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器的兴起：早期帝制中国统治的隐秘脉络

作者｜林永昌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人类学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商周与秦汉时期的经济体系与社会变迁，出版著作《汉代考古学》。

有关古代中国铁器技术的起源时间众说纷纭。尽管东周时期的零散文献中已出现若干疑似与铁相关之文字，但这些佶屈聱牙的文字，因其晦涩及模糊的语境，冶铁技术的起始时间与地点仍难以判定。这一困境在《诗经·秦风·驷驖》的“驖”字上表现得尤为典型：

驷驖孔阜，六辔在手。

公之媚子，从公于狩。

奉时辰牡，辰牡孔硕。

公曰左之，舍拔则获。

游于北园，四马既闲。

輶车鸾镳，载猃歇骄。

（《毛诗正义》卷六，六六三，页411。）

诗中描绘秦国驭车将士的雄姿时，使用了一个读作“铁”（驖）的字，通常被训诂为“铁色”或“黑色”，盖因其音韵与“铁”字相同。部分学者据此推测铁器当时可能已在秦国出现，因而衍生出这个描述“铁色”马匹之字。然而，反对观点的驳论同样切中要害，因“铁”字或许只是从形容深色或某种特定色泽的词源假借而来，后者反映的是铁色给诗人留下的视觉印象与后世对此的认知相似，而“铁”字的声旁或许正是由此产生。

《帝都之铁：汉代铁工业与辐辏网络》

林永昌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25年7月

由于文献记载中的“铁”字含义扑朔迷离，研究早期冶铁技术的学者转而求助于考古记录。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地中海东部和安纳托利亚地区早在公元前12 世纪就开始进行大规模铁器加工，这一时间远早于欧亚大陆其他地区。而根据放射性碳-14 年代测定数据，学者普遍认为，中国新疆境内最早的铁器样本可追溯至公元前10至前9世纪。虽然这些结论尚属初步推断，但现有证据支持铁加工技术很可能是由西向东渐次传入中国的观点。这也与冶铜、牛羊畜牧及小麦种植等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约公元前3000年）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技术传播路径相似。在丝绸成为主要的贸易商品之前，铁制品及其制作工艺可能已循此路线东传。由此观之，地处陇东，也就是古代丝绸之路东端的早期秦国工匠，很可能是中国尝试使用冶铁技术的先驱群体之一，这也从侧面解释了为何与“铁”词源相关的汉字最早出现在与秦国相关的文献中。秦国位于东西方交通要道的交会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可能为日后铁工业的兴起埋下了伏笔。

在铁器技术初步实现“在地化”后，古代中国的早期冶铁技术迅速发展出生铁冶炼工艺，这一发展路径与西亚等欧亚大陆其他地区截然不同。由于生铁冶炼相较于此前的青铜铸造需要消耗更多的燃料、矿石和人力，所以能够动员大量劳动力修建陵墓、长城等巨型工程的秦国政治体制，很可能正是推动冶铁技术向生铁冶炼转变的动力。此外，秦国的官僚体系也可有效地管理和整合都城区与各地生产中心。为深入理解汉代铁器的社会意义，笔者首先梳理公元前一千纪下半叶秦国铁工业的发展脉络，并细致地考察当时列国冶铁技术的具体状况。

在传统考古学观点中，铁器常常被简单地视为比青铜或其他工具制作材料更“先进”的材料，但这一观点未能全面地反映历史实况，尤其在冶铁技术发展的初始阶段。但铁器制造，特别是生铁生产，需要掌握高温炉（通常要超过1300摄氏度）的操作技术，而且需要存在支撑这种生产技术变革的社会组织条件。要理解铁器如何在汉王朝发展与治理中发挥核心作用，我们必须首先厘清冶铁技术兴起的背景。由于铁器生产的转型与铁工具的传播都发生在公元前一千纪，所以笔者将先探讨这一时期的社会条件。

