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万佛峡榆林窟主持郭元亨用生命守护的国宝象牙造像

郭元亨，原名郭水科，1896年10月15日出生于甘肃省高台县南华乡明水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出生时，家中仅有半亩薄田、两间土坯房，父母靠租种地主土地为生，常常食不果腹。

1907年，11岁的郭元亨因家中实在难以维持，被迫辍学，到本村地主李老财家放牧，每月仅能换取3斗粗粮补贴家用。

1911年，15岁的郭元亨因体力渐长，离开家乡，辗转于高台、临泽、酒泉等地，靠扛长工、打短工谋生。

1927年8月，国民党政府在甘肃各地大规模抓壮丁，为躲避抓壮丁，他于8月12日深夜，带着仅有的一件棉袄、几升粮食，偷偷离开了家乡，沿着河西走廊一路向西，历经15天的跋涉，于8月27日抵达安西县踏实乡。在踏实乡，他找到当地农户王大户，以织布为生，每月能挣5块银元，本以为能暂时安稳，却没想到当地兵役征召同样严厉，国民党安西县政府每月都会派人到各村抓壮丁。1927年12月5日，王大户家被兵役人员搜查，郭元亨侥幸逃脱，被迫深入祁连山区，沿着踏实河上游的峡谷一路前行。

当时的祁连山区正值寒冬，大雪封山，郭元亨衣衫单薄，粮食早已耗尽，走到踏实河上游的蘑菇台附近时，因饥寒交迫晕倒在雪地里。幸运的是，他被前往山区采药的万佛峡榆林窟主持马荣贵发现。马荣贵见他可怜，便将他带回榆林窟，悉心照料。在榆林窟休养的半个月里，郭元亨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温暖，也对这座藏于祁连山深处的石窟产生了深厚的感情。1927年12月20日，在马荣贵的提议下，郭元亨正式出家为僧，法号“元亨”，从此定居榆林窟，开启了他与这座石窟相伴一生的岁月。

1930年5月，马荣贵因常年操劳，患上了严重的肺病，卧床不起。在病榻前，马荣贵将郭元亨叫到身边，从自己的禅房暗格里取出一尊象牙造像，郑重地托付给他：“这是榆林窟的镇窟之宝，是唐代从印度传入的，历经千年，无数人觊觎。我时日无多，你一定要妥善保管，绝不能让它落入坏人手中，要为国家和后人留下这份珍宝。”郭元亨含泪点头，承诺一定会守护好这尊造像。1930年6月10日，马荣贵病逝，郭元亨正式接任榆林窟主持，肩负起守护石窟、保管文物的重任。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从甘肃靖远渡过黄河，开始西进，计划打通与苏联的联系，建立抗日根据地。但在西进过程中，西路军遭到国民党马步芳、马步青部队的疯狂围剿，损失惨重。1937年3月，西路军左支队千余人在代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的带领下，突破马步芳部队的包围，取道祁连山腹地，计划经安西县蘑菇台地区西进新疆，寻求支援。

1937年3月12日，西路军左支队抵达万佛峡榆林窟附近的蘑菇台，程世才代军长得知榆林窟有主持，便亲自带领几名士兵前往榆林窟，希望能向僧人求助，获取一些粮食和药品。

程世才向郭元亨表明了红军的身份和处境。郭元亨虽身处偏远山区，但也听闻过红军的事迹，当即决定伸出援手。当天下午，郭元亨便召集榆林窟的其他3名僧人，一起清点窟内的粮食和物资。将自己储存的小麦、面粉、黄米等连同自己平时骑的一匹枣红马一并交给程世才。

程世才深受感动，当即写下一张欠条，交给郭元亨，承诺等革命胜利后，一定会派人前来偿还。1937年3月15日，西路军左支队休整3天后，带着郭元亨提供的物资，继续向西进发。

红军离开后，郭元亨支援红军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国民党马步芳部队耳中。1937年3月20日，马步芳的骑兵第二旅旅长马忠义，带领200余名士兵，气势汹汹地赶到榆林窟，将郭元亨抓捕，乘机勒索了3两6钱黄金、100块银元，才勉强放过他。

幸运的是在被抓捕前，他将象牙造像藏在了榆林窟第3窟的壁画后面，挖了一个暗格，并未被马家军发现。

象牙造像作为榆林窟的镇窟之宝，自唐代传入后，便一直被历代主持秘密保管，从未对外公开，却始终难逃各方势力的觊觎。

1940年5月，军阀马步康（马步芳的堂弟）听闻万佛峡榆林窟藏有一尊稀世象牙造像，便一心想要将其据为己有。5月10日，马步康派遣50余名士兵，从安西县城出发，前往榆林窟，以“巡查文物”为名，实则是为了抢掠象牙造像。士兵们抵达榆林窟后，便将郭元亨包围，要求他交出象牙造像。郭元亨谎称“窟内并无象牙造像，只有普通的佛像和壁画”，拒绝交出造像。

