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朱君友被押赴刑场，本已准备赴死，却发现特务朝自己眨眼！

1949年冬，毛人凤命各地特务机关，全面清理“政治犯”，不留生口。

一天傍晚，被关在渣滓洞的朱君友突然被提审。他知道，此去便未有归期。

可谁也没料到，途中出了变故。

车行至半山，一名特务悄悄解开他的绑绳，另一人轻轻拉住衣角，朝他拼命使眼色。

朱君友反应了一秒，扑通一声跳下车。夜色中，他一路翻沟越岭，逃进山林。

直到回家见到父亲，他才知道，那两个特务，是有人安排的。

豪门之后，黎明前夜

1917年，四川成都。正值清末民初乱局稍歇之际，西南各地巨族盘踞，财富与声望兼得者，屈指可数。而其中之一，便是朱家。

朱家发迹于煤炭贸易，买通盐道，拥资无数。

家族巨宅坐落城中南门，前后九进，围墙深筑，即便门匾上书“惟德是邻”，却早被百姓私下改唤作“朱半城”。因其家财之巨，占地之广，俨然自成一座小城。

朱家家主朱茂先，性情恬淡，雅好菊花。虽经营煤矿起家，却不喜奢华张扬，反重诗书传家。常年出资修桥铺路，捐款修学。

更令人津津乐道者，是朱家女眷，人人皆工书画，画坛有“朱氏七姊妹”之誉，堂妹朱佩君更是后来成都画院首任院长，名扬巴蜀。

在这样一个典型的“诗书富贵之家”，朱君友出生了。

自小，他便衣食无忧。家中用餐，碗盏皆为景德镇御窑，厅堂挂画多为名家手笔，朱君友一出生，便已跨进他人一生难企的门槛。

他的父亲对这个“六少爷”宠爱有加，不强求功名，也不强迫经商，只要安稳度日、莫惹是非，便可终生无忧。

但在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朱君友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1938年，抗战正酣，尚在中学的朱君友接触到了《新华日报》，心潮汹涌。

几次在成都街头看到宣传抗战的队伍，他不顾家人反对，加入了“成都大众抗敌宣传团”。

那一年，他21岁。身份特殊，出身显赫，却执意走向了“另一边”。

他的转变，是悄然的，却坚定得不可逆。

1946年，在四川大学法律系的他，接触了大量进步书籍，并与范朴斋、王于、张友渔等人建立联系。

1947年，在范朴斋介绍下，他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分配至成都第27区分部，主理财务，实为联络与掩护工作的核心人物。

这之后的几年，朱君友的生活，表面上仍是一位文质彬彬的富家子弟，实则早已在地下组织的调度中，周旋于特务、警察、同盟、党人之间。

他用家中资金资助革命，黄金、珠宝、私藏字画皆可变现。

有一次，范朴斋赴港组织民盟外联工作，临行前囊中羞涩，朱君友亲手交给他五两黄金、两只订婚戒指作盘缠。

甚至朱君友哥哥朱君昌，与张复初在成都合办建筑社，表面上是实业经营，实际上就是一处地下交通站。

大量秘密会议在社内召开，传单、文件由此中转。一部分民盟党费、地下党活动经费，皆由朱君友组织筹集。

但这种行为，引起了家中警觉。

父亲朱茂先一度震怒，认为其行径“有悖家教”，勒令其停止一切“非家族事务”，甚至断绝经济支持。

可他从未停下，他依然负责民盟的财务管理和资金的组织工作，而且每天晚上在家收听新华社广播和外台的华语广播，然后迅速整理成情报资料，于次日交给交通员送走。

到了1949年，国民党气数已尽，情报系统却变得愈发疯狂。

那年11月，某个寒冷的夜晚，他从南门玉带桥返回住处，不料碰上便衣特务设伏，搜身当场，从他身上搜出大量《新华日报》、传单与联络名单。

随即被押入玉带桥稽查处看守所。

军统很快介入。

审讯连夜开始。他身高一米八，身形挺拔，双手被反绑吊起，施以“鸭儿浮水”酷刑。

所谓“浮水”，是将人吊于窗框之上，仅足尖触地，数日不得休息，造成肌肉痉挛、循环障碍。

朱君友被的遍体伤痕，但他咬紧牙关，从未泄露一个名字。

军统内部档案中，记录对他评价只有四字：“态度顽固。”