生铁技术在各个社会领域中的重要性，如促进更高效的农具制造，已有广泛讨论。然而，古代中国冶铁技术的发展历程，特别是其兴起与国家权力演变之间的关系，至今尚未得到充分考察。这导致两个关键问题长期悬而未决：其一，本土铁技术最早于何处出现？其二，以生铁为主的铁器生产及相关制钢技术转型是如何完成的？虽然部分国内学者主张长江中游的楚国地区很可能是最早的冶铁中心，但古代中国冶铁史专家华道安（DonaldWagner）则指出，该技术应起源于长江下游，而非楚地或传统认知的中原地区。目前上述问题仍未有定论，也鲜有学者从长时段视角出发，批判性地考察这些地区所见的技术与日后汉代铁业整体发展的内在关联。

另一个关键问题涉及战国时期列国如何组织铁器生产，以及这项技术在多大程度上对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学界普遍认为，战国墓葬中普遍出土的铁器，表明当时已存在规模化的冶铁工业。然而，既有研究对各国铁工业生产组织过程的探讨尚不够充分，且往往先入为主地假定列国的冶铁技术发展模式如出一辙。有学者甚至提出，冶铁技术或铁器生产的组织方式可能是促成秦国完成统一大业的重要因素。令人遗憾的是，目前仍缺乏对秦国与其他列国冶铁情况的系统性比较研究。

近几十年来，随着大量战国遗址考古报告的相继问世，重新审视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变革与社会发展的时机已然成熟。笔者将系统地梳理中国古代冶铁技术的发展历程，并提出若干新见解。笔者首先综述公元前一千纪上半叶冶铁技术的最新研究成果。继而重点考察晋（含韩、赵、魏）、楚、秦三大列国的铁器类型与技术特征。与齐、燕等列国相比，这三国的考古资料更为丰富。最后，通过整合多方证据，笔者力图展示一幅全新的早期铁工业发展图景。东周早期，在北方的兵器制造中，铁已被普遍使用，而在南方则并不常见。这一现象暗示冶铁技术可能自中亚或欧亚草原传播而来。虽然秦国工匠可能在早期铁器生产试验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但冶铁技术在初步传播后，似乎在晋、楚两国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反观秦国的冶铁技术则步履蹒跚。这表明至少在战国前期，秦国的铁工业发展可能稍逊一筹。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战国时期作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社会转型期之一，其变革之剧烈可谓空前绝后。在这风云变幻的两百多年间，战争规模持续扩大、人口急剧膨胀、秦国（及晋国）推行新的土地分配制度以刺激农业生产等重大变革的出现，共同推动了铁器大规模制造的发展。同时，将铁转化为钢（碳含量为0.5%～1%）的技术效率显著提升，进一步促进了铁工业的发展。据推测，列国面临相似的农业发展需求，因此学界普遍认为三大列国冶铁技术的发展速度不相上下，但细究考古记录却不难发现，各国的铁器组合实则各具特色。三大列国冶铁技术发展速度的差异不容忽视，而这些差异可能预示着汉代铁工业的发展轨迹。尽管三大列国采用的生铁技术同属生铁传统，但笔者认为，其生产的社会环境与劳动组织大相径庭。因此，要准确地理解战国时期铁工业的发展轨迹，就必须采取区域性的研究视角。

作为地位象征的铁器

在古代中国，冶铁一般采用所谓的生铁技术，即将铁矿石熔化为液态后浇铸成型，其含碳量通常可达4%。第三章将对此项技术及相关术语做更详尽的阐释。由于冶铁技术在先秦时期的兴起为汉代铁工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所以在此有必要区分生铁与其相对的块炼铁。生铁是指将铁矿石熔化至液态并浇铸成型，这一过程需要高炉温和强还原气氛。而块炼铁则是在相对较低的温度和较弱的还原气氛下将铁矿石还原。因为在块炼铁的制造过程中，炼渣未能完全从金属铁中分离出来，所以其成品是海绵状的金属铁与炼渣的混合物。虽然生铁冶炼中的高温可以有效地去除杂质，但其成品实际上是铁碳合金，极为坚硬且缺乏柔韧性。因此，需要进行退火（热处理）和脱碳，才能使生铁工具变得实用（将生铁转化为钢或使其“软化”）。相比之下，块炼铁质地较软，铁匠需要在锤打和锻造过程中将块炼铁渗碳成钢，使其变硬并锻造成所需的器型。由于块炼法技术门槛较低，所以古代社会早期的冶铁尝试多始于此，中国亦不例外。

