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湖海战》之争，争的是什么？

文 | 刘梦龙

今天我们来谈一下最近引起很大争议的《澎湖海战》。这是一部有鲜明当代政治色彩，强烈宣传意图的电影。这样的电影其实每年都会有一些，大部分无声无息的上映，无声无息的下映，反正拍出来就已经完成任务了。

但《澎湖海战》还试图兼顾商业票房，追求商业上的回报。片方希望普通观众不但要作为被动的宣传对象，还要成为主动的消费者，所谓两头兼顾，名利双收。现在来看，这恐怕是难以做到的。

表面上，围绕《澎湖海战》，人们争论的是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不同评价和认知。再直白一些，就是施琅收台能不能，配不配用来影射解放台湾。更深入一些，那就是我们要怎么评价长期以来，在历史文化领域的实用主义做法，过去不得已的妥协，事到如今还适不适用于当下。

实际上，我觉得支持者和反对者争的是完全不同领域的东西，以至于不可能辩出一个对错。但这场争论的输赢确实是有的，就是片方输了。

为这部片子辩解的人始终所强调的，我认为可以概括为四个字，尊重现实。这个现实大概有两个层面。第一层是关于《澎湖海战》本身，也就是他们在不断强调这部电影是当代文化政策下的自然延续。现实就是，在当下，《20XX渡海战役》肯定是不能拍的，不准这么直白，无论如何，两岸和平统一还是宣传的主基调。但两岸关系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对岸的统治集团也越来越极端了。那么借古喻今，拍这样一部片子，展示一下立场，传达一些意志，这就是这部片子出台的现实背景。

这是几十年来通行的作法，并不是今天才有的。有关部门能审核批准这样一部，在过去看来，其实是很难被准许，更不用说大规模宣传的片子。在一些人看来，应该称为题材的突破，是一种政策领域的放松与进步，冯刘分裂集团，比草原十八部总是强多了吧。

第二个层面，就是随着讨论的深入，当代人对清代评价与认知的分歧。客观说，清代作为距离我们最近的一个封建王朝，也是百年国耻的直接来源，丧权辱国，贻害至今是事实。绝大多数国人对清朝，尤其是清朝的一头一尾，清军入关与晚清卖国，是没有好感的。《澎湖海战》就正撞到这个枪口上。

但我们又很难否认，清代在当代我国的宣传与文化语境中占有一个格外显著的位置。正面表现清朝的文艺作品并不少见，官方也经常在国内外的各种场合，强调其正统性。

这种情感与现实的分裂，使很多人天然觉得其中有阴谋，有奸佞，有死而不僵的反动余孽在作祟。但如果考虑到现实政治背景，这种现象长期被官方所默许，是有特殊时代背景的。

客观上说，为了融入国际市场，获得西方的技术和投资，改开以后的中国始终致力于融入西方所构建主导的国际秩序。而中国被迫进入这个国际秩序之始，恰恰是1840年以后的事情。从那以后，中国其实是作为一个被动参与者进入其中的。我们虽然说自古以来，但很多时候，这个古其实是需要西方认可的，依然是近现代国际秩序的延伸，是自清以来的。

直到目前为止，我国在面对西方各类指责的时候，依然会强调我国没有侵略性，也无意改变国际秩序现状。当然，这和我国在全球贸易体系中获利巨大，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反客为主直接相关。这也是如今欧美各国极为不满的，觉得我国其实是说一套，做一套。

在这个背景下，西方学界搞出了新清史，通过对我国历史的重构，试图在现实的边疆和民族问题上，对我国进行分裂。这就已经不是学术问题。而与新清史同步的，是西方在国际舆论上，开始不断抨击中国试图恢复明朝的朝贡体系。这当然也不是历史问题。

这种明与清在当代西方语境下的对比，实际上和我们一般人朴实的认知也差不多。但我国官方显然不可能跟着西方人的指挥棒走，再结合我国几十年来的国际化路线，始终强调的无意挑战国际秩序的长期主张，面对西方当下指责的现实需要，边疆治理的客观因素，那么强调中国历史的连续性，不断在内外部强调清代的正统性，也有其必然性。这当然也让清朝在各类文化，学术、宣传领域有了一种特殊时期的显学地位。

政治是现实，是妥协，是天然带有实用主义的，本身就是不尽人意的。几十年来，我国的官方历史叙事，尽量回避民族矛盾，主要强调团结进步。不仅官方如此，社会的主流认知，也都尽量强调大家要放下过去，展望未来。和港台做生意，和周边国家做生意，和西方国家做生意，很多历史问题都可以存而不论。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一码归一码。所以这部片子的支持者，一直要求观众要谅解，要尊重现实，不要搞上纲上线，指桑骂槐。

