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当年给四万万中国人管钱的“财神爷”孔祥熙,在他最风光的时候,其实兜比脸都干净。
他手里攥着的,是一整个国家的账本,可账本上除了天文数字般的赤字,就只剩下印钞机滚出来的纸。
故事得从1937年之前说起。
那会儿的南京城,还是一派新气象,人称“黄金十年”。
孔祥熙西装革履,顶着耶鲁大学经济学博士的光环,大刀阔斧地搞改革。
他最得意的一笔,是1935年推出的“法币”。
这玩意儿厉害在哪?
就是把以前各省、各银行乱七八糟的钞票、银元宝统统作废,全国上下只认政府发行的这一种钱。
这在当时看,绝对是跟国际接轨的大手笔,感觉一个现代化的财政体系就要建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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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他又取消了各地乱七八糟的过路费(厘金),整顿税收,甚至还超前地搞起了所得税。
一切看起来,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可问题是,这套漂亮的制度,根本就是个空架子。
南京政府的命令,能管到的地方,也就长江中下游那一小块富裕地区。
出了这地界,往西、往北走,那些手握兵权的地方大佬们,嘴上喊着拥护中央,背地里该收的税一分不少地往自己口袋里装。
中央的税收,说白了就指着上海、广州这几个沿海大城市的关税活着,这一项就占了财政收入的一大半。
整个国家的钱袋子,就这么悬在海边上,风一吹就可能破。
1937年,风真的来了,而且是炮弹裹着来的。
日本人从北边打到南边,上海丢了,广州也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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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下,等于直接把国民政府的钱袋子给捅了个大窟窿。
关税、盐税,这些以前哗哗流进国库的钱,全没了。
政府一路西迁到了重庆,孔祥熙坐下来一算账,头都大了:收入来源断了,可前线几百万军队的军饷、武器、吃喝拉撒,哪一样都不能停,开销一天比一天大。
摆在孔祥西面前的路,掰着手指头都能数过来:要么加税,要么发行公债让老百姓买,要么找外国人借钱,再不行,就只能自己印钱了。
先说加税。
这事根本行不通。
大后方本来就穷,四川、云南、贵州这些地方,土地贫瘠不说,地方势力根深蒂固,中央派去的税务官,连村口都进不去,还想收到税?
更别提那些城里的商人了,做假账、藏收入,一个个都是逃税的好手。
孔祥熙寄予厚望的所得税,喊了半天,到1945年收上来的钱还不到政府总开支的零头,跟没有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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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不上来,钱从哪儿出?
最后担子全压在了最老实、也最没法反抗的人身上。
对农民,就搞“田赋征实”,不要你钱了,直接上门收粮食。
对拿死工资的公务员、老师、军官,就让他们眼睁睁看着手里的法币一天比一天不值钱,等于变相把他们的财富抢走了。
当时社会上怨声载道,都说这是“富人发国难财,穷人给国家当柴烧”。
加税走不通,孔祥熙就琢磨着发公债。
抗战刚开始那会儿,大家爱国热情高,觉得为国家出点钱是应该的,“救国公债”一发行,确实有不少人掏腰包。
可仗打得越来越久,物价涨得越来越离谱,老百姓自己吃饭都成问题了,谁还拿真金白银去换一张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兑现的纸?
更乱的是,不止中央在发债,各省也自己印自己的“省债”,五花八门,都是为了填自己地方的窟窿,把整个债券市场搞得一塌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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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39年,孔祥熙自己都承认,靠发债筹钱这条路已经堵死了。
国内指望不上,那就只能把目光投向国外了。
这块业务,主要是宋子文在跑。
可那会儿,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美国人、英国人都在观望,他们更看重欧洲的战事。
美国给英国的援助,动不动就是几十亿美元,可给中国呢,抠抠搜搜地挤出来几千万美元,跟庞大的战争开销比,连塞牙缝都不够。
后来到了1942年,美国总算大方了一回,给了5亿美元的借款,可这笔钱怎么用,中美双方又吵得不可开交。
美国人想用这钱在中国卖黄金,把物价稳住,可黄金运到中国比登天还难,最后真正落到实处的没多少。
远水,终究解不了近渴。
加税、发债、借钱,三条路全被堵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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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祥熙和整个重庆政府,被逼到了墙角。
他们只剩下最后一张牌,一张他们明知道有毒的牌——开动印钞机。
从那一刻起,重庆、桂林等地的印钞厂,就成了维持这场战争唯一的心脏,机器昼夜不停地轰鸣。
法币的发行量,像脱了缰的野马。
1937年全国流通的法币总共才14亿,到了1945年抗战胜利,这个数字变成了超过5569亿,八年时间翻了将近400倍。
这还只是账面上的,算上各种地方滥发的纸币,市场上的钱早就泛滥成灾了。
数字是抽象的,但老百姓的感受是具体的。
今天发了工资,赶紧跑去米店,因为明天可能就只能买到半袋米了。
大学教授的薪水,到最后连买几根油条都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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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线的士兵在流血牺牲,他们在后方的家属却可能因为买不起粮食而活活饿死。
整个社会的信用体系、经济秩序,全被这疯狂的通货膨胀给冲垮了。
这已经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它让所有人都看清了一件事:这个政府,它既没本事从有钱人那里收到税,也管不住那些拥兵自重的地方军阀,更没能力争取到足够的外援。
它唯一能做的,就是通过印钞这种最粗暴的方式,从最底层的民众身上,刮走他们最后一点活命钱。
1944年11月,在巨大的压力下,孔祥熙辞去了财政部长的职务,远赴美国。
他走后,印钞机并没有停下,反而转得更快了。
参考资料:
[美] 费正清,刘广京 编.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美] 柯博文(Parks M. Coble). 《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黄仁宇. 《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 九州出版社,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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