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中国推进转型：美太平洋陆军司令“失败的代价太大了”

作者：徐秉君（华语智库高级研究员、新华社瞭望智库特约军事观察员）

2025 年 9 月 9 日，HavocAI 的无人机船在珍珠港水域快速穿梭，作为陆军 xTech 实验的一部分。 Defense One / Jennifer Hlad

近日 ， 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罗纳德·克拉克将军在檀香山的AFCEA TechNet印太会议上发出警告： “ 在印太地区，陆军面临的最大风险是无所作为 。” 他说， 该司令部是 “ 陆军的创新试验场 ” ，持续转型势在必行。 并认为 ， “ 威慑是 印太战略的基石……失败的代价太大了……准备应对任何挑战。 ” 不仅揭示了美军对印太战略格局的焦虑，更标志着美国陆军正以中国为核心假想敌，加速推进冷战结束以来最深刻的军事转型。从多域任务部队的实战部署到人工智能与无人机系统的深度整合，从 “ 接触中的转型 ” 计划到零信任网络的构建，美国陆军试图通过技术革新与战略重构，在广袤的印太地区重塑 “ 可威慑、可打赢 ” 的军事优势。这场转型的本质，既是对中国 “ 反介入/区域拒止 ” （A2/AD）能力的针对性回应，也是美国维持全球霸权在军事层面的必然选择。

一、印太战略下的 “ 威胁感知 ” 与陆军定位重构

美国陆军的转型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嵌入美国 “ 印太战略 ” 全局的关键环节。面对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快速推进，美军传统的海空主导优势受到挑战，陆军被迫跳出 “ 陆地战 ” 思维定式，重新定义自身在 “ 海洋-岛屿 ” 战场环境中的角色。

然而，美 空军 曾一度认为 “ 必须以牺牲其他军种为代价发展  ” ， 这种以 牺牲陆军的言论，动摇了联合部队的基础 ， 并引起美陆军的强烈不满。因此，美陆军认为， 必须抵制单一形式力量的诱惑 ， 重构陆军定位。

从克拉克与前任司令查尔斯·弗林的表态中可以清晰看出，美军对中国的 “ 威胁感知 ” 已从单纯的军事能力对比，延伸至对区域秩序主导权的争夺。弗林直言： “ 本世纪将由美国和中国在亚洲的关系所定义 ” ，而中国在台湾海峡、南海等热点区域的军事存在，被视为对美国盟友体系与前沿部署的直接挑战。这种认知推动美国陆军从 “ 本土防御 ” 转向 “ 前沿威慑 ” ，其核心目标是破解中国的A2/AD战略——即通过陆基火力、分布式部署和多域协同，抵消中国在导弹、海军和网络战领域的优势。

值得注意的是，陆军转型的深层动因还包括对 “ 联合部队失衡 ” 的反思。弗林批评美军 “ 多年来在空中层和太空层投入过多 ” ，导致印太地区缺乏 “ 陆地收集层 ” ——即能够整合全域传感器、与盟友共享情报的地面网络。这种反思催生了陆军的 “ 多域战 ” 概念，试图通过多域任务部队（MDTF）将地面力量转化为 “ 联合部队的倍增器 ” ，而非传统意义上的 “ 辅助角色 ” 。例如， 部署在菲律宾的 “ 台风 ” 反舰导弹系统、澳大利亚的联合后勤枢纽，以及帕劳的爱国者导弹演习， 均体现了陆军从 “ 陆地防御 ” 向 “ 跨域打击 ” 的职能拓展。

美国陆军无人机系统操作员被分配到美国陆军太平洋第1多域任务部队，在菲律宾Magsaysay堡为Salaknib 25行动护送K1000无人机，2025年5月29日。 美国陆军 / 士官BRANDON ROLAND

二、 从 “ 接触中的转型 ” 到多域能力构建

美国陆军将技术创新视为转型的核心引擎，通过 “ 接触中的转型 ” 计划加速试验与列装前沿技术，重点突破人工智能、无人系统、网络安全等领域，试图以 “ 技术代差 ” 维持对华军事优势。克拉克强调，太平洋陆军是 “ 陆军的创新试验场 ” ，而 “ 快速失败、快速迭代 ” 是技术研发的指导原则。这一理念体现在两大层面：