但这套道理，其实是势理，不是道理。绝大多数人，都知道在客观现实条件下，这些年来这么做是可以理解的，但理解不代表心悦诚服。而这套理，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世代的更替，立足基础是在逐渐松动的。清宫剧，这些年也走向衰退了，汉服的潮流在年轻人中无可抑制的兴起。一个处于明显上升期的强盛国家，国民天然喜欢历史上强盛的王朝，而厌恶丧权辱国的历史时期，并急切渴望洗刷历史耻辱，这是理所当然的。

所以，反对《澎湖海战》的人，实际上表达的是情绪与期待。对大多数人来说，清代的文化形象和弱势与反动这个认知是难以分割的，是天然为人们所不喜的。而清代在当代中国叙事中的特殊显著地位，实际上是一种迫不得已，是被动而非主动的，是和中国本身在这段历史时期内的弱势分不开的。而追根溯源，这又可以归结于清朝自身的高度反动，内残外忍，导致国力不振，衰而不亡，最终丧权辱国，一败涂地，使华夏文明陷入千古未有的屈辱地位。

从这个角度说，对《澎湖海战》的不满，是带有情绪化，是对多年来主流宣传现状不满的一种情绪集中释放。但这也只是不满而已，他没有形成更进一步的系统性诉求，它更多停留在你不要太过分这个界限上。它的基础还是国家强大了，人民群众腰杆子硬了，天然不喜欢忍耐妥协，无论它是对内，还是对外的。

正因为这种争议其实是建立在情绪基础上的，所以很快，由《澎湖海战》而起的争议就脱离了辩论，讲道理的理性层面，进入流行文化上的狂欢。各路清代野史的大流行，大重构，形成了所谓“洪宇宙”。满清诸帝体面无存，这个反动王朝可以说被赛博刨了祖坟。这种极端对极端，从严肃层面当然可以看做一种舆论失控，但在流行文化中又是注定要大胜特胜，造成的影响要远胜于任何讲道理。

最后，回归《澎湖海战》这部片子。我觉得确实有一个最简单的道理，片方应该懂。这部片子，如果只是一部传达某种意图的宣传片，那它尽可以讲道理，做辩论，无所谓，它传播出去就是胜利。但它还是做一部追求回报的商业电影。那作为观众，我为什么要听它讲道理？对一部商业电影来说，观众不喜欢，这就是最大的道理。强扭的瓜，就是不甜的。这是情绪的事情，不是道理的事情。

就当代中国来说，我们确实正走进一个大不同以往的时代。概而言之，当下的中国大概有三种相对主流的情绪基调：对中国能取到今天的成果，社会的主流情绪是十分珍惜的；对当下的生活状态，多数人是相对满足的，虽然不是很满足，当依然期待更好；对自身社会在发展过程中造成的各类乱象，外部世界不断增强的压迫与恶意，则是日益不满的。

这三种情绪可以概括为大珍惜，小满足，中等不满。当然，他们是在快速变化的，并随之带动整个社会文化的转变。比如，00后，甚至10后正在全面进入社会，逐渐成为社会生产的主体阶层。这是马上就要到来的事情，毕竟，年级最大的00后都25岁了。他们从出生开始，生活条件就没有太明显的变化，珍惜当下这种情绪就会迅速减少。而相对的，他们从出生开始，就国力蒸蒸日上，西方列强却江河日下，他们对外部世界的非难自然会更加不假辞色，而他们对自身社会的公平公正，自然又会有更强烈的进步追求。

社会终究是建立在人的基础上的，人的变化必然要带来思想的变化，主流思想的变化自然要带来社会治理的变迁。这种巨变，是我们这代人所要注定经历的。过去的社会文化，其实更讲求大团结，大叙事，小要服从大，私要服从公，因为国力弱，所以声音更要齐。

但随着一个强大中国的缔造，社会上的声音注定是要多元化的。各种争议都有自己存在的基础，更多人会有自己的立场。这是一种强大才有的从容，同样是一种社会的进步。

在最后，我想说说清代研究的意义。应当说直到今日，对于清代的研究还有不少不足和缺失。清代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离我们最近的朝代，保留了大量，完整且系统性的历史资料，对研究近代中国的形成，基层社会的运转与治理，都有现实意义。通过观察清代社会的运转，对理解传统中国延续到现在，一些依然保留下来的社会运转的底层逻辑，是很有帮助的。

同时，今日中国社会的大量问题，很多都是在清代才正式形成，浮出水面的。要从根源上对它们实施治理，研究当初问题的形成，历史上治理的教训，也都必须立足于清代。

以前限于时势，很多问题上受到种种掣肘，那么现在形势前所未有的变化了。西方主导世界的时代是要结束的，中国也最终要摆脱强加于自身的那套不公平秩序。今后，就让友邦惊诧去吧，我们还有太多工作要做呢。

存而不论，宜粗不宜细只是搁置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内外部的掣肘，现实的制约，终究也会随着世事变迁而消除。到了那时，我们确实有必要更好的解释历史，还原历史，给清朝这个最后，也是争议最大的封建王朝，给中国最近的三百年，一个更全面，更中肯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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