1999年卡吉尔冲突中，陆军在冲突爆发伊始便向空军求援，希望其提供空中火力支援，但空军认为此举是为陆军“抬轿子”，断然拒绝，直至印度内阁直接发出空军参战的命令，其才投入战斗。以上事例在印度战史中可谓屡见不鲜。

莫迪政府大力倡导战区改革，正是希望改变三军长期以来的本位主义思想，推动其将国家和军队整体利益放在部门利益之上。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即便有政治领导层的强烈支持，但印度想在短期内改变三军数十年来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依旧是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能否破除三军之间的利益藩篱，将是决定印度此轮战区改革成败的关键。

作者简介：王瑟，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研究所副研究员。

本文转载自“世界知识”微信公众号2025年11月14日文章， 原标题为《王瑟：印度战区改革反复遇阻，折射内部深层矛盾》。本文原载于《世界知识》2025年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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