这两种铁的制造所依赖的社会条件往往迥然不同。生铁冶炼需巨大投入：不仅需要建造设施（如熔炉、鼓风系统、将生铁转化为钢的精炼系统）、组织充足的劳动力，而且需要大量燃料维持高温和还原环境，以熔化铁并生成流动性良好的炼渣。这些设施、劳动力和原材料的综合成本高昂，因此必须依赖发达的交通网络和完善的市场体系，方能获得经济效益。否则，库存过剩会造成不必要的资源浪费。相比之下，块炼铁炉在每一次冶炼过程中产出的铁数量有限，且所需的热能和燃料较少。在劳动力不足、燃料匮乏或交通路线不发达的地区，块炼铁反而是个更合适的选择。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古代的铁工业，不仅需要投入大量的燃料和原材料，而且需要一个复杂的系统来组织大量的劳动力，这对理解中国古代社会生产状况颇具启示。我们必须把冶铁技术的兴起置于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加以理解。

为了将冶铁技术置于历史背景中，笔者将梳理中国古代早期冶铁技术的发展情况。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最早的中国古代铁制品出土于甘肃的磨沟墓地，该墓地与寺洼文化相关。磨沟墓地出土了两件铁器（铁条、铁块），其年代约为公元前14世纪。冶金分析显示，这两件铁器均为块炼铁制品。磨沟出土的这些早期铁器证实了早期冶铁技术（块炼铁）是通过与中亚或西亚的文化交流或互动引入的，而非本土发明。然而，至本书写作时，在新疆等中国西部地区发现的可确定年代为公元前10 至前9世纪的早期铁器寥寥可数。冶铁技术是如何从新疆经河西走廊传播到中原（也就是黄河中游和黄土高原东南缘），以及早期冶铁技术的传播如何催生复合金属兵器（使用两种金属制造兵器的不同部件），如河北省台西遗址和北京市刘家河遗址出土的铁刃铜钺，这些问题仍悬而未决。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件钺皆由陨铁制成，而非人工炼铁。

冶铁技术应用于手工业生产的发展趋势在公元前8世纪至前7 世纪，也就是周室东迁的两周过渡时期更加明显。块炼铁和陨铁在这一时期被大量用于制作高级兵器，如作为贵族身份象征的随葬戈和短剑（见图1.1）。通常铁被用于制作这些铁器的刃部。在这一时期的许多贵族墓葬中都发现了使用铁的证据，包括甘肃省的景家庄和大堡子山，陕西省的边家庄、益门村和梁带村，河南省的上村岭，北京市的军都山，以及山东省长清仙人台。（这些物品皆由块炼铁或陨铁制成，大多数被锻接到青铜刀柄之上。）这些地点大多数位于秦国领地和中原地区。与这些发现相关的墓主多为贵族，大体可分为两类：大堡子山、上村岭、梁带村和仙人台属于与周朝分封体系有关的列国墓地，这些墓地中已发现确认国君级的墓葬；景家庄、边家庄、益门村和军都山的墓主可能与戎族或其他边疆部落有关。服务于秦国贵族阶层的工匠群体，在早期冶铁技术的传播中应发挥了重要作用。

图 1.1 春秋时期的复合金属武器、工具示意图（a-d为戈，e、f为短剑。a 一b：改自河南与三门峡 1999 图 105.3。c：张天宇等 2020图 3。d：改自陈建立等 2009 图 3。e：改自韩汝玢 1998 图 1.4。f:改自田仁孝与雷兴山图 7.1）。