一是 无人系统与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 《 国防一号》网站报道中 多次提及无人机在演习中的应用（如Salaknib 25行动中的K1000无人机），以及 “ 拥抱人工智能以缩短工作流程 ” 的实践。陆军正测试基于AI的目标识别与火力分配系统，试图将传感器到射手的杀伤链时间压缩至 “ 分钟级 ” 。此外，无人船、新型登陆艇的试训（如2025年9月的 “ 无人机船试训 ” ），标志着陆军正突破传统作战域限制，向 “ 陆海空天网 ” 全域无人化迈进。

二是 网络安全与零信任架构： 克拉克指出，陆军正推动 “ 基于零信任原则的统一网络 ” 建设，这一网络旨在抵御中国的网络攻击，确保分布式部队的通信安全。零信任架构要求 “ 永不信任、始终验证 ” ，通过加密技术与动态身份认证，防止关键数据被窃取或篡改——这对于分散部署在岛屿、丛林等复杂环境中的部队尤为重要。

技术试验的 “ 实战化 ” 特征同样显著。例如，原计划在TechNet会议期间进行的无人机飞越演示因 “ 嗡嗡声吓到观众 ” 而取消，这一细节既反映了技术应用的仓促性，也暗示了陆军急于将实验室成果转化为战场能力的迫切心态。此外，多域任务部队（MDTF）的组建是技术整合的典型案例：该部队整合了远程精确火力营、防空导弹营、网络与信息战单位，能够发射高超音速导弹、协调空中打击，并通过AI驱动的指挥系统实现跨域协同。弗林称其为 “ 改变游戏规则 ” 的力量，认为这类部队 “ 不是为了寻找、固定和消灭分布式、分散、移动和可重新加载的陆地力量而设计的 ” ，暗指其针对中国A2/AD体系的 “ 非对称优势 ” 。

2025 年 6 月 19 日，在菲律宾举行的 Salaknib 25 演习中，美国陆军第 25 步兵师的士兵在丛林学校穿越森林地形。 美国陆军 / 军士 Dominick Smith

三、威慑与联盟：从 “ 枢纽-辐条 ” 到 “ 全域伙伴网络 ”

美国陆军转型并非 “ 单打独斗 ” ，而是与盟友体系深度绑定，通过强化 “ 枢纽-辐条 ” 式安全架构，构建以地面力量为核心的 “ 全域伙伴网络 ” ，试图以 “ 集体安全 ” 对冲中国的区域影响力。

克拉克与弗林均强调， “ 威慑不能仅靠海上或空中系统 ” ，而需依托 “ 可见且持久的地面存在 ” 。这种存在通过两种路径实现：

一是 前沿部署与 “ 动态武力运用 ” ： 自2021年以来，陆军大幅增加在印太地区的临时部署与实弹演习，如在菲律宾、澳大利亚、帕劳的导弹试射，以及多国联合后勤演习。这种 “ 分布式部署 ” 策略既避免了集中驻军引发的政治敏感，又能通过 “ 敏捷作战部署 ” （ACE）快速响应危机。例如，部署在菲律宾的 “ 台风 ” 反舰导弹系统直接针对南海航道，而澳大利亚的预置库存则为 “ 印太战时后勤 ” 提供支撑。

二是 盟友军事能力的 “ 一体化 ” ： 美国 印太地区盟友的陆军规模普遍庞大（如菲律宾陆军有12个师，数量超过美国），且正推进联合指挥机构建设。美国通过 “ 联合训练-装备援助-情报共享 ” 的模式，将盟友地面力量纳入自身作战体系。例如，与日本、韩国的一体化防空反导系统（IAMD），与澳大利亚的 “ 多域战演习 ” ，以及与印度的山地作战协同，均旨在构建 “ 对华包围圈 ” 。

