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承畴是如何从明朝降臣变成清朝开国功臣的

一、洪承畴初降未获清太宗信任

洪承畴本是明之重臣，崇祯帝视其为攘外安内的干城，如今背明降清，这在明清恶战双方都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明廷初以为洪承畴已尽臣节、殉社稷，拟予祭十六坛，建祠以祀，崇祯帝并欲亲临祭奠，以昭忠烈，闻其降清乃止，于是物议沸腾，终明之世而未稍戢，入清后亦然。

清太宗重视洪承畴之降，而清将对优渥厚待洪承畴却大不以为然，甚而反感。昭梿《啸亭杂录》卷1《用洪文襄》条云：“松山既破，擒洪文襄归。洪感明帝之遇，誓死不屈，日夜蓬头跣足，骂詈不休，文皇（皇太极）命文臣劝勉，洪不答一语。上乃亲至洪馆，解貂裘与之服，徐曰：‘先生得无冷乎？’洪茫然视上久之，叹曰：‘真命世之主也！’因叩头请降。上大悦，即日赏赉无算，陈百戏以作贺。诸将皆不悦，曰：‘洪承畴一羁囚，上何待之重也？’上曰：‘吾侪所以栉风沐雨者，究欲何为？’众曰：‘欲得中原耳！’上笑曰：‘譬诸行者，君等皆瞽目，今获一引路者，吾安得不乐也’，众乃服”。

《清史稿》卷237《洪承畴传》所载，又有范文程劝降，云：

“上（皇太极）欲收承畴为用，命范文程谕降。承畴方科跣谩骂。文程徐与语，泛及古今事，梁间尘偶落，著承畴衣，承畴拂之去。文程遽归，告上曰：‘承畴必不死，惜其衣，况其身乎？’”

以上两段引文，记洪承畴被俘之初对清的态度各有不同，《啸亭杂录》说：“洪感明帝之遇，誓死不屈。”《清吏稿》称：“承畴必不死”，而均载其“骂詈不休”。之所以要指明这一点，是因为洪承畴初降未获清太宗信任的原因实由于此。 洪承畴于崇德七年二月降清，四月，在大凌河城战败降清的原明副将张存仁上书皇太极说：“洪承畴幸得生，必思效用于我国，似不宜久加拘禁，应速令剃发，酌加任用”。

由此可知，洪承畴虽已降（否则谈不到“酌加任用”），但一直被拘禁，也未剃发，故清将称其为“羁囚”。而张存仁所谓“酌加任用”，更不是指引清入关之“导者”，而是重在树立一个明朝重臣降清的形象，目的是从心理上给予明之君臣沉重的一击，即张存仁所说：“使明国之主，闻之寒心，在廷文臣，闻之夺气。盖皇上特为文臣之归顺者开一生路也”。

这是从“气节”心理上瓦解敌手的政治策略，清太宗优渥洪承畴亦由于此。 张存仁上书后，五月初四日，洪承畴剃发称臣，清太宗于崇政殿召见洪承畴及祖大寿等。此时，太宗对拘禁洪承畴而不加以任用才直白其心迹。

（洪承畴像）

是日，洪承畴等跪于大清门外，自陈罪状，皇太极遣使谕之曰：“承畴所陈诚是。……昔阵前所获张春，亦曾养之，彼不能为明死节，又不能效力事朕，一无所成而死，尔（洪承畴）慎勿如彼之所为也。”

张春，明太仆寺卿。天聪五年（1631年），皇太极发动大凌河之战，围祖大寿于大凌河城。九月，明以张春为督阵监军，率总兵吴襄、钟纬等马步兵四万援大凌河，战败被俘，与洪承畴之被俘颇相似。

皇太极多年善待张春，欲其降，然终不屈，上书与太宗言事，自称“难夫张春”，称太宗为“金汗”，不承认其为帝，即使在崇德改元称帝后，仍然如此。其上书有云：“（清）今所据者，边外禅（弹）丸土耳。试取天下舆图览之，不似大海一滴之水乎！关圣有言，天命未改，尺土皆汉有也。则今日之土地可知也，天命可知也。”又说：“春当死而复生者，八年于兹矣。非是苟延残喘，止忠孝之念，生灵之念不能自已”。

