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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各路义军风起云涌。不仅靠长期坚持推翻明朝统治,还数次尝试构建或投资新政权,与入关南下的清军形成长时间对峙。其中,由张献忠创立的大西集团,因骇人听闻的屠戮丑闻而饱受争议。至今仍是典型反面案例,象征着暴虐无度、滥杀无辜和做事不计后果。
然而,正是这支充满恐怖气息的义军队伍,曾先后诞生出四位杰出将领。他们在张献忠的战死后接过衣钵,成为支撑起残部与抗清大业的关键人物。最终难抵时代的滚滚洪流,沉浮于充满残酷和无奈的命运之河。
身死族灭孙可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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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可望原本的形象一度充满远见
在决定反叛前,孙可望一度被视为南明永历政权的核心支柱。他早年追随张献忠游荡,因作战勇猛、颇具谋略而深得信任。稍后被收为养子,且在四大悍将中排行老大。
公元1646年,张献忠在西充凤凰山被击毙,麾下残部险些分崩离析。孙可望立即凭资历和军中威望,迅速掌控主导权。由于清军主力+前明势力的步步紧逼,决心南下投靠桂王的永历政权,为所有人谋得一张洗白证明。此举不仅为自身争取到喘息之机,也为缺兵少将的南明注入一针强心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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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忠死后大西政权险些原地解散
虽然军事才能一般,孙可望却对资源汲取有较高造诣。哪怕盘踞穷山恶水的贵州,还是强行搜刮出大量军饷,顺便为南明阵营贡献出号称10万的生力军。而且主动放弃义父的恐怖滥杀策略,只以武力威胁为后盾,积极笼络辖区内的前明士绅。随即推行保甲安民,并将大片农地由土司领专属改为军田属性。至此,流民队伍具备稳定地盘,硬生生为跑跑皇帝朱由榔多争取到20载光阴。
不过,权力膨胀和财富激增,让孙可望的政治野心逐渐暴露。甚至不甘心屈居永历之下,企图学曹操封王拜相。为此,不惜在战争间隙大搞清除异己,只以亲疏关系分配剩余权力。以至于让所有同僚产生警惕,不得不同往日并肩作战的李定国反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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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可望因夺取失败掀起重创南明的叛乱
公元1657年,孙可望亲率自己捣鼓出10万精锐,突然征讨东面的李定国友军。由于素质低劣、人心涣散,这些享受过他政策好处的手下纷纷倒戈。最终毫无意外的收获惨败,并在走投无路之下投降向满清。
起初,清廷对他较为重视,册封其为义王,还给予丰厚赏赐。但孙可望的贸然叛乱,严重打击到南明内部的军心士气,提前加速永历政权灭亡。于是,自己的标杆价值也反过来受稀释,迅速沦为鸡肋性质的弃子。仅仅到1660年,他就被冠以“谋叛”罪名,落得身首异处、家破人亡的惨淡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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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可望在失去利用价值后惨重清廷销户处理
鞠躬尽瘁李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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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定国无疑是四大悍将里的忠臣代表
相比之下,李定国无疑就是孙可望的截然反面。他同样是早年追随张献忠的养子之一,自幼练就精湛的武艺和较高指挥才能,因年龄资历而排行老二。在义父突然毙命后,坚决支持联明抗清政策。甚至成为战果最丰厚的南明将领,被誉为永历政权的“擎天柱石”。
公元1652年,李定国出兵广西。在攻陷桂林之余,打死清廷册封的定南王孔有德。随后又挥师北上,在衡阳之战中二败清军,斩杀敬谨亲王尼堪。这两场战役的大胜,几乎把大厦将倾的永历政权抢救过来。乃至影响到西北、广东等周遭区域,险些构建起能与新朝长时间对峙的另一片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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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定国在广西和湖南的胜利堪称南明阵营里的异类
然而,这些胜利与其说是南明国运,更像是李定国的个人成就。一直在后方主导屯田敛财的孙可望,就对风头正劲的义弟心生妒忌,企图在政治上捞取更多几分。乃至铤而走险,发动足以颠覆全局的突然叛乱。即便迅速败亡,还是给永历政权造严重打击,更让李定国陷入腹背受敌困境。不但丢掉刚刚光复的湖南、广西地盘,很快连真正的大后方云南也无法守住。
公元1661年,清军持续像前线增兵,终于攻克昆明等云南重镇。在确保永历帝出逃后,李定国继续率部转战于滇西各地。直到缅甸方面的噩耗传来,还多次试图营救朱由榔,却都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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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历皇帝被俘后李定国已无效忠对象
第二年,永历皇帝被引渡给清军,交由平西王吴三桂处决。李定国闻讯深受打击,从此一病不起,客死在云南勐腊病逝。临终前,仍对部下嘱咐:宁死荒外,勿降也!
