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一斩定辽东，袁崇焕杀毛文龙的背后是忠诚底色还是政治博弈

崇祯初年，辽东战场始终是明朝防御痛点，但不得不说是，明军在女真作战中始终都处于不利的态势，基本上是屡战屡败，辽东防线几乎是摇摇欲坠。而在当时，唯一能保持对女真有胜绩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时任兵部尚书兼蓟辽督师的袁崇焕，一个是左军都督府左都督毛文龙。让人预料的不到的是，二人将领的矛盾逐渐激化，最终演变为袁崇焕以 “十二条罪状” 为由，在双岛斩杀毛文龙的历史事件。这一事件不仅改变了辽东战场的力量格局，更成为后世争议不休的历史谜题。

首先必须指出的是，毛文龙是隶属于山东管辖的，不是袁崇焕的部属，而且毛文龙是一品大员，袁崇焕仅仅二品，袁崇焕是没有权利杀毛文龙的，虽然他有尚方宝剑，但实际上只有皇帝才有权利，锦衣卫也没有权利。

袁崇焕杀毛文龙不太可能是出于忠诚这么做，出于忠诚的话应该提前向崇祯申请，或者将毛文龙进京三司会审定功过，而且连他自己都知道不符合大明的程序，要瞒着崇祯的。甚至利用了崇祯的信任通过禁海改饷道把毛文龙逼入了死路。可无论从哪个方面看，他都有时间，有渠道，有责任和崇祯说明情况的。

袁崇焕在没有请旨和确凿的证据的情况下私自斩杀毛文龙其中充满了权力博弈，这里面也体现袁崇焕个人性格缺陷以及明末政治环境。

袁崇焕与毛文龙的核心矛盾，首先源于对辽东抗金战略的根本分歧。袁崇焕督师辽东后，提出 “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 的战略构想，主张集中兵力、巩固防线，通过构建 “关宁锦防线” 形成对后金的正面防御体系。而毛文龙的战略策略是以 “海岛牵制” 为核心，他当时驻守的东江镇（今朝鲜半岛西部海域），虽地处后金后方，却长期处于相对独立的状态，其战略定位与袁崇焕的 “集中御敌” 思路产生了直接冲突。

毛文龙当时他利用海岛地形的优势，多次率军袭扰后金后方，毛文龙希望通过不断袭扰后金的粮道、城池，迫使后金分兵防守，从而减轻正面战场的压力。这种战略在天启年间确实有用，但到了崇祯初年，随着后金实力的增强，毛文龙就难以对后金形成实质性威胁，反而因长期索要军饷，成为明朝财政的负担。

袁崇焕对毛文龙的战略早已不满。在他看来，东江镇的 “牵制” 已形同虚设，不过是空耗钱粮，并且毛文龙多次拒绝他本人的调遣，甚至存在 “与后金私下通好” 的嫌疑，更关键的是，袁崇焕认为，毛文龙的独立状态严重破坏了辽东战场的统一指挥体系，此时的关宁集团已经军阀化，养寇自重，擅长卖客军，打压、反对一切非关宁集团军的外来人员。而毛文龙恰恰跟关宁不是一伙的。在这种情况下，袁崇焕只能处死毛文龙，并将毛文龙的部队吞下去。在袁崇焕看来，这是他试图整合辽东军事资源、实现统一指挥的极端手段。也是清除毛文龙的 “海岛牵制” 路线的手段。

明末的军事体系已经坍塌，面对后金的强大压力，前线将领又需要足够的自主权才能灵活作战。而朝廷又不愿意放权，因此这种矛盾在袁崇焕与毛文龙的关系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毛文龙此时正因东江饷案与朝廷闹得不可开交，朝廷甚至有东江撤镇的提案。对此，袁崇焕意思是东江军核实兵额，整军改造，移镇辽南，并派驻道员管理军政事务。对此毛文龙自然不答应，此时毛文龙在山高皇帝远的东江形同割据。官员的任免，几乎都由毛文龙一人决定，形成了事实上的 “地方军阀” 势力。袁崇焕这一系列措施对毛文龙是极大伤害，所以遭到毛文龙百般抵制。这个矛盾是不可调和的。

毛文龙对朝廷权威的挑战并非个例，当时由于朝廷财政枯竭、军事废弛，地方将领逐渐掌握了更多的实权，毛文龙的东江镇更是如此 ——他率领的军队多为自己招募的流民、降兵，对毛文龙的个人忠诚度远高于对朝廷的忠诚度。

