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诚他心里咋想的我不知道,反正我是真难受”,这话从陈长捷嘴里说出来,已经是第二次了。
1965年3月7号一大早,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里,邱行湘正拿着广播稿念新闻,刚念到“陈诚副总统于台北病逝”,旁边一个人“啪”地一下就把手里的《人民日报》给合上了,那人是陈长捷,他其实六年前就特赦了,自己愿意留在这儿当个文史专员。
他站起来就往外走,也不说话,就停在走廊那头,背对着所有人,那肩膀抖得叫一个厉害,邱行湘赶紧追过去,想递块手帕,陈长捷理都没理,就是低着声反复念叨,“我难受,不是为他,是为我自己。”
这感觉,十三年前他就尝过了,1952年冬天,所里组织学《矛盾论》,让大家聊聊什么叫“个人选择和时势”,轮到陈长捷发言,他站起来就说,天津那一仗,我听傅作义的命令死守,最后城破了人被抓了,陈辞修呢,他听老蒋的命令反攻,结果一路败退,他内疚不内疚我不知道,我是真难受,这话当时就被记录员一字不差地写进了《学习简报》。
说起来,陈长捷和陈诚这俩人,碰面的次数少得可怜,可每次都卡在节骨眼上,很多人说1930年中原大战,曲阜解围是陈诚救了陈长捷,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守城的是晋军李生达,陈长捷那会儿还在阎锡山手下当旅长,在娘子关待着,压根没去曲阜。
俩人真正打上照面,得到1937年10月的忻口会战,陈长捷带着他的第七十二师死守官村,打了23天,人伤亡过万,他给卫立煌打电话,说预备队都打光了,我准备自己顶上去,卫立煌就把电话递给了旁边的副手,那人就是陈诚,当时是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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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诚就说了一句话,“告诉陈师长,炮十团今晚到你处,归你指挥。”,这是陈长捷头一回直接听陈诚调遣,也是最后一次,后面八年,俩人各打各的仗,再也没见过。
直到1947年10月,老蒋要加强天津的防务,人事案是华北“剿总”报上去的,傅作义圈的名字就是陈长捷,参谋总长陈诚就在签呈上写了“如拟”两个字,多一个字都没批,陈长捷到天津后,给傅作义写了个《天津防守部署概要》,最后还自己添了一句,倘有闪失,愿受军法,信里一个字都没提陈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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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月14号,解放军总攻天津,第二天下午三点,陈长捷在赤峰道的地下室被俘,身上就三样东西,一把手枪,一块怀表,还有一张没写完的纸条,上面就“辞修兄”三个字,底下全是空白。
后来坐着战俘列车往北走,路过徐州,他托押送的干部转交一封信,信封上写着“呈陈总长辞修”,可这信压根没寄出去,被部队留档了。
1959年12月4号,最高法颁布特赦令,陈长捷是第一批,他在功德林礼堂代表战犯发言,那份打印的讲话稿首页上,有人用铅笔写了一行小字,“陈辞修仍在台北,我亦未死,各为天涯,俱非自由。”
1965年3月5号,陈诚在台北病逝,消息广播第二天,陈长捷把自己关在办公室,写了篇四百字的《悼陈辞修》,最后一句是,“我获新生,君赴黄泉;旧日恩怨,付与东流。”,邱行湘回忆说,从那天起,陈长捷就再也没提过陈诚这个人。
1968年冬天,陈长捷在上海病逝,终年71岁,整理他遗物的时候,发现一个五十年代用的学习笔记本,扉页上有一行钢笔字,“历史误会,个人悲剧,后人毋再蹈覆辙。”,再也没有“陈辞修”三个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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