张春始终认为，据有关外弹丸之地的后金（清）不能抗天命倾覆明朝，他本人是忠孝之心不泯，始终心向明朝，为生灵与明廷而偷生，以劝说太宗“知天命未改”，天下仍归大明。洪承畴地位高于张春，又受知于崇祯帝，其被俘之初，大骂不休，“感明帝之遇，誓死不屈”，太宗自然担心其为“张春第二”，故在召见之先，特遣使以既不为明死节、又不事清的张春相告诫：“尔慎勿如彼之所为也。”太宗坦言其心迹，足见对新降的洪承畴并不信任，故“终太宗之世，未尝命以官。”

（影视剧中的洪承畴与吴三桂）

“太宗文皇帝不令服官，凡大祭祀、宴会，必令亲随，赐房屋、庄田、男女有差，赐上御服膳无虚日”。太宗不令服官，假以事权，是政治上对洪承畴不信任最有力的证明，但对其生活起居又颇为优渥，这是为明之“文臣归顺者开一生路”树立榜样。 　　

二、山海关之战、庆都之战与洪承畴的军事建言

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初九日，清太宗暴逝。其子六岁的福临继位，由叔父睿亲王多尔衮、郑亲王济尔哈朗摄政，改明年（1644年）为顺治元年。

明崇祯十七年即清顺治元年，这是清军入关、明清鼎革交替之年。洪承畴有功于清之开国，首先是在清军入关过程中有关军事方面的建言。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率大顺农民军攻克北京，明朝覆亡。当时在沈阳的清廷尚未得到确报，但农民军向北京迅猛进军，大学士范文程已敏锐觉察到形势将要发生突变。四月初四日，他上书摄政王多尔衮，指出明亡在即，“而流寇蹂躏中原，正如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我国虽与明争天下，实与流寇角也。”既然逐鹿中原的对手已是农民军，范文程认为，这就必须从战略、策略上有一个根本的转变，应“严明纪律，秋毫无犯”，一反清军过去的烧杀掳掠，以收揽人心；尤其要招降明朝官吏为己用，凡投降者，“官仍其职”。

范文程特别强调，必须当机立断，机不可失，所谓“成丕业以垂休万祀者此时，失机会而贻悔将来者亦此时”。

敦促清军立即入关，“直趋燕京”，据神京重地，中原可传檄而定。

四月初九日，多尔衮率清军主力及蒙古军、汉军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各部向关内进发。十三日，清军抵达辽河，多尔衮“以军事咨洪承畴”。多尔衮何以在即将进入辽西的关键时刻，征询洪承畴有关军事的意见？原来这是事出有因的。

明清松锦大战时，洪承畴与多尔衮是敌对双方的统帅，多尔衮从实践中深知洪承畴的军事才能，颇多称许，他说：“其（洪承畴）用兵上阵亦有可观。如松山之役，我颇劳心焦思，亲自披坚执锐，卿（洪承畴）后虽无成，亦足见卿之能。我之体弱多疲，亦由于此。”

为击败洪承畴，多尔衮费尽心思，亲自上阵接战，又几乎被明军击毙，他后来对大学士等说：“昔年大兵攻锦州时，洪军门由南山向北放炮；祖大寿由城头向南放炮，我兵存身无地，神器实为凶险。”

有此凶险的切身经历，多尔衮自谓体弱精疲，一身是病，皆因与洪承畴作战所致。可见，多尔衮承认洪承畴昔日曾是难于对付的劲敌，对其军事才能给予高度评价，故而“以军事咨洪承畴”。于是洪承畴上启多尔衮，一方面重申范文程所阐明的对“军民秋毫无犯”，“示以此行，特扫除乱逆，期于灭贼，有抗拒者，必加诛戮。不屠人民，不焚庐舍，不掠财物之意。”有开门迎降者，官则加升，立大功者，破格封赏。但其重点则是从军事上建言：