马步康的士兵见郭元亨不配合，便对他严刑逼供，将他吊在房梁上，用烙铁烫他的身体，还用冷水泼醒昏迷的他，逼迫他说出造像的下落。郭元亨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始终守口如瓶，没有透露任何关于造像的信息。

士兵们在榆林窟内搜查了3天3夜，翻遍了所有洞窟和禅房，甚至破坏了部分壁画和彩塑，却始终没有找到象牙造像。5月13日，马步康的士兵因迟迟找不到造像，又担心遭到其他势力的袭击，只好悻悻离去。郭元亨被救下来时，已经奄奄一息，经过半个多月的休养，才逐渐恢复。

1941年4月5日，著名画家张大千带领弟子前往万佛峡榆林窟，计划临摹洞内的壁画。在临摹壁画的过程中，张大千曾多次向郭元亨打听象牙造像的情况，说道：“元亨师傅，我听闻贵窟藏有一尊唐代象牙造像，我对古代佛教艺术十分痴迷，能否让我一睹真容，也好为我的临摹提供参考？”郭元亨认为如果造像的消息传开，难免会引来更多势力的觊觎，甚至可能被走私到国外。因此，他始终以“从未听闻有此造像”为由，拒绝了张大千的请求。张大千见郭元亨态度坚决，便不再追问。

1947年8月，安西县参议长刘永宽，为了讨好国民党高层，也企图获取象牙造像，计划将造像作为礼物送给国民党甘肃省主席。8月15日，刘永宽暗中派人前往榆林窟，威胁郭元亨，要求他在3天内交出象牙造像，否则就将他抓捕入狱，以“通匪”的罪名处死。

郭元亨得知消息后，十分焦急，他知道刘永宽在安西县城势力庞大，硬抗肯定不行。于是，他动用自己平时积攒的20块银元，找到了安西县文化馆的李干事（李干事曾多次到榆林窟考察文物，与郭元亨相识），希望李干事能帮忙周旋。李干事敬佩郭元亨的护宝行为，便答应帮忙。在李干事的斡旋下，刘永宽最终放弃了抓捕郭元亨、抢掠造像的计划，郭元亨再次化解了危机。

这尊被郭元亨拼死守护的象牙造像，本身具有极高的艺术和历史价值。它由一块完整的象牙雕刻而成，外形似手掌，高15.9厘米，上宽11.4厘米，中宽15.7厘米，下宽14.8厘米，合厚3.5厘米。造像主体为骑象普贤菩萨，菩萨祖胸赤足，卷发如波，面容慈祥，手捧一座小巧玲珑的宝塔，宝塔上雕刻着精美的花纹。

菩萨所骑的大象，体型健壮，神态温顺，四肢站立，身上装饰着华丽的鞍具。更为精妙的是，将造像分开观察，内部刻有365个佛祖经变图，每个经变图都形态各异、栩栩如生，涵盖了佛教中的不同场景和人物。

经文物专家考证，这尊造像源自唐代，是印度佛教艺术与中国唐代雕刻艺术融合的产物，见证了唐代中外文化交流的繁荣，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如今，这尊象牙造像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成为研究古代佛教艺术和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实物资料。

1950年3月10日，郭元亨主动联系安西县人民政府，提出要将象牙造像献给国家。安西县县长王震寰得知消息后，十分重视，于3月15日亲自带领工作人员前往榆林窟，接收了这尊象牙造像。郭元亨在交接造像时，说道：“这尊造像历经千年，是国家的珍宝，如今新中国成立了，我将它献给国家，希望能让更多人看到它的价值，也希望国家能好好保护它。”

1950年5月1日，甘肃省人民政府为表彰郭元亨在文物保护方面的突出贡献，向他颁发了嘉奖令，并奖励他人民币100万元（旧币，约合新币100元）。郭元亨将奖励的钱全部捐给了榆林窟，用于洞窟的维护和修缮。

1951年1月，郭元亨被任命为敦煌文物研究所文物保管员，专门负责榆林窟的管理与维护工作。

1954年7月，他当选为安西县人民委员会委员。1956年1月，他当选为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省人大会议上，他提出了“加强文物保护立法、加大文物保护资金投入”的提案，为甘肃省的文物保护工作提供了重要参考。1957年3月，他当选为甘肃省政协委员，积极参与政协的各项活动，为甘肃省的文化事业和农村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1961年12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政治部和装甲兵副司令员程世才（当年西路军左支队代军长），特意致信安西县人民委员会，信中深情回忆了1937年郭元亨支援红军的事迹，赞扬他“在革命最艰苦的岁月里，不顾个人安危，主动支援红军，为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实为可贵”，并向郭元亨表示亲切的慰问和崇高的敬意。

1970年，郭元亨因身体原因，不再担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文物保管员，但他依然居住在榆林窟附近的僧房里，经常到石窟内查看文物的情况，为前来考察的专家和工作人员提供帮助。

1975年，郭元亨患上了严重的肺气肿，身体越来越虚弱。1976年7月18日，郭元亨在榆林窟的僧房里安然离世，享年8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