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汉军贵族以“三顺王”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的爵位最高(吴三桂受封时间较晚),权力最大,在清王朝的建立、扩展过程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不过有一个问题很让人不解,孔、耿、尚三人事明时职务并不高,都是参将级别,降清之后不久,也就是在皇太极改元称帝后,就被封为王爵。
而后来降清的洪承畴是兵部尚书兼蓟辽总督,祖大寿是总兵官,比孔、耿、尚三人高多了,最终洪承畴只是封了一个三等轻车都尉,祖大寿封了一个子爵,差别不能说不大。
那么皇太极为何对孔、耿、尚三人如此重视呢?大体来看,主要有以下二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带着丰厚的资本入股
孔、耿、尚和洪、祖不同,他们降清时并非是穷途末路时的选择,而是攻城略地、声势浩大的强军主帅。比如孔有德最初以骑兵八百起家,很快就发展到几千人马,破登州后,又增加了三千余人。
后来旅顺口参将陈有时、广鹿岛副将毛承禄亦杀守臣,率属下官兵投奔孔有德。当时孔有德的兵力已有上万人,自称“都元帅”,俨然成为割地称雄的一方之主。
孔有德、耿仲明二人长期处于独立的军阀状态,关键是他们的对手主要是明军。在几次与明军对抗时,无形当中就牵制了明军一部分主力,为皇太极的征明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在破登州之前,孔有德已击杀明军数千,称帅之后,又“整饬兵马,攻取城堡,残破各处地方,山东扰乱”。崇祯帝还特遣总兵祖大寿领军数万攻打孔有德,孔、耿乘明军懈怠之时,突入明军大营,杀伤甚众。
孔有德既消灭了许多明兵,破坏了山东一些州县,又牵制了祖大寿的数万明军,客观上对八旗军队起了支援作用。
俗话说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况且,孔、耿降清时,本身就带了很多的军队和物资。尽管具体的数字不太确切,但《清实录》中皇太极对此有说法:“全携军士官民,尽载甲胄器械,从海道而来,以部众家口、兵器枪炮数百艘,尽运江岸。”
可见孔、耿来归时,带来的士卒、人口是相当多的。尤其重要的是大量的枪炮、船只更是后金急需之物。尽管皇太极从天聪五年就下令铸造大炮,但是数量不多,质量也不行。孔有德、耿仲明不仅带来了明军最先进的火炮,随军同行的还有大量的工匠、炮手、水手,这对增强八旗战力,起了很大的作用。
尚可喜的情况这里不多作说明,总体情况与孔、耿大致相同。
二是主动来归,而非被迫降清
三王降清之前,辽东的明朝将领主动来归的极少,或因战阵被擒,不得不降;或因兵败城陷,走投无路被迫归顺;或因被大军包围,困守孤城,粮草短缺,援兵不到,无可奈何而俯首乞降。像洪承畴就是因为松锦兵败被擒降清,祖大寿是困守孤城无援降清。
三王本身就具有一定的规模和战斗力,他们能自愿降清,确是空前未有的,这对吸引、劝诱更多的明将来投,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所以孔有德来归时,受到的政治待遇也极高。天聪七年六月,皇太极亲率诸贝勒出德胜门十里,至浑河岸专程迎接,并决定举行规格最高的相见仪式,行的是“抱见礼”,赐以高官厚禄。
正因为三王“伟绩丰功,超群出类”,所以皇太极要特别优待,既封授都元帅总兵官敕印,又立誓要世代共享富贵。而且皇太极还承诺三王:“凡一切过失,尽皆原宥”
此外,皇太极在谕旨中又规定:“孔有德、耿仲明,可令统领旧部,号令、鼓吹、仪从,俱仍其旧,唯用刑、出兵二事,当来奏闻”。后来皇太极还特别宣告,孔有德、耿仲明属下官员,听凭二人“察其功之大小,用印给札”,把这支部队任免官将的大权,交给他们二人,如此待遇可谓是空前了。
为了体现对孔、耿的“优隆之意”,皇太极同意了孔有德要求,发兵攻打旅顺,因为他们与旅顺口总兵黄龙有仇,孔有德十分怨恨,必欲报仇。
天聪七年六月,皇太极遣贝勒岳托、德格类以及孔、耿等,率马步兵一万余人往攻旅顺。黄龙兵败自杀,俘获五千余人,以及大量的白银和物品。
攻取旅顺时,孔有德官兵全部入城,将明之官员房屋和店铺尽行占据,大量俘获人口,即使是八旗官兵所得的俘虏,也被孔有德“指称亲戚,拿之而去”,这就引起了满洲官将不满,一纸诉状告到了皇太极那里。但是皇太极的态度偏向孔有德,谕令“厚待孔元帅、耿总兵”,不予审理,不加处分。
皇太极还是有远见的,三王降清后,统兵南北征战,打下了许多城池台堡,杀伤大量明军,为大清国尽心效劳。尤其是在松锦之战中,三顺王屡攻明军,对清王朝的政权的拓展,起到了特殊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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