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出戴手铐的女遗骨，鉴定后确定，她就是中央苦苦寻找的人！

一九七五年，重庆的夏天很热。在歌乐山金刚坡，一位名叫赵炳贵的老农正在玉米地里干活。他的锄头忽然“当”的一声，碰到了地下的硬东西。

他停下来，以为是块大石头。他用手扒开泥土，想看看是什么。他没有挖多深，就看到了一个黑色的东西。他用锄头尖一撬，带出了一截骨头。这是一截人的骨头。更吓人的是，骨头上还套着一个生锈的铁环。

赵炳贵吓得坐在地上。他缓了缓神，继续用手刨。一副完整的人骨架子露了出来。这具骨架的姿势很奇怪，缩成一团。它的两只手腕被一副铁手铐锁在胸前。

村里人很快知道了这件事。他们报了警。重庆市公安局的人、法医和研究党史的专家都来到了现场。

天黑了，他们打开大灯，把玉米地照得很亮。法医戴着手套，蹲在骨架旁边。他们用小刷子，一点点清理上面的泥土。现场很安静。

法医检查了骨架。他们发现：

这些迹象说明，她不是病死的。她是被人用绳子一类的东西勒死的。在她死前，还有人用东西砸了她的头。

那副手铐也很有特点。它是铆钉钉死的，锁孔都锈住了。法医测量了手铐的内径，只有5.3厘米。这是给女人用的型号。

法医根据骨头和土壤的情况判断，这个人被埋在这里，大约有二十五年了。

二十五年，那正是一九四九年解放前后。歌乐山这个地方很特别。山的另一边，就是过去的渣滓洞和白公馆监狱。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重庆解放前三天，那里发生过一场大屠杀。

解放以后，我国政府清理了现场。工作人员找到了三百三十一具烈士的遗骸。可是，对照登记的被捕人员名单，还有一些人不见了。他们是牺牲了，还是失踪了？没有人知道他们的下落。

这具戴着手铐的女尸，会不会就是那些失踪的烈士之一？

这件事引起了市里的重视。当天晚上，重庆市公安局成立了一个专案组。因为是在七月二十三日发现的，这个组就叫“七·二三”专案组。他们的任务只有一个：搞清楚这具遗骨是谁。

这个任务非常困难。时间过去了二十五年，重庆的样子全变了。专案组从三个方面开始调查。

第一个方面是查档案。专案组的人去翻看一九四五年到一九五零年的户籍资料。他们想找到这五年里，在重庆周边失踪的、三十岁以下的女人。但是，那个年代的档案很不完整。很多资料在战争中被烧毁，或者丢失了。这条路没走通。

第二个方面是找证人。专案组找到了几位当年从渣滓洞、白公馆幸存下来的老同志。他们请这些老人来辨认。老人们看着那副骨架，努力回忆。但是，时间太久了，他们的记忆已经模糊。他们都难过地摇了摇头。这条路也走不通。

第三个方面是查物证。那副手铐是唯一的线索。专案组把手铐的样子画成图纸，送到了兵工档案馆。他们想查查这是哪个厂子造的，是什么型号。档案馆的人查了半个多月，也没有找到一样的型号。

调查工作就这样卡住了。

时间一天天过去。到了一九七六年春节前，案子还是没有一点进展。专案组的人都很着急。

这时候，有人推荐了一个人。他叫徐春生，是个老人。解放前，他曾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当过狱医。

专案组把徐春生请了过来。他很瘦，戴着老花镜。工作人员把那副手铐的图纸拿给他看。徐春生把图纸凑到灯光下，看了很久。

他忽然伸出手指，指着图纸上的一个地方。他问：“这个锁舌旁边，是不是有两个很小的字母，‘U’和‘S’？”

专案组的人一听，精神都来了。他们拿出高倍放大镜，对着那副生锈的实物手铐仔细看。果然，在厚厚的铁锈下面，隐隐约约能看到两个字母：U、S。

徐春生说：“没错了！这是‘美制32型’警用手铐。”

他解释说，这种手铐不是普通的刑具。当年，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从美国弄来一批，总共只有两百副。这些手铐全部交给了重庆的“特别庭”使用，专门用来对付他们认为的“要犯”。

