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起源何处：三星堆重大发现，难怪山东四川部分地名相同

有人发现三星堆那些巨眼面具时，心里就起了一个大问号：这面具的眼睛是外扩的，与河南洛阳二里头出土的青铜人头像，不正是一模一样的风格吗？两处相距一千多里，为何会撞风格，撞比例，撞制造工艺呢？夏朝究竟起源于何方？这才是我们最想搞明白的事。

那天，几名考古队员蹲在四川广汉的现场，大雨冲刷出了一块残缺的青铜樊纹。领队刘博士指着那条盘曲的伏羲纹，说：“这伏羲纹跟二里头那座宫殿残壁上的伏羲纹，完全吻合。”一名助手歪着头问：“博士，可真是从中原搬过去的？”刘博士摇头：“不好说。不过从铸模技术看，肯定有师承关系。”正因如此，二里头与三星堆两大遗址的“撞脸”现象才引发了学界热议。

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洛阳偃师，距今约3700年。它有大规模的宫殿建筑群、宫城，而且挖出的陶鬶、铜鼎，都透露出一个信息——这里是某个王朝的都城，史书上说的夏朝，很可能就在这片土地上完成了雏形。可问题来了，二里头人怎么跑去四川摆弄那些人面鸟身像，建起祭坛，又在蜀水边上挖掘巨大堆积？有学者就抛出一个设问：“三星堆的祭司，究竟是一路西迁的中原人，还是本地土著学成中原手艺？”而更多证据指向了前者。

某次发掘间隙，陈工背着工具箱来到三星堆北广场，指着一堆残片惊呼：“这手法，跟二里头的青铜匠，简直是一个师傅教出来的。”他一边捡起铜片，一边描述工艺：“铸型先印矩，后打磨，厚薄一致，纹路清晰，江河湖泊里都能看到相似的甲骨文拓片。”当时不少围观者都傻了眼——中原怎么把自己手艺搬到川西平原？或许，这得从古蜀族的一次大迁徙说起。

在距今大约三千年前，商朝统治日益强化，商王上演一出“贞卜断粮、连年重征”的戏码。在甲骨文里，频繁出现“贞蜀受年”“商王讨蜀”等字样：“贞者，卜问也，蜀者，族名也，受年者，纳贡也。”换句话说，蜀人在中原连年纳贡，有时明明颗粒无收，商王还是凭占卜说“蜀地收成好”，硬要吃干榨尽。敢不从，就有连番军伐。商末战乱，西逃成了唯一出路。

有个故事是这么说的：一队蜀族人翻越秦岭，丢下炊烟，走过寒谷，踏上巴山，一路上只剩下几张干硬的黍食。一名族长抱头痛哭：“我们在这里受够了，宁肯去流浪，也不想再给那边的商王做牺牲品。”就这样，古蜀族背井离乡，开始了漫长的西迁之旅。到了巴蜀平原，他们发现这儿山多水阔，鱼米之乡，便在此落脚。为了纪念故土，蜀人将中原的地名、山名一并带来。

你瞧，山东济宁汶上有座“蜀山湖”，名字里带着千里之外的“蜀”；青州古称“益都”，恰好对应四川的“益州”；还有那“岷山”，古籍里写作“蒙山”。《尚书》记：“蒙山在西南，有祠。”古音通假，岷即蒙。今天桂林还保留有“蒙山”，而四川却也有“岷山”。这些地名，正是古蜀族对中原故土的一次次无声呼唤。

不过，把蜀族和中原拉得太近，有人要问：他们落地生根后，不就成了本地人吗？为何三星堆遗址里，还要摆出大量带有明显中原符号的祭祀器物？答案在于同化，也在于记忆。三星堆文化里出现了枚青铜人头像，高高隆起的额头、外扩的眼睛、扭曲而华丽的耳朵——跟二里头的青铜人面像，只有一个微小的比例差距。正因为带有那段“中原记忆”，三星堆祭祀活动才如此独具一格。

再说夏朝的起源。咱们知道夏朝距今大约4000至4500年，传说大禹治水后建立夏都不过是传说，人们一直在追问：夏朝的发源地到底在河西走廊，还是在黄河中上游？其实，如果把视线放在古蜀族身上，就能发现很多蛛丝马迹。像颛顼，相传他在“蒙山”下建国，留下“蒙山祠”。古蜀族把“蒙山”带到四川，当它视为圣山；可谁又能真正肯定，颛顼的真实活动范围，是否就在中原蒙山一带？如果古蜀族世代崇拜颛顼，夏朝从颛顼到大禹的统治传承，很可能就是在这条迁徙线路上展开的。

也就是说，夏朝的文明核心，不是简单地局限在黄河流域，而是一个横跨中原到巴蜀的多元共同体。三星堆与二里头的碰撞，为我们呈现出了这样一幅画面——中原的祭祀仪仗流经长江上游，入川后与当地土著相融，孕育出一支独特的古蜀族群体，而他们又是连接三皇五帝传说与历史考古的一个关键环节。如此一来，夏朝究竟是起源于何方呢？或许答案，就藏在那一堆堆青铜残片里，在每一次发掘的铲土声中，慢慢清晰起来。

所以，当我们再提到蜀汉时，不妨多想想：当年刘备称帝的成都平原，究竟承载了怎样一段从中原到巴蜀的远古记忆？那些金面具、青铜人像、螭纹鼎器，都是时代的回声。夏朝的起源之谜，因为三星堆与二里头的对话，才有望拨开迷雾，照见一个更为宽阔、跨越千里的文明脉络。

参考资料： 信息来源：从二里头到三星堆——探秘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起源·新华社·2021-04-18 信息来源：四川何以为“蜀”·中国社会科学网·2023-0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