事实上,李定国不仅是南明历史上的头号悍将,还是中国历史上少数善于运用战象的统帅。可惜,在武器钱粮都处劣势的逆境中,灵光乍现的才能注定不能持久。若是提早转换门庭,则更有可能沦为中资之人,被只看结果、不重视过程的记录者所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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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定国还是少数运用战象的古代将领
壮志难酬刘文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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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秀的作用长期被忽视
除孙可望与李定国,张献忠的第三号养子刘文秀就相对不太有名。此人性格沉稳、作战勇猛,早在明末农民起义中就崭露头角。奈何排名有些尴尬,所能分得资源有限,也不具备足够分量的决策话语权。
公元1653年,南明阵营的抗清大业尚处如火如荼阶段。刘文秀终于觅得良机,率领以大西军为骨干的独立部队,开始反攻四川盆地。他在叙州、重庆等地多次击败清军,大有重夺献忠龙兴之地的架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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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秀主要在北方向巴蜀盆地反攻
可惜,整个大西势力的内部矛盾已经激化,让排行老三的刘文秀也跟着陷入两难处境。既不赞同孙可望学曹操夺权,又不想李定国调转枪头去对付自己人。故而花很多精力予以调解,最终均以不欢而散收场。
等到孙可望身败名裂,刘文秀经略四川的计划只能搁浅。在李定国的信任和重用下,他转而主张整顿内政,强化西南地区的总体防御。同时,积极发掘与联合其他幸存的抗清势力,避免沦为众矢之的。这些主张虽富有远见,却受之前内乱牵连,遭遇南明正统官员的集体抵制。以至于本身也被视为潜在威胁,受到保守群体的不断排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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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士大夫的南明官员对大西军成员颇有成见
公元1658年,清军开始大举进攻云南。刘文秀在抵御中奋勇作战,却因兵力悬殊而难以为继。最后率部退守永昌,并且由于心情郁闷、不适应气候等问题,逐渐染上重疾病逝。
从某种角度来看,刘文秀与李定国比较类似。在正规官场上,他们都是背负原罪的草莽。除非完成复国大业,才有可能洗刷掉叛逆履历。所以,整个后半生都顶着内外压力,追寻遥遥无期的胜利可行性。纵使死后收获同情式赞誉,也难抵生前的新旧两朝声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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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草莽南明士大夫们更乐于向清朝投降
提早离线艾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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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格刚毅艾能奇不幸最早阵亡下线
此外,张献忠的养子之中,还有排行老四的艾能奇。因为性格刚毅,不幸成为最早牺牲的那一位。只不过击毙他的并非满清或前明旧部,而是云南沙定洲的土司叛军。
公元1647年,大西军残部已决定南下勤王,顺便以平叛为借口杀进云南。艾能奇一如既往的身先士卒,却在乱战中遭流矢射中。由于西南腹地的气候炎热,流寇队伍又缺乏医疗条件,而且许多土司兵习惯在箭头涂抹毒药,所以伤势迅速恶化。最终不治身亡,年仅30岁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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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军南下勤王就从镇压云南土司叛乱开始
艾能奇的提早下线,很能反映出明末乱局的底层逻辑。虽然大家都有高举明朝旗帜的动机,却不能舍弃眼前的任何利益。这让南明内部山头林立,乃至独霸一方的政权内部,还有许多不可描述的深层矛盾。譬如浙东的鲁王势力与闽东的唐王之间就势同水火,放弃肇庆的桂王同样力争消灭广州的昭武帝政权。后来的李定国压不住孙可望叛乱,同样无法从海上召唤来郑成功船队。
同理,沙定洲这类原先被明朝压制的地方派系,必然向自己头顶的沐王府发起冲击。远道而来的献忠门徒,则必须消灭他们来确保后勤供给。若非出于联合朱由榔政权需要,连象征性归还沐氏祖产的怀柔举措都懒得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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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阵营的南明军队经常为资源而互相厮杀
正因如此,明末抗清队伍的任何一次胜利背后,可能就是其他几支同僚队伍的灭顶之灾。正如代表江东利益的张煌言,被郑成功悍然抛弃在芜湖自生自灭。又如象征闽东权益的朱聿键,管不住闽南人郑芝龙北上洽谈投诚条件。大西军阵营一度在这套机制中攫取好处,稍后也被内卷式螺旋裹挟其中。
今人回顾大西军集团的兴衰败亡,往往错将重点聚焦于杀人魔张献忠本尊。岂知四大义子悍将的奋力挣扎,才是更值得细细品味的历史陈酿。他们的命运抉择,不仅和个人性格息息相关,也深受复杂时代的背景干扰。无论身败名裂,还是流芳百世,皆为零和博弈思潮中无助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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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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