这样的坚持，是出乎敌人预料的。

黑牢将启，生死未判

被转押至“将军衙门”特委会监狱那日，朱君友站在牢门前，知道自己这次是真的走到了尽头。

“将军衙门”，原为旧时军政机关驻地，被军统改作特务秘密监狱。关押者皆为地下党成员、民盟骨干与进步青年。

换言之：一旦进了这道门，多半是有来无回。

朱君友面色憔悴，神情却异常冷静。

日复一日的特务审讯、体罚、羞辱，早已让他的情绪磨去了尖角。

他对生死有了预感，也做了准备。但真正让他内心起波澜的，不是对死亡的惧意，而是与狱中同志们的相识。

那一批人，有的为革命奋斗了一辈子，有的是正在读书的学生、甚至也有自己的亲戚。

朱君友的上铺是徐孟生，年纪稍长，出身双流，是搞地下武装出身的老同志，因情报泄露被捕。

华西协合大学的学生毛英才，身材瘦小，是监狱里唯一的女性。

她脸上有一道擦伤，是特务审问时扇出来的。她很少说话，但目光坚定，没有吐露半个字。

余天觉是朱君友的川大同学，声音高亮，五音俱全。每天放风后，他总唱歌。

那歌声从院坝一角传到铁门后头，不知哪一晚开始，牢里人等着听他唱，鼓舞着大家的斗志。

还有吴惠安，人称“独腿将军”。右腿被打瘸了，走路一跛一瘸，拄着一根断木棍。

杨伯恺，是他最早的同志。早年就一同住在双栅子街，相识多年。如今被关在隔壁牢房，无法对话。放风时也只能远远点头、对望几秒。那点眼神交流，竟比语言更沉重。

王伯高，是他亲戚，曾在国民党军人邓和家中暂住。也是在一晚被悄然逮捕，连拖带拽带走。

再之后，是噩耗。

12月2日，省党部委员、四川省特委秘书长徐中齐，赴周迅予公馆见毛人凤，提出请示：“关押的这些人，如何处理？”

毛人凤，冷冷一句：“总裁八月便有指示。只要定性为共产党，一律处死，秘密执行。”

徐中齐再问：“何为定性？”

毛人凤答：“哪怕没有口供，只要情报显示有嫌疑，就够了。”

命令下得轻描淡写，却掀开了另一场浩劫。

12月4日，夜，军统内部会议上，一份三十六人名单被递交给毛人凤。这份名单中，三人在稽查处，三十三人，在将军衙门监狱。

名单上，一个个名字排列：杨伯恺、谷时逊、余天觉、王伯高、吴惠安、徐茂森、毛英才、张大成、朱君友……

毫无讨论，毛人凤提笔，在名单上批下：“一律枪决。”

当夜，被关押在稽查处的刘仲宣、云龙、彭代悌三人在王建墓前甬道被处死。

而12月7日，将是将军衙门全部“执行”的日子。

命悬一夜，突现转机

1949年12月6日，将军衙门的铁门吱呀开启。一

名特务点名：“朱君友——出来。”

朱君友神色未变，将那只陈旧的行李袋塞给上铺的徐孟生，说道：“东西我不带了，哪怕出去也用不上了。”

徐孟生明白，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行至过道，朱君友途经两间牢房。他刻意放慢脚步，朝里看了一眼。

昏黄灯光下，杨伯恺坐在角落，王伯高倚墙站着。

四目相接，没有言语。杨伯恺轻轻点了点头，嘴唇动了一下。

王伯高握了下铁栅，用力点了点头，没有说一句话。

出牢门后，寒风刺骨，夜色苍茫。朱君友已做好了心理准备：一旦上车，就再也没有下车的机会。

但等在门口的，却不是想象中的狱卒或枪手，而是两个西装笔挺的人。

他认得其中一人——杨夷甫，时任国民党四川省行辕的上校秘书，是妻子杨汇川的哥哥；另一人，名叫徐季达，是徐中齐的胞弟，后者正是四川省特委会的“话事人”，军统中人称“活靶子”，冷面无情、手段毒辣。