专案组的人问：“老先生，您见过有谁用过这种手铐吗？”

徐春生摘下眼镜，想了一会儿。他开口了，声音有点抖：“我见过。我就见过一次。是戴在一个女同志身上。那些特务都喊她‘杨大小姐’。她的真名，好像叫杨汉秀。”

杨汉秀。这个名字一出来，专案组里研究党史的同志吃了一惊。

杨汉秀是谁？她是四川大军阀杨森的亲侄女。她出生在富贵人家，是真正的千金小姐。

但是，她看不惯家里的那些事。一九三八年，她一个人跑去了延安。她没有告诉别人自己的真实身份，化名叫“吴铭”，参加了革命。

一九四六年，战争到了关键时期。组织上找她谈话，交给她一个非常危险的任务：回四川去。利用她“杨大小姐”的身份，打入国民党上层，收集情报，做策反工作。她答应了。

她回到重庆，住进了杨森的公馆。她利用这个身份，做了很多重要的工作。

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七日，重庆的情况很紧张。杨汉秀因为叛徒出卖，在南岸的飞来寺被捕了。特务从她住的地方搜出了一部电台，还有一张画满标记的军事部署图。

人证物证都在。杨森知道这件事后，为了保全自己，下了一道密令，让“特别庭”秘密审讯，就地处决。

杨汉秀被关进了渣滓洞。特务劝她“悔过”，说只要她登报脱离组织，就能保她出去。杨汉 秀拒绝了。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天还没亮。几个特务冲进牢房，把杨汉秀拖了出去。他们怕开枪会惊动别人，就用一根绳子勒死了她。

她牺牲后，特务怕被人发现，连夜把她的遗体拉到歌乐山金刚坡，找了个废弃的碉堡，挖了个坑，草草埋了。

徐春生的证词，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所有的疑团。

专案组马上开始查阅旧的审讯记录。他们在一个发霉的柜子里，找到了一本一九五二年“肃特”运动时的记录。里面有一个叫张明选的老特务，被枪毙前交代过一件事。他说，他当年参与杀害了一个女同志，那个女的是杨森的亲戚。埋尸的地点，就是“歌乐山金刚坡一个废碉堡底下”。

地点对上了！

法医那边的鉴定也有了新发现。公安部的物证鉴定中心发来报告。他们从那副手铐的铆钉缝隙里，提取到了非常微量的组织痕迹。化验后，确定血型是AB型。

专案组赶紧去翻延安时期的党员档案。杨汉秀，化名吴铭，登记的血型：AB型。

血型也对上了！

专案组又把那具颅骨送到北京，请专家做“颅像重合”鉴定。专家们找到了杨汉秀生前唯一一张清晰的正面照片，和这颗头骨的影像进行重叠。

几天后，结果出来了：颅骨和照片的面部特征高度吻合。

就在所有证据都指向杨汉秀的时候，最关键的物证出现了。杨汉秀的女儿李继业，听说母亲的遗骨可能找到了，从外地赶了回来。她带来了一本母亲当年用过的笔记本。

李继业从笔记本的夹层里，抽出来一封信。信纸已经发黄变脆了。这是杨汉秀当年回四川时，组织上开的介绍信。信里写着：“兹有本党同志吴铭，受中央委派，特派回川开展上层统战工作……”

信的最后，有两个签名。一个是中央一位主要领导的签名。另一个是王维舟同志的签名。

专案组把这封信送到北京，请笔迹专家鉴定。结论是：字迹完全一致。

所有证据都齐全了。

一九七七年七月，四川省委和重庆市委向中央递交报告，请求追认杨汉 秀为革命烈士。中央办公厅很快发来批复：同意。

一九八零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为杨汉秀举行了一场葬礼。这场葬礼迟到了三十一年。杨汉秀的遗骨，覆盖着党旗，安放在灵柩中。

她的墓碑上，刻着：“杨汉秀烈士之墓（1913—1949）”。

那副锈迹斑斑的“美制32型”手铐，后来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收藏在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它无声地证明着那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