第一，洪承畴预见到，清军入关，李自成将焚宫殿弃京城西走。他说：“流寇初起时，遇弱则战，遇强则遁。今得京城，财足志骄，已无固志，一旦闻我（清）军至，必焚其宫殿、府库，遁而西行。”

第二，为了迅速进抵北京，出其不意将农民军歼灭，洪承畴建议：“今宜计道里，限时日，辎重在后，精兵在前，出其不意，从蓟州、密云近京处，疾行而前。”清军由近路直趋北京，“贼走，则即行追剿；倘仍坐据京城，则伐之更易。”即是说，如果清军至而农民军撤离京城，则不能给予喘息之机，应“即行追剿”。

第三，行军时，“恐贼遣精锐，伏于山谷狭处，以步兵扼路。我国骑兵不能履险，宜于骑兵内选作步兵，从高处觇其埋伏，俾步兵在前，骑兵在后，比及入边，则步兵皆骑兵也，孰能御之？”

第四，清军“抵京之日，我兵连营城外，侦探勿绝，庶可断陕西、宣府、大同、真、保诸路，以备来攻，则马首所指，计日功成矣！” 第五，洪承畴长期与农民军作战，深知农民军战斗力之强，故而特别告诫多尔衮，从未与农民军接战的清军决不可掉以轻心。他说：“流寇十余年来，用兵已久，虽不能与大军相拒，亦未可以昔日汉兵（明军）轻视之也。”

洪承畴预见到清军入关后的形势，提出了有关进军路线，行军注意事宜，抵京之后如何防备农民军援军，以及如何追剿农民军，等等，完整的作战方案，多尔衮对此十分重视。后因吴三桂开关门降清，清军未走蓟州、密云近京处，而由山海关进关，然而，山海关之战，多尔衮作战的指导思想，仍采纳洪承畴所说不可轻视农民军的建言，即所谓“此兵不可轻击”。

吴三桂始降李自成，继而复叛，于是李自成率大顺军主力进军山海关。吴三桂向多尔衮“泣血求助”。清军师至山海关外十里的欢喜岭，时大顺军已向吴三桂军发起攻击，竟日鏖战，吴军几不支。多尔衮却蓄锐不发，命令全军披甲以待。二十二晨，吴三桂冒炮矢驰往欢喜岭威远台，向多尔衮俯首称臣，请求清军立即参战。多尔衮命清军分三路进关，豫王多铎率万骑由南水门入，英王阿济格由北水门入，多尔衮自率主力由关之中门入。多尔衮对与大顺军作战高度警惕，不敢疏忽轻敌，严谕诸王、贝勒、贝子、公及大臣等曰：“尔等勿得越伍躁进，此兵不可轻击。”必待大顺军与吴军恶战，大顺军锐气损耗，才纵兵奋击，“大败贼众，追四十余里”。

四月二十二日，山海关大战，李自成军惨败。二十三日，退至永平，再败于吴三桂的追兵，于是仓惶撤退，二十六日返京。二十九，李自成即帝位于武英殿，改元永昌，国号大顺。当晚，焚宫殿及九城门楼，撤往西安，果如洪承畴事先的预料：“焚其宫殿、府库，遁而西行”。洪承畴曾建言，大顺军营撤离京师，应立即追剿。多尔衮命英王阿济格与吴三桂追击大顺军，不给新败的大顺军以喘息之机，据朝鲜人的记载：“自北京至保定府（“北京”应是山海关之误）凡七日程，八王（阿济格）疾驰三日才及于保定。”

追及大顺军，清军与吴三桂军虽已人困马疲，然立即发起攻击，再败大顺军。翌日（五月三日），大顺军与清军、吴军战于定州（定县），农民军大将谷可成阵殁，伤亡数千人。吴三桂以谷可成头血祭其父吴襄，“泣血尽哀”。李自成为挽救危局，率精骑自真定（正定）至定州迎击清、吴军。

