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的重庆白公馆,凉雾翻滚。两名看守隔着铁门低声嘀咕:“徐远举也要进来?”一句话里透出难以置信——几个星期前,这间牢房的钥匙还握在徐远举手里,如今形势倒了个个儿。
顺着这股寒意往前追,1914年,徐远举出生在湖北大冶。家贫、求学无门,他一心想着翻身。18岁那年,军统在武汉招人,他抱着“只要能出头,什么都行”的想法签下生死状。训练营里,搏击、爆破、射击一天不停,教官一句“特工只问结果不问对错”,深深印在他的脑子里。
同年入伍的沈醉会私下吐槽“这活儿太脏”,徐远举却只回一句:“命令就是命。”俩人性格自此分道。戴笠正需要这种“执行力”,于是屡屡给他挑最狠的活——抓人、审讯、处决,样样干得麻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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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6月,抗战末期,戴笠把徐远举提到军统第三处副处长。这一回升职,也让他手里第一次握有独立的捕杀权。第二年,他又调去重庆绥署二处,专盯共产党地下组织。那座山城的夜色,本该灯火通明,却因为一次次突击搜捕变得鬼影幢幢。
据内部档案记载,仅1946年到1948年,他在川滇黔三省布下四十个秘密据点,抓捕名单长到足足七页。有意思的是,徐远举对数字十分执念,常在笔记本侧栏写下“任务完成率百分之一百”。
1949年秋,人民解放军逼近重庆。国民党高层尚在谈“和谈可能”,徐远举却已决定“清仓”。渣滓洞、白公馆的地下党员悉数列入死名单,江竹筠、杨虎城、小萝卜头等二百七十余人接连遇害。审讯记录里大多留白,只写一句“已处决”。
同年11月28日,枪声尚未散尽,徐远举换上便装坐飞机逃往昆明。他自认路线缜密,却没料到卢汉将军旋即宣布起义。12月4日凌晨,昆明市区灯火未熄,卢汉部队将徐远举从旅馆房间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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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押回重庆的第一晚,徐远举冲着看守吼:“我没罪!”看守只是冷冷回应:“牢房你挑的。”这种反差让他几乎崩溃。之后数年,思想改造一次次推开,他慢慢意识到自己曾亲手写下的“完成率”,其实对应的是一条条人命。
1956年,徐远举随其他战犯移送北京功德林管理所。那里管教制度更严格,却也提供了阅读与学习的机会。值得一提的是,他在自传里第一次写到“对死者家属愧疚”,但措辞仍显生硬。
1959年末,杜聿明、宋希濂等三十三名战犯获特赦。第二年,老同僚沈醉也走出高墙。消息传进功德林,徐远举怔了好几分钟,随后把报纸折得粉碎。据狱友回忆,他那天自言自语:“我比他们听话,凭什么落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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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赦名单一批批公示,却始终没有他的名字。官方给出的理由直白——血债太重,群众反应强烈。徐远举表面接受,心底却添了疙瘩。进入七十年代,他常被安排去清洁工地,因为效率低被批评数次。1973年12月,他在点名会上再次被点到“工作不合格”。
性格使然,他当晚便赌气冲了冷水澡,宣称“老子身子骨结实”。北方冬夜刺骨,他浑身战栗,凌晨开始高烧,血压陡升。值班医生劝其服药,他摆手拒绝:“没事,睡一觉就好。”三小时后突发脑溢血,抢救无效,终年五十九岁。
不难发现,他前半生把“服从”当成最高准则,后半生却因得不到“特赦”二字而心态失衡,最终付出生命代价。遗憾的是,渣滓洞墙外那些被他夺去的生命,再也无法开口说明真相;而徐远举的结局,也没能洗净他手上的血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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