这两人为何深夜现身牢门外？朱君友不敢多问。

他甚至以为他们是来“送行”的，只是例行公事中最后一点体面。

他低头致意，眼中无喜无悲。

没人告诉他——12月7日，才是正式的处决日。而他，是被特意提前一天“带走”的。

原来就在他被捕后的第二周，朱家父亲朱茂先得知儿子下落。

这位一生重名望、讲规矩的士绅，在得知儿子入狱的消息后四下奔走，最终求到了杨家——也就是女婿的岳家。

妻子杨汇川痛哭求兄，表示愿典当所有嫁妆也要保住丈夫性命。

杨夷甫此人虽仕途清冷，但念及家族旧谊，又自觉军统凶狠过头，最终点头答应。

杨家出面斡旋，朱家出手更快。

十根金条，分批送至特委会两路系统：一是经由杨夷甫面呈行辕系统，再由军统方面的徐季达转呈兄长徐中齐；另一是下到行刑执行层级，确保“押送途中”不出岔子。

原本朱君友父亲打算将其余人也都救下，但无奈难度实在太大，只能先保全一人。

12月6日深夜，朱君友被两名特务押上囚车。

车驶离监狱，穿过西郊小路，山风吹得车帘翻卷。他感到车速忽快忽慢，似乎并未直接驶向抚琴台那条熟悉的“甬道”。

忽然，坐在副驾的特务咳了一声，向后一瞥。

车内押解他的那名年轻特务起身，忽然俯身拉开他手腕上的绳扣，同时另一人回头做了一个眼神。

不到一秒钟，朱君友反应过来。他不记得怎么从车上跳下，也不记得脚是怎么落地的。

他一路奔逃，直到再也听不到引擎声，才瘫倒在地。

他不知道自己逃了多久，直到清晨，他出现在城郊一个做木材的作坊门口，整个人像是从土里刨出来的。

老板认得他父亲，不敢怠慢，立刻安排人送他藏匿。

几天后，他才知道真相。

12月7日凌晨三时，军统正式执行“清洗”计划。

将军衙门关押的32人，被逐一押至抚琴台西侧山道，分批行刑。

朱君友的名字，原本列在那一纸“执行清单”第33位。

那天之后，王伯高、杨伯恺、吴惠安、毛英才……这一批曾与朱君友并肩受难的同志，一个不剩。

成都“十二桥惨案”

1949年12月7日，成都阴雨未歇，风吹檐瓦如啼。

入夜后，稽查处中队长唐体尧带着16名特务进入监区。他们拎着粗麻绳与白布，分头行动。牢门一间一间打开，每次由两名特务挟出一人。

过厅处，一名记录员手持名单，按名核对。

特务熟练地操作：先反绑双手，再向口中塞入一团棉花，塞紧，令其发不出声音，最后用白布蒙住眼睛。

每完成一人，便押出走廊。有人试图挣扎，却被按倒捆绑；有人明知无望，也只是平静站着。脸上的血迹、伤痕与污泥早已掩不住骨子里的沉稳。

这些人，大多数是书生模样，却练出了比军人更坚硬的意志。

为了规避抵抗，特务口中依旧重复那句惯用说辞：“只是转移，去安全地方。”

但眼神早已出卖他们。他们心知，对方心知。

衣物，是第二层罪恶。许多特务见有志士穿着新衣、厚衣，竟趁着捆绑时，直接剥衣、脱鞋，私吞私藏。有些革命者被剥得只剩内衫，仍然咬牙不发一言。

最后被提出牢门的，是毛英才。

她年仅21岁，是华西协合大学学生，也是这批政治犯中唯一的女性。

她穿着那件红色大衣，特务盯了许久，终于伸手强夺。她不肯脱，挣扎中衣扣撕裂。

有人恶狠狠地扇了她一耳光，将她打昏，才得以捆绑。

凌晨一时，两辆黑色囚车启动。

发动机轰鸣，车速奇快，载着这32名革命者驶出将军衙门大门，朝着西郊十二桥驶去。

途中风雨交加，街道空旷，几无行人。

抵达处决点时，已有防空壕清理完毕，军统设置了“降噪策略”——每执行一次枪决，便命司机猛踩油门，让汽车引擎声掩盖枪响。

执行开始前，特务逐一将“犯人”拖下车。

毛英才是第一个。

她的鞋在半路被拖掉一只，赤脚落地。被两人架着强行跑向壕边。

她还在挣扎，但很快失去了意识，几乎是被拖行着移动。

余下的人，一个接一个地走向死亡。

有人挣脱了嘴中棉花，大喊：“共产党万岁！”有人在生命最后一刻冲特务呐喊：“你们的末日到了！”

有人只笑，没再多说一句。

杨伯恺，在同伴问“今晚我们完了吗”时，只是轻轻点头。

他与于渊是一起被处决的，两人刚下车，便高喊：“我们的死期就是你们的末日！”“你们只有无耻地在夜间屠杀。”

最后的十几枪，已经听不出方向。有的近，有的远，有的刺刀直接补杀。

尸体被草草掩埋，薄土覆盖。土下是血水，雨一浇，变成了泥潭。

十二桥大屠杀结束不到二十日，12月27日，成都宣告解放。

次年初春，地下党与军管会根据情报，挖出了所有的烈士遗骸，合计共36人。

他们被统一安葬于十二桥烈士墓，立碑，铭名。

朱君友知道，若非那一夜的“变故”，他本应是名单上第33人。

此后，他的家中厅堂，逐渐增多了一些烈士旧友的画像。

他常去烈士墓，一次不落地念每一个名字，然后抬头望天，默默许愿。

朱君友每每想起当时共患难的烈士们总是潸然泪下：

“我虽然活了下来，但那么多同志都牺牲了，还是于心难忘啊。”

岁月更替，如今的十二桥，柏树郁郁，碑石森然。

每年清明，总有青年学子排队来此，一遍遍地朗读那块纪念碑上镌刻的烈士姓名。

英烈们一同见证了那个年代的黑暗，也用不同方式，将希望交付给后人。

他们走过的路，正是如今我们站立的地方。

参考资料：

朱君友：“十二桥惨案”的唯一幸存者 杨代欣 杨代云
成都“十二桥惨案”始末 黄子凡 陈守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