然而，自四月二十二日山海关大战以来，大顺军连战皆北，士无斗志，一触即溃，损失万余人。五月五日，李自成再调集大队人马，督率诸将，“亲决死斗”，欲与清、吴军决一死战，不幸又被击败。“摄政和硕睿亲王多尔衮奏言：诸王大臣等，统兵追剿流寇于庆都，大破其众。固山额真谭泰、准塔、护军统领德尔得赫、哈宁噶等，率前锋兵追至真定，又破之，贼焚辎重，仓皇败走。燕京以北、居庸关内外各城，及天津、真定等处皆降。”

这是山海关之战后的又一次大战，彭孙贻《流寇志》记载其过程云：“壬辰初五，自成兵攻吴三桂，三桂接战。自辰及晡，兵数交，互相杀伤。东风大作，黄沙蔽天，贼殊死斗，关兵（吴军）、满兵番休战。自成知不能胜，渐引却。关兵射自成坠马，掖之驰还营，创甚，卧民舍。”

是役也，大顺军为挽救败局，虽苦斗奋战而未能取胜，统帅李自成却中箭负伤，大顺军更是一蹶不振，退往山西。清军、吴军也因连续追逐作战，需要休整，“不能远逐”，于五月十二日回到北京。

从不可轻视农民军的山海关大战到追逐大顺军的庆都恶战，多尔衮基本上采纳了洪承畴的军事献策。山海关之战与庆都之战的胜败，决定清军能否入关、建立清王朝，故清人说：“山海关、庆都一战，大顺流寇，我朝定鼎燕京”。“五月，大军击走流寇，定京师”。 　　

三、招抚江南、经略西南

多尔衮于五月初二日进入北京，明朝官吏出迎五里外，数千明官与宦官叩见新主。大顺军被逐出河北，京畿地区得以巩固。 洪承畴随多尔衮到燕京后，以原明所授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原衔，入内院佐理机务，为秘书院大学士。

顺治二年，清军下江南，五月，南明弘光政权福王朱由崧被俘，潞王于杭州出降，先后被俘及投降的明宗姓有庐州杜阳王、绍兴淮王及周王眷属等。杰出的农民军领袖李自成也在湖北九宫山遇害，能与清抗衡者相继败亡，多尔衮说：“方今江南已定，人心归附，若不乘此开基一统，岂不坐失机会？”

廷议时，吏部左侍郎陈名夏、副都御史刘汉儒奏称：“宜速遣抚按官前去招抚。”刘汉儒说：“招抚须用大有担当者方可”。多尔衮认为有理，他说：“未平地方宜用大臣先去招抚，随设抚按继之。”于是决定：“金陵既已底定，其余诸省，当即遣人带诏招抚”。

以大员招抚江南，其人须是才干卓越有大担当者，何人能胜此任？陈名夏自荐云“臣于江南道里颇悉，愿承命往”。

陈名夏，江苏溧阳人，顺治二年降清，曾请多尔衮正大位，颇受信任，擢吏部侍郎。清军攻占南京，九卿科道议如何设官，陈名夏说：“国家定鼎神京，居北制南，不当如前朝称都会，设官如诸行省”。疏入称旨，其对金陵行政设施的意见被多尔衮首肯。陈名夏虽得地望，对江南之行政似有主见，但多尔衮却决定任用洪承畴，主要原因是：

其一，南京新定，各地抗清者在在多有。洪承畴不仅长于军事，且经官场历练，处事老练；

其二，洪承畴在明臣中资深且曾望隆，便于利用过昔的关系，招徕明之遗老，瓦解江南抗清力量。孟森先生说：“承畴以万历四十四年登策，是年是清太祖天命元年，在故明文臣中，已称老辈，可以招徕遗老，树之风声，破坏义师，改其观听。”这是其他明之降臣无法比拟的；

其三，洪承畴任明军统帅有年，清初汉将降清者不少人出其麾下，发纵指示，易收功效；其四，洪承畴仕明十八年，熟知政体，又有用人行政经验，能胜任繁剧，处理复杂问题。综其所具备的条件，自然是招抚江南最合适的人选，正如孟森先生所说：“假以事权，执梃为降臣长，用人之妙，无过于此。”