袁崇焕斩杀毛文龙，也是对明末 “军阀化” 趋势的一次强力遏制。他以 “尚方宝剑” 为依据，斩杀毛文龙，本质上是通过 “杀鸡儆猴” 的方式，确立自己的督师权威，遏制地方将领的 “军阀化” 倾向，试图重建辽东战场的统一指挥体系。

袁崇焕这个人的性格，优点是有担当，做事有价值见解，有见解就说出来，而且执行力非常强。这也是为什么王在晋、孙承宗、阎鸣泰这几个人彼此关系非常差，但是都特别器重他的原因。谁都想要自己的下级又能干又担当。但也就此养成了袁崇焕狂妄自大的性格，其性格中的 “刚愎自用” 与 “急于求成”，在处理与毛文龙的关系时表现得尤为明显。

袁崇焕自始至终对自己的战略构想有着极强的自信。在他看来，自己的战略是抵御后金的唯一正确路线，任何反对或质疑都被视为 “阻碍抗金大业”。这种自信逐渐演变为 “刚愎自用”—— 他不屑于与毛文龙进行耐心沟通，更不愿对自己的战略进行调整，不愿意和文龙进行沟通。而是试图以强硬手段迫使毛文龙屈服。

毛文龙的性格则以 “固执己见” 与 “居功自傲” 为特点。他自认为在东江镇 “苦守十余年”，立下了 “牵制后金” 的大功，面对袁崇焕的调遣，毛文龙多次以 “东江镇特殊” 为由拒绝配合，甚至公开质疑袁崇焕的战略。二人的脾气差不多，由此不仅加剧了双方的矛盾，更让袁崇焕认为毛文龙 “有意抗命”，必须予以严惩。

崇祯二年六月，袁崇焕以 “阅兵” 为名，邀请毛文龙前往双岛会面。在会面中，袁崇焕先是试图劝说毛文龙服从调度，但毛文龙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不愿放弃对东江镇的控制权。在这种情况下，袁崇焕便拿出 “十二条罪状”，以 “尚方宝剑” 为由，当场斩杀毛文龙，实际上，袁崇焕完全可以解除其兵权押送北京处理，而毛文龙如果暂时妥协也许能够活命，正是二人强硬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当然，袁崇焕斩杀毛文龙除了个人矛盾之外，也是由于明末政治腐败、财政危机等时代问题的集中体现。明末的政治腐败导致朝廷对前线将领的监督与信任失衡。东林党与阉党的党争尚未平息，官员之间相互倾轧、猜忌成风。袁崇焕与毛文龙分属不同的政治集团，这种政治上的分裂，也让袁崇焕难以通过 “和平手段” 解决与毛文龙的矛盾，只能选择 “快刀斩乱麻” 的极端方式。也是袁崇焕在 “军事制度崩溃” 的困境中，试图以极端手段重建军事秩序的无奈之举。

袁崇焕斩杀毛文龙后，使得辽东战场的格局迅速恶化，东江镇因群龙无首陷入混乱，再无人能统一关外的汉人力量。尤其是东江军，被明朝惯用的制衡之策分割成几部分，无人能将其统一成一股力量，关宁军也丧失了其给后金在后方威胁的作用。

东江军中的优秀者，也开始各奔前程。比如孔有德，他认为毛文龙“无罪横受屠酷”，感到非常寒心，和耿仲明一起脱离了东江军，投奔到山东登莱巡抚孙元化麾下当参将。但因军纪不严导致军队哗变。孔有德随后回军登州造反，明朝聚天下之兵而围攻登州，一年之后孔有德、耿仲明率万人只得投降后金，他们还带去了后金最急需的火炮和舰队!

不久后，后金军队绕过 “关宁锦防线”，突袭北京，酿成 “己巳之变”，袁崇焕也因 “通敌叛国” 的罪名被凌迟处死。

当一个国家所谓的忠臣良将，把个人和党争利益凌驾于国家之上，就会有更多的人遭受迫害，甚至从友变敌、从敌变友，也能理解为什么洪承畴等人会降清，实在是心如死灰、失望透顶了。毛文龙的死，是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在评价他时，不好说忠奸对错，只能说时事造实史，史实和实史毕竟不同。

袁崇焕于崇祯二年六月份杀毛文龙，自己活到崇祯三年八月，仅比毛文龙多活了一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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