铁器为何在兵器制造领域突然盛行，至今仍是未解之谜。虽然部分学者主张冶铁技术可能源于本土青铜工匠的自主发明，但随着越来越多的早期铁器在与早期丝路相关的不同地点出土，学者越发认为冶铁技术是沿着早期丝绸之路东传而来。因此学者将这些早期铁器视为技术传播的“考古标识”，推测其可能是随着早期游牧民族迁徙而传入中原。考虑到中原地区出土的铁器数量有限，并且确凿的冶铁证据直到公元前一千纪下半叶才出现，因此这些早期铁器更有可能是通过贸易交换获得，而非本地生产。即便新疆地区的早期块炼铁技术确实受到外来影响，但这种技术传播似乎并未立即促使丝绸之路沿线工匠普遍采用新技术，至少目前尚未发现明确的考古证据支持这一新技术的采用过程。

在中国南方（如长江流域），复合金属兵器的考古发现可谓屈指可数。迄今为止有关早期冶铁技术的最有力的考古发现，当属河南省下寺10 号墓出土的一件玉柄铁匕首，该墓葬与楚国蒍氏贵族家族密切相关。不过这座墓地位于中原文化圈边缘地带，与其他早期铁兵器出土地点相距并不算遥远。鉴于该墓葬年代被普遍认定为春秋晚期，这件器物可能暗示复合金属技术在中原南部贵族兵器制造中的应用相对较晚。早期铁器集中分布于中原西部至河西走廊一线，这一显著的地域分布特征似乎为“早期铁技术受西亚外来影响”的假说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这些早期铁器主人的身份也呈现出不同寻常的分布规律。除了军都山墓葬主人被确认为非华夏族群平民，其余铁器拥有者均为周文化体系内的贵族阶层，其墓葬中随葬有大量青铜器、玉器等珍贵物品。经过冶金学分析，这些早期铁器多采用块炼铁或陨铁制作，但有趣的是，人工炼铁与陨铁的使用与器物形制之间并未呈现明显的对应关系。虽然这些铁器的确切来源仍有待考证，但其广泛的分布范围清楚地表明，在秦国等大多数东周列国，铁器已被统治贵族视为凸显身份、地位的重要象征。春秋早中期很可能是中国古代冶铁技术探索与实验的阶段。这一历史现象生动地印证了科学史学家西里尔·S.史密斯（Cyril S.Smith，1903-1992）的经典论断：“人类历史上新材料的应用往往并非源于实用需求，而是出于对艺术的兴趣追求。”由此观之，冶铁技术的出现与发展，或许正是古代贵族阶层资助手工业所产生的意外成果之一。

公元前7 世纪至前5 世纪，生铁技术在中原地区和长江流域逐步确立地位；与此同时，块炼铁也在贵重的礼仪性兵器生产中被广泛应用。目前已知最早的生铁证据来自山西省侯马市天马—曲村遗址。该遗址的春秋早期居住层出土了两块生铁碎片。然而，这些残件的形状很不规则，冶金考古学家将这些残件视为块炼铁冶炼过程中偶然产生的副产品。另外，在河南省若干处墓地和居址中也出土了一批公元前5 世纪以前的生铁工具，这些发现通常被视为中原地区生铁器具规模化生产初现端倪的重要标志。值得注意的是，原秦国境内也出现了两件春秋晚期的生铁制品。一件是出土于马家庄2 号宗庙庭院中祭祀坑的铁锸，另一件是出土于秦公一号大墓（秦景公墓）的数件锸。这两处遗址都位于公元前7 世纪至前4 世纪的秦都雍城。由于这些工具通常都是生铁铸造，所以一些学者认为，这些铁器的发现说明了秦国早期生铁制造的发展。根据现有发掘报告，尚不清楚这些工具是否来自原始埋藏环境。考虑到秦国居住遗址中发现的生铁制品数量有限，这一匮乏的状况甚至延续至战国时期，笔者认为这些早期发现的生铁制品可能是后世混入的遗存。

总结来看，以块炼铁为基础的中国古代早期铁工业，主要服务于贵族礼仪性兵器制作，这与公元前5 世纪之后的发展情况大不相同。在技术应用的初始阶段，诸多重要发现（如景家庄、大堡子山、益门村和边家庄）都集中在秦国境内或与秦国关系密切的族群遗址中。然而，由于生铁工业的发展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特征，特别是中国南方铁业的发展脉络长期未被充分重视，所以不宜简单地将这种早期冶铁技术与后期的生铁工业视为直接的线性演进关系。