顺治二年闰六月十三日，清廷“命内院大学士、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洪承畴，以原官总督军务，招抚江南各省地方。”

其时，南明弘光福王虽已被俘，潞王出降，然明之宗室在江南起兵抗清者尚众，其势甚炽，《清史列传》卷78《洪承畴传》云：“是时，明唐王朱聿键自号隆武，据福建，其大学士黄道周引闽兵出浙江开化，明御史金声家居休宁，受聿键部院职，募乡兵十余万屯绩溪。明鲁王朱以海据绍兴，高安王朱常淇据徽州，靳水王朱术次子常冒族兄樊山王旧称，结寨英山、潜山间。又有朱由冒称金华王据铙州，朱谊石冒称安乐王，朱谊泐冒称瑞昌王，分据溧阳、兴化、金坛乡村，联结江北党羽，谋犯江宁。”

洪承畴剿抚并施，对明宗室镇压不遗余力。顺治二年十月前，先后招抚江南宁国、徽州，江西南昌、南康、九江、瑞州、抚州、铙州、临江、吉安、广信、建昌、袁州诸府。十月，洪承畴将军事打击的矛头指向拥有乡兵十余万驻在屯溪的金声，命提督张天禄、总兵卜从善、李仲兴等攻破屯溪。十二月，攻破婺源，黄道周、金声被俘，不屈死。同时，命总兵李成栋攻破崇明。

顺治三年初，朱谊石、朱谊泐合兵二万攻江宁。洪承畴诛其内应，然后出兵夹击，大败朱谊石。是年，先后擒获朱明宗姓之起兵者朱常、朱常淇、朱谊泐、朱谊贵、朱由，以及经略、总兵、军师等多人，“并请旨斩之”。至顺治四年二月，江南各郡县以次平定。

顺治五年四月，洪承畴还京。十年五月，奉命经略湖南、广东、广西、云南、贵州。顺治帝在敕谕中说：“总督应关会者，必咨尔而后行，若系紧急机务，许尔便宜行事，然后知会。巡抚、提督、总兵以下，听尔节制，……文官五品以下，武官副将以下，有违命者，听以军法从事。……事关藩王及公者，平行咨会，相见各依宾客礼。”并给予所属各省官员升转调补及任免之权。

清廷之所以将“绥靖南方”的重任委之于洪承畴，顺治帝说：“湖南、两广地方虽渐底定，滇黔阻远，尚未归诚。……必得夙望重臣，晓畅民情，练达治理者，假以便宜，相机抚剿，方可敉宁。朕遍察廷臣，无如大学士洪承畴。”故命其经略西南，总督军务，兼理粮饷，其任务是对南明永历及大西、大顺农民军余部作战。

洪承畴初驻武昌。其时，湖南有大西军孙可望；湖北房县、保康、竹山、竹溪有大顺军郝摇旗、刘体纯、李过、袁宗第等部，各据守诸寨；广西则有李定国。清军分驻各处，“实有首尾难顾之虞”。洪承畴与总督祖泽远共商，决定他本人移驻“湖南北总汇”之长沙，往来驻扎其间，以便调度策应。总督祖泽远由武昌移驻荆州，以对付大顺军余部李过、郝摇旗等。

洪承畴经略西南的战略是“以守为战”。他认为：“宜防守严密，乃可随时援剿，”须先“固全楚，以巩江南”，然后再逐步解决当时尚非清所有之云、贵。其入楚后第一疏云：“多得贤良，安民劝农。简拔将领，练兵制胜，以守为战。联络土司，使不为贼用，以树我之藩篱；计离贼党，使自为解散，以溃彼之心腹。”“安民劝农”，网罗“贤良”，联络土司，这一切都是为了“以守为战”的方针。