然而，这种联盟体系也面临隐忧。一方面，盟友对美国的 “ 战略可靠性 ” 存疑 。 例如，菲律宾国内对美军基地的反对声音、韩国在中美间的 “ 战略摇摆 ” ，可能削弱 其 前沿部署的可持续性；另一方面，盟友间的矛盾（如日韩历史问题、印巴冲突）可能导致 “ 网络碎片化 ” 。弗林承认，陆军需 “ 通过持续存在和合作建立通道 ” ，但这一过程 “ 需要数十年而非数年 ” 。

美 空军在太平洋地区首次推出无人货运飞行 。 Joby 航空公司的塞斯纳 208B 格兰德卡 avan 在 2025 年 7 月 29 日于夏威夷珍珠港-希卡姆联合基地自主降落，期间正值决心力量太平洋演习。 美国空军 / 马修·克劳斯

四、挑战与争议：战略透支、技术风险与认知误区

尽管美军对转型充满信心，但 也 面临的结构性挑战 。 如 战略资源的过度分散、技术整合的现实瓶颈 、 以及对 “ 陆权价值 ” 的认知偏差，可能使 “ 失败的代价 ” 从警告变为现实。

首先，战略资源的 “ 双线困境 ” 。 美军同时应对欧洲（俄乌冲突）、中东（伊朗威胁）和印太（中国）三大方向，导致陆军兵力与装备捉襟见肘。例如，多域任务部队的扩编（计划2025年增至4个营）面临人员短缺，而 “ 远程精确火力 ” （LRPF）等关键装备的采购量仅为中国同类导弹的1/5（弗林语）。这种 “ 全球布势 ” 与 “ 区域聚焦 ” 的矛盾，可能使转型沦为 “ 纸面计划 ” 。

其次，技术整合的 “ 碎片化风险 ” 。 陆军的 “ 零信任网络 ”“ AI指挥系统 ”“ 无人蜂群 ” 等项目分属不同部门，缺乏统一标准，可能导致 “ 系统不兼容 ” 。例如，无人机与地面传感器的数据共享延迟、AI目标识别的误判风险（如2025年演习中无人机 “ 吓到观众 ” 的意外），均暴露了技术应用的 “ 实战化鸿沟 ” 。此外，过度依赖技术可能削弱士兵的 “ 战场直觉 ” ，而中国在 “ 非对称技术 ” （如电子战、反卫星）上的进步，可能使美军的 “ 技术代差 ” 优势快速缩小。

最后，对 “ 陆权价值 ” 的认知偏差。 弗林等将领强调 “ 陆军是威慑核心 ” ，但印太地区的地理特性（海洋占比70%）决定了海空力量仍是主导。陆军试图通过 “ 陆基反舰导弹 ”“ 分布式火力 ” 争夺 “ 制海权 ” ，但这种 “ 以陆制海 ” 模式需依赖前沿基地，而中国的 “ 区域拒止 ” 能力恰恰以打击基地为核心。例如，部署在菲律宾的导弹系统若被中国导弹摧毁，反而可能引发 “ 盟友恐慌 ” ，削弱威慑效果。

结论 ：

美国太平洋陆军的转型，本质上是冷战后 “ 大国竞争 ” 回归的产物——以中国为假想敌，通过技术驱动与联盟整合，重构陆军在印太的 “ 战略相关性 ” 。克拉克的 “ 失败代价太大 ” ，既是对美军 “ 能力滞后 ” 的焦虑，也是对 “ 霸权衰落 ” 的恐惧。 然而，转型的成效取决于三大变量： 技术整合能否突破瓶颈、盟友体系能否凝聚共识、战略资源能否避免透支。

从历史经验看，军事转型往往 “ 理想丰满，现实骨感 ” 。美军在越南战争中的 “ 机动战革命 ” 、冷战后期的 “ 空地一体战 ” 均曾面临类似困境。当前，中国的 “ 非对称反制 ” （如A2/AD、网络战）与 “ 和平发展 ” 的战略模糊性，可能使美军陷入 “ 过度军事化 ” 的陷阱——即投入海量资源却无法转化为实际威慑，反而加剧区域紧张。

最终， “ 失败的代价 ” 是否会成为现实，不仅取决于美军的转型速度，更取决于其能否跳出 “ 零和博弈 ” 的思维定式。在全球化深度融合的今天， 试图通过军事优势维持霸权，或许才是 “ 最大的战略失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