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长捷在监狱中对邱行湘道：陈诚内不内疚我不知道，我是真难受啊

“陈诚他心里咋想的我不知道，反正我是真难受”，这话从陈长捷嘴里说出来，已经是第二次了。

1965年3月7号一大早，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里，邱行湘正拿着广播稿念新闻，刚念到“陈诚副总统于台北病逝”，旁边一个人“啪”地一下就把手里的《人民日报》给合上了，那人是陈长捷，他其实六年前就特赦了，自己愿意留在这儿当个文史专员。

他站起来就往外走，也不说话，就停在走廊那头，背对着所有人，那肩膀抖得叫一个厉害，邱行湘赶紧追过去，想递块手帕，陈长捷理都没理，就是低着声反复念叨，“我难受，不是为他，是为我自己。”

这感觉，十三年前他就尝过了，1952年冬天，所里组织学《矛盾论》，让大家聊聊什么叫“个人选择和时势”，轮到陈长捷发言，他站起来就说，天津那一仗，我听傅作义的命令死守，最后城破了人被抓了，陈辞修呢，他听老蒋的命令反攻，结果一路败退，他内疚不内疚我不知道，我是真难受，这话当时就被记录员一字不差地写进了《学习简报》。

说起来，陈长捷和陈诚这俩人，碰面的次数少得可怜，可每次都卡在节骨眼上，很多人说1930年中原大战，曲阜解围是陈诚救了陈长捷，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守城的是晋军李生达，陈长捷那会儿还在阎锡山手下当旅长，在娘子关待着，压根没去曲阜。

俩人真正打上照面，得到1937年10月的忻口会战，陈长捷带着他的第七十二师死守官村，打了23天，人伤亡过万，他给卫立煌打电话，说预备队都打光了，我准备自己顶上去，卫立煌就把电话递给了旁边的副手，那人就是陈诚，当时是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

陈诚就说了一句话，“告诉陈师长，炮十团今晚到你处，归你指挥。”，这是陈长捷头一回直接听陈诚调遣，也是最后一次，后面八年，俩人各打各的仗，再也没见过。

直到1947年10月，老蒋要加强天津的防务，人事案是华北“剿总”报上去的，傅作义圈的名字就是陈长捷，参谋总长陈诚就在签呈上写了“如拟”两个字，多一个字都没批，陈长捷到天津后，给傅作义写了个《天津防守部署概要》，最后还自己添了一句，倘有闪失，愿受军法，信里一个字都没提陈诚。

1949年1月14号，解放军总攻天津，第二天下午三点，陈长捷在赤峰道的地下室被俘，身上就三样东西，一把手枪，一块怀表，还有一张没写完的纸条，上面就“辞修兄”三个字，底下全是空白。

后来坐着战俘列车往北走，路过徐州，他托押送的干部转交一封信，信封上写着“呈陈总长辞修”，可这信压根没寄出去，被部队留档了。

1959年12月4号，最高法颁布特赦令，陈长捷是第一批，他在功德林礼堂代表战犯发言，那份打印的讲话稿首页上，有人用铅笔写了一行小字，“陈辞修仍在台北，我亦未死，各为天涯，俱非自由。”

1965年3月5号，陈诚在台北病逝，消息广播第二天，陈长捷把自己关在办公室，写了篇四百字的《悼陈辞修》，最后一句是，“我获新生，君赴黄泉；旧日恩怨，付与东流。”，邱行湘回忆说，从那天起，陈长捷就再也没提过陈诚这个人。

1968年冬天，陈长捷在上海病逝，终年71岁，整理他遗物的时候，发现一个五十年代用的学习笔记本，扉页上有一行钢笔字，“历史误会，个人悲剧，后人毋再蹈覆辙。”，再也没有“陈辞修”三个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