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害江姐的军统杀手，晚年没得到特赦，赌气引发血压高病逝

1949年11月的重庆白公馆，凉雾翻滚。两名看守隔着铁门低声嘀咕：“徐远举也要进来？”一句话里透出难以置信——几个星期前，这间牢房的钥匙还握在徐远举手里，如今形势倒了个个儿。

顺着这股寒意往前追，1914年，徐远举出生在湖北大冶。家贫、求学无门，他一心想着翻身。18岁那年，军统在武汉招人，他抱着“只要能出头，什么都行”的想法签下生死状。训练营里，搏击、爆破、射击一天不停，教官一句“特工只问结果不问对错”，深深印在他的脑子里。

同年入伍的沈醉会私下吐槽“这活儿太脏”，徐远举却只回一句：“命令就是命。”俩人性格自此分道。戴笠正需要这种“执行力”，于是屡屡给他挑最狠的活——抓人、审讯、处决，样样干得麻利。

1945年6月，抗战末期，戴笠把徐远举提到军统第三处副处长。这一回升职，也让他手里第一次握有独立的捕杀权。第二年，他又调去重庆绥署二处，专盯共产党地下组织。那座山城的夜色，本该灯火通明，却因为一次次突击搜捕变得鬼影幢幢。

据内部档案记载，仅1946年到1948年，他在川滇黔三省布下四十个秘密据点，抓捕名单长到足足七页。有意思的是，徐远举对数字十分执念，常在笔记本侧栏写下“任务完成率百分之一百”。

1949年秋，人民解放军逼近重庆。国民党高层尚在谈“和谈可能”，徐远举却已决定“清仓”。渣滓洞、白公馆的地下党员悉数列入死名单，江竹筠、杨虎城、小萝卜头等二百七十余人接连遇害。审讯记录里大多留白，只写一句“已处决”。

同年11月28日，枪声尚未散尽，徐远举换上便装坐飞机逃往昆明。他自认路线缜密，却没料到卢汉将军旋即宣布起义。12月4日凌晨，昆明市区灯火未熄，卢汉部队将徐远举从旅馆房间带走。

被押回重庆的第一晚，徐远举冲着看守吼：“我没罪！”看守只是冷冷回应：“牢房你挑的。”这种反差让他几乎崩溃。之后数年，思想改造一次次推开，他慢慢意识到自己曾亲手写下的“完成率”，其实对应的是一条条人命。

1956年，徐远举随其他战犯移送北京功德林管理所。那里管教制度更严格，却也提供了阅读与学习的机会。值得一提的是，他在自传里第一次写到“对死者家属愧疚”，但措辞仍显生硬。

1959年末，杜聿明、宋希濂等三十三名战犯获特赦。第二年，老同僚沈醉也走出高墙。消息传进功德林，徐远举怔了好几分钟，随后把报纸折得粉碎。据狱友回忆，他那天自言自语：“我比他们听话，凭什么落到今天？”

特赦名单一批批公示，却始终没有他的名字。官方给出的理由直白——血债太重，群众反应强烈。徐远举表面接受，心底却添了疙瘩。进入七十年代，他常被安排去清洁工地，因为效率低被批评数次。1973年12月，他在点名会上再次被点到“工作不合格”。

性格使然，他当晚便赌气冲了冷水澡，宣称“老子身子骨结实”。北方冬夜刺骨，他浑身战栗，凌晨开始高烧，血压陡升。值班医生劝其服药，他摆手拒绝：“没事，睡一觉就好。”三小时后突发脑溢血，抢救无效，终年五十九岁。

不难发现，他前半生把“服从”当成最高准则，后半生却因得不到“特赦”二字而心态失衡，最终付出生命代价。遗憾的是，渣滓洞墙外那些被他夺去的生命，再也无法开口说明真相；而徐远举的结局，也没能洗净他手上的血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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