为此，洪承畴在加强士卒训练，使“军威殊壮”的同时，又鼓励恢复生产，但因其负有“兼理粮饷”之责，在军需孔急的情况下，也加重了赋税的征收，如“九厘银，明万历中派辽饷，国初免征。洪承畴经略云贵，复加派至一分三厘有奇，仍曰九厘银。”

尽管如此，由于注意“招徕抚辑”，使饱受战乱之苦的百姓得以稍苏，有记载说：“民情安悦”。西南局势日渐转向有利于清军，因而在军事上取得了一些重大胜利。

顺治十二年六月，孙可望遣南安王刘文秀率将军卢明臣、兴国侯冯双礼等领兵六万、船千余艘，大举攻击清军。刘文秀攻常德，卢明臣等分兵攻武昌。洪承畴与宁南靖寇大将军陈泰，遣护军统领苏克萨哈等设伏邀击，大败刘文秀，焚获大量船只，卢明臣赴水死，冯双礼被重创，与刘文秀遁走贵州，大西军副将等降者四十余员。顺治帝闻捷大喜，谕曰：“日者，逆渠孙河望，猖狂犯顺，遣发伪帅，统帅多贼，夜袭常德。尔（洪承畴）与宁南靖寇大将军陈泰等，筹划有素，调度合宜，文武将士，莫不用命戮力，水陆追剿，大获全胜，张挞伐之伟略，绝窥伺之狡谋，论叙肤功，已颁懋赏，仍特赐谕，彰朕嘉悦之意。”希望洪承畴深谋远虑，“净扫寇氛”，犁庭扫穴，功成之日，待以殊荣。

顺治十四年十月，孙可望与李定国内战，失败后自贵州奔长沙向清投降，力陈进取云南、贵州，献上云、贵地图。清廷认为，消灭南明永历政权的时机已到，决定分三路进兵云南：一路由吴三桂与固山额真李国翰自汉中，经四川，取贵州；一路由固山额真卓布泰与提督线安国，“由广西前往贵州，相机进取”；一路以宗室罗托为宁南靖寇大将军，与经略洪承畴、固山额真济席哈，“由湖南前往贵州进取”。

顺治十六年正月，清军攻占昆明，永历帝与李定国、白文选退入缅甸。三月，洪承畴至昆明，十月，以目疾解任。奉命回京。

（李定国败退大西南）

洪承畴先后招抚江南诸省、经略西南五省，在清初统一战争过程中，其功甚著。顺治帝在给他的敕谕中说：“前招抚江南，已有成效。”肯定其业绩。

洪承畴卒于康照四年二月。康熙十八年，云贵总督周有德在题本中盛赞其功，有云：“顺治九年，因楚粤滇黔诸省犹未全开，乃以阁臣洪承畴为五省经略，凡调遣各省官兵，并无限制，卒至内外一统...承畴本是汉人，世祖章皇帝信之独真，任之独专，用之独久，是以数年之内，混一区宇。承畴实不负先帝，亦不负经略矣。”

乾隆时，赵翼论其功曰：“（洪承畴）顺治元年从入关，为内院大学士，次年，出经略江南诸省，逋寇以次削平，后再出经略楚、粤、滇、黔诸省，西南底定，皆其功也”。

道光时，任多省巡抚、署两江总督的梁章巨说：“公（洪承畴）自顺治元年入关为内院大学士，次年即入驻江南，以次削平逋寇，后再出为楚、粤、滇、黔诸省经略，西南底定，其功亦伟矣。”

梁章钜行文遣词与赵翼同，而有两点订正，一是赵说洪承畴“经略江南”，梁曰“入驻江南”，盖因洪承畴奉命招抚江南，未授“经略”，其招抚亦非官衔；一是赵说：“西南底定，皆其功也。”不免浮夸失实，梁氏改为“其功亦伟矣”。梁章钜叙事论人如此严谨，也同声称赞洪承畴在清开国过程中的功绩，可见是他们彼此的共识。梁章钜还论其才云：“公之干略，盖有古今人所不能及者。”

要之，清人评说洪承畴在清初的业绩，是不负经略之重任，而有功于清之开国一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